我的朋友，诗人娜奥米·雷普兰斯基（naomireplansky）在信中说，她正在读一本很棒的小说，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我知道他曾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却是娜奥米的评论让我跑去买了一本。
翻开第一页时，那些古怪的标点符号令我望而却步。萨拉马戈喜欢不停顿的长句子，省略引号，还不喜欢分段。在我看来，标点符号是人类为数不多的没有不良副作用的发明之一，并且我非常喜欢这些小圆点和曲线，甚至曾专门为它们讲过一整节写作课。而在萨拉马戈的书中，一整页从上到下密密麻麻，仿佛不透风的灌木丛，只有逗号隔开的几条小路，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读，让我一度心生厌恶。
紧接着，当我在灌木丛中摸索前行时，开始感到害怕。这个故事，委婉地说，就是一场噩梦，我读过的那些冷硬惊悚小说与之相比简直就像小甜饼。故事的设定是，一座城市里所有人都突然失明了，不是同一时间，而是几天之内先后随机失明，这个想法本身就已足够恐怖；萨拉马戈通过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眼睛（完全是字面意思）来描述这一过程，用平和安静的叙述口吻将恐怖推向极致。尽管政府试图控制（或者不如说正因为试图控制），这座城市很快开始崩溃——失明的司机驾驶汽车，住宅中发生火灾，惊恐万分的士兵面对惊恐万分的市民。一座被用来关押早期失明者的废弃精神病院，很快就变成一个地狱般的地方，恐惧和软弱可以在人们身上唤起的所有最坏的事情都汇聚于此——欺凌、奴役、无端的残忍、强奸……我读到这里就停了下来。我实在无法忍受。
要继续读下去，要有意去读那些可怕的残酷文字，我必须毫无保留地信任作者，就像信任普里莫·莱维描写集中营的回忆录一样。我必须相信，萨拉马戈不仅仅是在利用自己对读者施加的力量上演一场恐怖秀。我已准备好承认他的力量，承认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传递痛苦的天赋，但我需要足够信任他，需要相信这份痛苦值得忍受，才能听他把这个可怕的故事讲下去。要知道他是否值得这样的信任，唯一的方法就是阅读他的其他作品。我也正是这么做的。
于是，我读了能找到的萨拉马戈的全部英文作品。萨拉马戈用葡萄牙语写作，那是他的母语。通过探索他的其他长篇小说，我对他本人有了一些了解；在他优美、诚实、雄辩却又缄默的诺贝尔获奖演讲中，他告诉了我们他认为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于1922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十四岁之前连双鞋子都穿不上。他的外祖父母养了六头猪，这是他们唯一的生计；寒冷的夜里，他们把身体较弱的小猪仔抱进被窝。贫困迫使他离开正规大学教育，进入职业学校，在开始以文学为职业之前，他做过好几年机械师。在那篇诺奖演讲中，他这样说道：
那些我知道的普通人，他们被教会欺骗，后者既是国家与地主势力的帮凶，也从中受益，他们永远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他们无数次因为独断专行的虚假正义而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我还没有失去希望，至少现在还没有失去，希望能多从那些尊严的榜样中获得一些伟大的力量，而这些榜样是阿连特霍的广阔平原提供给我的。
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终生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四十四岁那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他为多家报纸撰稿，发表社论和杂文，还做过多年翻译工作，把不同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葡萄牙语，从柯莱特（colette）到托尔斯泰。1980年代，萨拉马戈六十多岁时，终于可以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长篇小说创作中；他的第一部作品《修道院纪事》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自那之后他再也不用走回头路了。他对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政策的直率批评，让他在一些批评家那里颇受诟病，尽管批评家们看似常常忽视他的政治立场，甚至对这个时代居然还能有人认真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想法嗤之以鼻。的确，只有性格顽固、永不妥协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但萨拉马戈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小说家，也不善于说教。他的主题都很复杂，既朴实又难以捉摸。
我的阅读过程整体很成功——《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也出了英文版）、《石筏》、《洞穴》，以及其他几本书（这部分的阅读时间要晚得多）。于是我又拿起《失明症漫记》，从头开始读，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萨拉马戈的词语丛林，并且相信无论他带我去哪里，无论路有多难走，都将会是值得的。
其他人可能不会像我一样，觉得这本书这么可怕。有太多的小说家，就像太多的电影人一样，会洋洋自得地在故事中塞满无情的暴力，会试图打破越来越高的震惊门槛，会利用残酷来帮助卖书，来“刺激”读者，而这部分读者已经习惯于认为除了“动作”之外的一切都是无趣的，或者习惯于为了控制自己身上的恶魔而将其释放到别人身上。太多的现实主义者将“不丑陋的东西就不可能真实”奉为原则，他们像消防队长一样警惕，要确保任何一丝体面、一线希望都立即被熄灭。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于与济慈站在一边，所以我通常避免这样的小说——因此我更喜欢非现实主义作家，也因此我最初拒绝信任萨拉马戈那个痛苦而丑陋的故事。那些习惯于虚构的暴行和鲜血飞溅的电影画面的人，不会像我一样，对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恐怖感到恶心。这其实是个遗憾，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有我最终一口气读完《失明症漫记》时的体验，那是一种真正的神迹体验，从可怕的黑暗中升起，进入一片清晰而真实的光明。
我用“神迹”这个词，并不是想暗示任何超自然的干预；这并不是萨拉马戈的路线。他对上帝总是很客气，他关于耶稣的小说总是对耶稣充满深情，但却把耶和华当作一位应该被审判的铁面法官来审判。他不寻求天堂的帮助。在《失明症漫记》这个黑暗的故事里，那一线微弱的光芒，来自一个孤独的人类灵魂试图做正确的事。她可以做正确的事，可以保护她的丈夫，但却只能通过做错误的事，通过撒谎来实现。她假装像其他人一样看不见，但她其实没有失明，因此她必须目睹难以忍受的恐怖。在她的困境背后，是那句愤世嫉俗的古老格言：“盲人国，独眼称王。”威尔斯最好也最奇怪的故事之一，正是为了驳斥这句话。萨拉马戈进一步继续驳斥，从而造就了过去五十年来最有力的一部道德小说。对我来说，这是一部几乎难以忍受的动人寓言，也是二十世纪最真实的寓言。它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处于危机中却全然无力的奇怪时代里文学可以是什么，又能够做什么的看法。
萨拉马戈于2010年夏天去世，享年八十七岁。那年秋天，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出版了他所有长篇小说的电子版，应该有这样一个版本，一种虚拟存在，因为萨拉马戈本人就曾在一篇博客文章中首次提到“虚拟文学”——一种“为了更好地揭示现实中看不见的神秘，而看似与现实脱节”的小说。他认为博尔赫斯发明了这种文学类型，但他自己却为之赋予了博尔赫斯小说所欠缺的伟大品质：对普通人，对人类日常生活充满热情和同情的兴趣。
或许我们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文学分类，但虚拟文学这种分类可能会有用，它不同于科幻小说和推测性小说的外推倾向，也不同于奇幻小说中只有完全想象出来的现实，或讽刺文学中改良性的愤怒，或魔幻现实主义的南美洲本土性，或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对于陈词滥调的执着。我认为虚拟文学与所有这些类型都有共通之处，并且它们实际上都彼此重叠，但其不同之处在于，如萨拉马戈所说，虚拟文学的目标是揭示神秘。
他作品中的揭示，是最为世俗也最为朴实的一种——没有宏大的顿悟，只有光明汇聚，缓慢到来，仿佛日出之前的时刻。被揭示的是日光之下的秘密，是看清这个世界的秘密，是真正每天都在发生的神秘。
萨拉马戈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他第一部重要小说，在去世前不久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该隐》。我不得不继续用现在时态来谈论他，因为此刻他依然栩栩如生地活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一位“资深公民”的作品，而这个词是我们对“老人”这个可怕词汇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委婉说法。他非凡的创造和叙述天赋，他激进的智慧、机巧、幽默、良好的判断力和善良的心，将会照耀任何一个珍视艺术家身上这些品质的人，但他的年龄却给他的艺术一种独特的优势。他把消息带给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些厌倦了听年轻人或自以为年轻的家伙说话的老年读者，而那些所谓年轻人说的，不过是我们年轻时曾跟所有人说过的话。萨拉马戈已把那些沉重的岁月抛诸身后了。他已经长大了。对崇拜青春的信徒来说这似乎离经叛道，但他实际上超越了年轻时的自己，更像一个男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他已走到更远的地方，学到更多东西。他见证了二十世纪的绝大部分，并有时间来思考，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学会如何讲述它。他的讲述展现出的能量和掌控力是一个奇迹。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他是唯一一位能告诉我某些我不知道的事的小说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某些我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他是唯一一位我至今仍在向其学习的小说家。他有时间和勇气，去获得那种微妙而又谦逊的理解，对此我们只能姑且称之为智慧。但智慧通常会被等同于巧言令色的宽慰。萨拉马戈却完全不提供宽慰。尽管他并不会鹦鹉学舌地重复那些关于绝望的忠告，但对于那个善良的骗子——希望——他也几乎没有什么信心。
所谓的“激进”，意味着“追根究底”，而萨拉马戈正是一个扎根于大地的人。在瑞典国王的王宫里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用激情和简朴的语言谈到阿连特霍平原上的外祖父母，谈到农民，谈到非常贫穷的人，终其一生，他们对他来说都是受人爱戴的存在和道德榜样。他对祖国的热爱是他创作《葡萄牙之旅》的动力，也是这部电子文集中唯一的一部非虚构作品。《葡萄牙之旅》是一本从北到南穿越这个国家的详细旅行指南，也是一次发现之旅，一次重新发现之旅，是去往也是回到这个国家的一段旅途，而为了抗议政府的宗教偏见，他曾自我放逐离开这个国家多年。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极端保守主义者，而后者与他所鄙视的新保守主义的反动庸俗毫无关系。作为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为之呼告和忍受痛苦的，不仅仅是信仰或意见，而更是理性的信念，它建立在清晰的伦理框架之上，可以缩减为仅仅一个句子，却是一个具有极端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精神内涵的句子：伤害比你弱小的人是错误的。
他的国际声誉因其坚定地反对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而受损。他认为，铭记着犹太人所受苦难的以色列人，应该停止让他们的邻国遭受同样的苦难，这让那些将反对以色列侵略政策与反犹主义混为一谈的人们不再支持他。对他来说，此事与宗教无关，而犹太人的历史恰正支持了他的论点：这是一个强者伤害弱者的问题。
萨拉马戈有句名言：“上帝是宇宙的寂静，而人类则是赋予这寂静以意义的呐喊。”他不常说这种戏剧性的警句。我会把他通常对上帝的态度描述为好奇、怀疑、幽默和耐心——这与你所想象的专业无神论者的激辩相差甚远。但他的确是一个无神论者，反对教权，不信宗教，虔诚的当权者当然憎恶他，他诚恳地回报以厌恶。在他迷人的《谎言的年代》（收录了2008到2009年间写的博文）中，他严厉谴责了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权威穆夫提，批评他们允许与十岁女孩结婚的立法是令娈童合法化，他也谴责了罗马教皇，批评他放任教士们的娈童行为——依旧是强者伤害无力抵抗的弱者的问题。萨拉马戈的无神论与他的女性主义立场是一致的，他对虐待妇女、贬低妇女和工资过低的状况，对男人滥用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力对待妇女的方式表示强烈愤慨。这一切都内在于他的社会主义立场。他选择站在弱者一边。
他从不多愁善感。在他对人的理解中，有一种非常罕见的东西——一种允许爱和钦慕生长的幻灭，一种看清世事之后的宽恕。他对我们不报太多期望。在精神和幽默感方面，他可能比此后所有小说家都更接近于我们第一位伟大的欧洲小说家塞万提斯。当理性的梦想和正义的希望走向永无止境的失落时，犬儒主义是一条容易的出路；但萨拉马戈这个顽固的农民是不会选择那条出路的。
他当然不是农民。他出身于寒门，曾是一名汽车修理厂技工，一路奋斗成为一名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文学家、编辑和记者。作为一位多年的城市居民，他热爱里斯本，他以局内人的立场处理有关城市和工业生活的问题。但他也经常在自己的小说中，选择从城市之外的某处来看待这种生活，在那里，人们用自己的双手谋生。他并不诗情画意地歌颂田园生活，而是提供一种现实感，让我们看到那些普通人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真正地与我们共同的世界剩下的那些部分联系在一起。
他的小说中最明显的激进之处，就是前面提到的标点符号。读者们可能会像我一样望而生畏，因为他只用逗号不用句号，又不分段，让整页文字密不透风，让大段对话分不清谁在说话，令人迷惑。这是一种朝向字词之间没有间隔的中世纪手稿的激进回归。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怪癖。我学会了接受它们，尽管并非心甘情愿。他使用的方法，会被中学老师们称为“用错逗号”或者“句无停顿”，这会让我读得太快，以至于无法把握句子的形状和对话中的间歇节奏。但当我放声朗读的时候，就几乎没什么困难，或许是因为阅读速度被放慢的缘故。
如果接受他的这点怪癖，那么他的文笔（这方面我是从他出色的译者玛格丽特·朱尔·科斯塔那里了解到的）可以说是清晰、可信、生动而粗犷的，非常适合叙事。他惜字如金。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说书人（再说一次：试着放声朗读），并且他所讲的故事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
这里有一些简短的笔记，记录了我自己在学习如何阅读萨拉马戈过程中的反思，这是一门上不完的课。
《修道院纪事》于1982年在葡萄牙出版后，迅速在欧洲获得好评。这是一部狂野的历史幻想小说，充满各种意料之外且难以预测的元素，包括音乐家多梅尼科·斯卡拉蒂、瘟疫、宗教裁判所、女巫与飞人，它古怪、迷人、滑稽、有趣，讲述了一个讨人喜欢的爱情故事。在我看来，它仿佛是其他更伟大的小说到来之前的暖场之作，却为作者赢得了声誉，并且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
在他所有的书中，我感觉最难读的是《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这是萨拉马戈最能展现出他的博尔赫斯式聪慧，或许也是他最具葡萄牙特性的一本书。它要求读者，即便对书中的主题缺乏了解（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葡萄牙文学文化，以及里斯本城市），也至少要对面具、替身和假身份有某种痴迷，萨拉马戈无疑具有这种痴迷，而我却完全没有。一位拥有这种痴迷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以及后来的《双生》）是一座宝库。
关于他的下一本书，他在诺贝尔奖演讲中只是简单提及：“葡萄牙政府对《耶稣基督福音书》（1991）进行审查，以这本书冒犯了天主教为借口，禁止它获得欧洲文学奖，因此，我和妻子搬到了加那利群岛的兰萨罗特岛居住。”大多数为了抗议暴虐专制而离开自己祖国的人们，难免奋臂高呼，手舞足蹈。而萨拉马戈只是“搬到另一个地方居住”。我承认，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但它是一部微妙的、亲切的、悄无声息、令人不安的作品，是那么多关于耶稣的小说中出类拔萃的一部（它们中的第一部，正如这本书的标题所暗示，可能正是《福音书》本身）。
《石筏》是一部科幻小说，这部动人的小说被极其幸运地拍成一部动人的电影，拍摄地点在西班牙。欧洲从比利牛斯山脉处裂开，伊比利亚半岛奇妙地、灾难性地发生漂移，越过加那利群岛向美洲而去。萨拉马戈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来取笑政府和媒体，在面对那些超出官僚与专家职责范围之外的事件时，缺乏耐心而又无能的夸张反应，同时也探索了一些我们称之为“普通人”的面目模糊的市民，面对这些神秘事件时的反应。这是他最有趣的书之一。并且在这本书里，我们还发现了第一只重要的“萨拉马戈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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