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在爱荷华州种满二号玉米，但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书却出了问题。产品及其生产的标准化只对玉米奏效，因为即便是最没脑子的书中也有一定的智性内容。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去买别无二致的畅销书，程式化的惊悚、浪漫、悬疑小说，明星传记和热门题材书籍，但他们的产品忠诚度是欠缺的。一本书需要被阅读，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你需要醒着读它。因此你会想要某种回报。忠诚的粉丝们买了《一点钟死亡》，又买了《两点钟死亡》……然而突然之间，他们不想再买《十一点钟死亡》，即便它精确复制了同一套屡试不爽的程式。读者会感到厌倦。这时候一个好的增长——资本主义出版社应该如何去做呢？他要去哪里才能安全呢？
他可以通过剥削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找到一些安全感。其中当然包括教育类书籍——中小学课本和大学教材，都是企业最爱的猎物——也包括虚构与非虚构的畅销书和流行读物，它们给一起工作、一起去读书俱乐部的人们提供共同的当下话题，以及一种纽带。然而在此之外，我认为企业想要在出版业中寻求安全或者可靠增长本身是愚蠢的。
即便在我所说的属于书籍的世纪里，即便那时候许多人阅读和享受小说与诗歌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然而究竟有多少人，在离开学校之后，真正花很多时间，或者能够花很多时间来读书呢？那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工作辛苦，工作时间也很长。是不是一直都有很多人从来也不读书，是不是大量读书的人从来都并不是很多呢？我们不知道确切数字，因为那时候并没有调查来让我们操心这个问题。
如果人们花时间读书，那是因为读书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或者因为其他媒体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或者他们对其他媒体不是那么感兴趣——又或者因为他们享受读书。哀叹读书人口比例会诱发一种道德腔调：我们不读书是坏事，我们应该读更多的书，我们必须读更多书。聚焦于达拉斯那个一读书就昏昏欲睡的家伙，或许会让我们忘记属于自己阵营的伙伴，那些因为想要读书而读书的快乐至上者。这样的人可曾占据过多数？
我很高兴听说一位冷面冷心的怀俄明牛仔，三十年来始终在自己的鞍囊里装着一本《艾凡赫》，或者新英格兰的纺织女工们组织了自己的布朗宁读书小组。如今依然有这样的读者。总体来说，我们的中小学已经不再为他们（或许也包括其他所有人）提供那么多书，然而依然有一些即便是来自最糟糕学校的孩子，会在心口紧紧抱着一本书。
当然，如今书籍仅仅是“娱乐媒体”之一，然而要说带来真正的快乐，那么书籍与其他媒体相比并不小众。让我们看看其他竞争者吧。政府的敌意这些年来一直在持续阉割公共广播，与此同时国会允许一些企业买断私人电台，令其质量下降。电视一直在稳步降低对于“何为娱乐”的标准，以至于绝大多数节目要么无脑要么卖弄低俗。好莱坞不断重拍各种影片，试图让人反胃，只有偶尔的突破之作才会让我们想起电影被当作艺术时应该是什么样的。网络则为所有人提供了所有的一切，然而或许正是这种包罗万象，奇怪地令网络冲浪很少能带来审美满足。你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看图、听音乐、读一首诗或者一本书，然而这些制品只是通过网络让人获得的，而不是由网络创造的，也并非内在于网络。或许写博客是一种赋予互联网以创造性的努力，或许博客将会发展出某些美学形式，然而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尚未达成。
此外，读者也不是观众，他们所认可的快乐不同于被娱乐的快乐。一旦你按下“开启”按钮，电视就会一直、一直、一直播放，你需要做的只是坐在那里盯着看。然而读书却是积极的，是一种付出注意力的活动，一种需要警觉性的活动——实际上，这方面读书与打猎或者采集并无太大不同。一本书在其寂静无声中带来挑战：它无法用波澜壮阔的音乐吸引你，无法用尖利的大笑或枪炮声击穿你的卧室，震破你的耳膜。你只能在自己的头脑中聆听它。一本书无法像屏幕上的图像那样移动你的目光。它无法触动你的思想，除非你将思想交给它；它无法触动你的心灵，除非你将心灵放入其中。它无法替你完成一切。要读好一本书，就要跟随它，演绎它，感受它，成为它——凡此种种，除了书写它之外。读书并不像玩游戏，不是与一套规则或选项“互动”。读书实际上是与作者的头脑合作。难怪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书籍本身是一种奇怪的人造物，其技术并不醒目，却复杂且极其有效：它简洁小巧，方便阅读和携带，可以存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它不需要插线，不需要启动，不需要用机器播放，只需要一点光，一双人类之眼，一颗人类之心。它并非独一无二，并非转瞬即逝。它持久。它可靠。如果一本书在你十五岁的时候告诉你某些话，那么它将会在你五十岁的时候再一次告诉你，而你对这些话的理解或许会如此不同，以至于仿佛在阅读一本全新的书。
一本书是这样一种事物，它以物质的方式存在于那里，经久不衰，可以无限期重复使用，是一件有价值的物品，这一事实至关重要。
我并不是要将电子出版的普遍运用置于一旁，不过我猜测，按需印刷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得更加关键。电子产品就像思想一样易逝。历史开始于书写文字。今日文明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装订成册的书籍的持久性，依赖于它以稳固的物理形式保存记忆的能力。书籍的持续存在是我们作为智慧种族得以存续的重要部分。我们知道这一点，因此我们将有意损毁书籍的行为视作某种终极野蛮。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焚毁被哀叹了两千年，正如同人们会牢记并哀叹那些被亵渎和毁坏的巴格达的图书馆。
然而在我看来，企业出版商和连锁书店的最可恶之处在于他们假设书籍的内在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一个被认为应该卖得不错的书在几周内没有“表现”良好，它的封面就会被撕掉，被视作垃圾。企业无法辨认出任何不是当即变现的成功。这一周的爆款必须令上一周的爆款黯然失色，就好像没有地方能让一本以上的书在同一时间共存一样。因此，绝大多数出版商（及连锁书店）才会用粗暴愚蠢的方式处理库存书。
多年以来，以印刷形式保存的书籍或许为其出版商和作者挣了成千上万美元。一些销量稳定的书籍（即便被不屑一顾地归入今天所说的“非重点图书”）可以维持出版商好几年的运转，甚至允许他们冒险推出一到两位新作者。如果我是出版商，我会更愿意拥有j.r.r.托尔金而不是j.k.罗琳。
然而资本主义计算生意是以星期而不是以年为单位的。为了挣快钱、挣大钱，出版商必须冒险掏出几亿美元，预付给有可能写出这一周最畅销书的热门作者。这些巨款（往往都打了水漂）来自那些本应该付给可靠的非重点作者的常规预付款，以及那些旧的长销书的版税提成。许多非重点作家被放弃，许多可靠的长销书被降价出售，被当作祭品喂给了摩洛神。难道生意就是这么做的吗？
我一直希望企业能够醒悟过来，认识到出版业实际上不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健康关系的常规生意。出版业中的一些要素的确是，或者可以勉强成为成功的资本业务：教材工业正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工具参考书之类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可预测性。然而出版商所出版的书籍中，总有一些不可避免地是（或者部分是）文学，是艺术。而艺术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说得委婉一些，是一对冤家。二者的婚姻关系从来都不愉快。带有几分戏谑的轻蔑，或许是二者之于对方最愉快的情绪。它们关于什么样的东西能令一个人受益的定义截然不同。
所以，为什么企业不干脆带着戏谑的轻蔑，放弃文学出版社，或者至少放弃他们所收购出版社中的文学部门，将它们当作无法盈利的呢？为什么它们不放任文学出版回到得过且过挣够就算的状态，为什么不把钱付给装订工人和编辑，付掉那点微不足道的预付款和版税提成，并将挣到的利润主要投资在给新作家机会方面？既然如今学校已很少教孩子们为了快乐而读书，而孩子们的注意力无论如何都会被电子产品吸引去，读书人的相对数量似乎已不太可能出现什么有用的增长，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大幅缩减。这幅悲惨场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公司高管先生？为什么你不干脆甩掉它，甩掉那些指望不上的穷酸鬼，放手去做真正的生意，去统治世界？
或许你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你认为一旦拥有了出版业，你就可以控制被印刷、被书写、被阅读的一切？好吧，祝你好运，先生。你的想法正是暴君的常见错觉。而作家和读者，即便他们深受其苦，依然会带着戏谑的轻蔑面对它。
首发于《哈泼斯》，2008年2月，重发于《野女孩》（thewildgirls，pm出版社，2011年）
merdles，《小杜丽》中的“天才”金融家，其操作的基金最终因扩张过度而全盘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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