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尼斯瓦夫 莱姆:《索拉里斯星》 Stanislaw Lem: Solaris

《索拉里斯星》首次出版于1961年,1970年被译介为英文。它令我们这些美国人眼前一亮,不仅因为书本身,也因为当时我们对作者一无所知,尽管如今我们知道,他那时在自己的国家已经家喻户晓,并且名声传遍整个欧洲。斯塔尼斯瓦夫·莱姆?我们只听说过lem这个缩写,“月球旅行舱”(lunarexcursionmodule)——对科幻作家来说倒是个很好的名字。而《索拉里斯星》无疑是他的一部杰作。

莱姆的其他几部小说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其中包括无与伦比的《伊甸》,这些作品得到了来自批评界的好评。1973年,莱姆被美国科幻作家协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但当时正处于冷战的幽暗阴影下,许多协会成员都强烈反对接纳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显然,即便莱姆是波兰人而不是俄国人,即便可以从他的书中读出对斯大林主义强有力的颠覆性批评,但这对他们来说都没什么区别。整件事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轰动事件。一份杂志调查了科幻作家对越南战争的态度,结果显示鹰派与鸽派各占一半,而对莱姆的态度也差不多如此。双方唇枪舌剑彼此谴责,我当时也参与其中。最后,协会官员以技术问题为由撤销了莱姆的荣誉会员资格。我摆出的高道德姿态让自己下不来台,于是我决定拒绝由协会成员票选并决定颁给我的星云奖,而得奖的作品——非常讽刺——是关于知识分子和政治压迫的。于是,奖杯就落入票数第二的艾萨克·阿西莫夫之手,而他正是一位吵吵嚷嚷的冷战斗士,这将整场风波推向一种近乎莱姆式的反讽。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1972年上映的塔可夫斯基的电影《飞向太空》,很不幸地掩盖了这本书的光辉。那是一部思想深邃的美丽电影,但我认为它在思考的广度和道德的复杂性无法与小说媲美。实际上,尽管莱姆浓墨重彩地描绘出覆盖整颗索拉里斯星的海洋创造出的各种奇怪形状,让人联想到皮拉内西刻画的那些超自然的建筑,或者埃舍尔版画中的博尔赫斯式世界观,但这本书不应该以电影的方式解读,因为它从根本上不是以视觉,甚至不是以感官的方式被构思出来的。它归根结底是一部关于心智的作品,一部关于心智运作方式的作品。

重读这本小说,我再一次感受到,为什么人们会立即将其视为一部继承了前辈大师传统的、真正严肃的科幻作品。莱姆大胆的发明创造,以及他即便以第一人称叙述时也未曾改变的那种庄严或者说冷漠的笔调,都有儒勒·凡尔纳的影子。而他对于同时代科学前沿的警觉,以及那些寓言故事中的社会内涵,都与h.g.威尔斯如出一辙。同时,就像凡尔纳和威尔斯一样,他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优秀的说书人,会用一整套隐藏和揭示信息的技巧,让读者始终身处于悬念之中。他有创作一部字面意义上“宇宙寓言”的野心,这一点让人想到奥拉夫·斯特普尔顿。

在1970年美国版《索拉里斯星》的后记中,达科·苏恩文——彼时少数能够欣赏莱姆的英语世界批评家之一——颇为敏锐地提出了一种或许最具揭示性的文学类比,将这部小说称作十八世纪“哲理小说”(contephilosophique)的变体。这个术语是极为准确的描述,也为本书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解读路径。

不过,莱姆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却与伏尔泰清晰而幽默的视角不同。他的叙述迅速营造出一种混乱、神秘、紧张、悬疑的气氛。第一章,主人公抵达索拉里斯星,这部分充满震惊与暗示、一闪而过的恐怖、显而易见的幻觉、无法解释的事件和神秘的行为。这些谜题的含义在整本书中逐渐发展,走向结局,本该像侦探小说一样,最终为读者提供理解真相、解决谜题的强烈而简单的满足。然而,所有这些解决方案却依然处于未解决的状态:因为这些解释仅仅提供了一些暗示,让我们瞥见更深层次上的更多秘密。小说展示的是人类的理解力没有能力抵达知识的最终阶段;或许这也意味着,人类的理解力最多只能理解自身,却对自身之外的东西一无所知。

作为控制论和信息理论的早期专家,莱姆在《索拉里斯星》中创造了一种极其精妙的叙述结构,以此来展示追寻理解的渴望如何遭遇挫折。这些紧凑、生动、清晰且充满暗示的文字,引领我们穿过狂乱、意涵丰富、连续不断的意象,一个理论接着一个理论,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最终却只抵达了一片由语言构成却又无言的沉默。

其中有一处地方,会让任何一个读过大量所谓“学术研究”的人感到高兴。对此类读者来说,迄今为止尚属未知的“索拉里斯学”看起来简直再熟悉不过。莱姆富于反讽的机智,在他带领我们浏览索拉里斯学全貌的过程中达到极致:专家的主张,学者的争吵,无止境的解释取代解释,旧的理论被新的理论挤下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浓缩在精彩的短短几页里。

无论是乔纳森·斯威夫特式的讽刺,伏尔泰式的哲理小说,还是寓言式的科幻,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光明,而非温暖。在探寻关于人性的普遍真理的同时,这类故事必须放弃人类个性中那些无可动摇的顽固特质,而这正是其他小说赖以生存的东西。这些叙事模式也同时具有强烈的男性化倾向。它们可能会诋毁女性;可能会将女性作为刻板印象来呈现,好像女性只有在围绕男性角色的关系中才存在;可能会完全忽略女性。所有这一切在十八世纪和之前所有世纪的文学中都屡见不鲜(只有长篇小说存在例外)。而更为常见的是,科幻创造的“未来”往往只属于一半的人类,从而限制了这一类型的智力与道德潜力,令其仅仅被视作男孩们的天真冒险故事。

图书馆里的索拉里斯学科学家和学者似乎都是男性;当前驻扎在索拉里斯站的科学团队都是男性;很明显,先前的各批队员也是如此。在一部写于二十世纪后期的严肃小说中,建立一个完全不包含女性的知识领域,意味着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忽略。读者有理由怀疑,难不成这个知识领域是通过排斥女性建立起来的?难道一旦女性进入,它就会崩溃?小说是在暗示这一点吗?

莱姆并不天真。《索拉里斯星》展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极为有趣的没有女性的宇宙样本。而整本书的核心却是一位女性。她无疑是一个关键人物,虽然她在本质上是被动的,但其行为却被证实是具有决断能力的。即便她甚至都不存在。

她不仅是男主角凯尔文的妻子,更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属于他的,比一个妻子,即便是死去的妻子,更不可分割。哈丽作为神秘的索拉里斯海洋的产物,是一个根据凯尔文的记忆被组建出来的虚构之物,一个拟像。她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考和选择能力,即便她的存在完全依赖于他的存在:她在事实上的确无法离开他而存在。那么,他心中产生的对于她的爱,又是什么样的爱呢?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他曾让她自杀;现在,如果她再一次试图自杀,再一次……?这些强大且感人的场景,这种模式,在叙事中的作用是什么?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又或者只是一种自闭症状?)与索拉里斯学,或者与追寻终极意义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哈丽的牺牲与凯尔文在全书结尾处达到的那个脆弱而初步的救赎瞬间之间,存在任何必要的联系吗?又或者,只有当破坏性的女性力量被排除在外,当整个宇宙能够再一次被还原为纯粹的、“无性别的”——也就是男性的——心智游戏的时候,才能够达到救赎?

对某些读者来说,这可能是这本书中最迷人的问题,甚至比它表面上提出的那些悖论更加迷人,它用密集而奇妙的意象戏弄我们,让我们不再相信所有信息,引领我们从幻象走向未来愿景,而后者本身可能只是错觉而已。提出那些必须提出却尚不能够被回答的问题,创造那些既无法被遗忘也无法被解释的意象——这是最勇敢的艺术家具有的特权。

2002年为慕尼黑海恩出版社德语版《索拉里斯星》所作,收入该书时译为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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