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活动的主持人们给了我一些可供开启讨论的话题：一位作家在这个世界中应该去哪里寻找力量和希望？一位作家在此时此地的使命又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会带来改变？我们又该如何创造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
惭愧的是，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同一个。我在这个世界中去哪里寻找力量和希望？在我的作品中，在我尝试写好的努力中。什么是一位作家在这个时代或者任何时代的使命？去写，去尝试写好。什么样的作品会带来改变？好的作品，诚实的作品，好好写的作品。我们又该如何创造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作为作家的志同道合不是建立在我们所共有的对于尽自己所能好好写的兴趣和承诺上，那就只能建立在作品之外——某个目标或者终极目的，某一则信息，某一种效果，或许令人神往，但它却令写作仅仅变成通往作品之外的某个目标的手段，变成某一则信息的载体。但写作对我而言并非如此。我并不是因此而成为作家的。
孩子们在学校里得到的教育是，写作是通向某个目标的手段。很多写作也的确是通向目标的手段：情书、各类信息、商务交流、说明指导、推特。很多写作体现为一则信息，也仅仅是一则信息。
因此有些孩子问我：“当你写一个故事的时候，你是先决定要传达的信息，还是先构思故事，然后把信息放进去？”
不，我回答，都不是。我并不传达信息。我写故事和诗歌。仅仅如此。至于这个故事或这首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的“信息”是什么——或许与它对我而言的意味截然不同。
那些孩子听了我的回答通常很失望，甚至震惊。我猜他们一定觉得我不负责任。我知道他们的老师是这么想的。
他们或许是对的。或许所有的写作，甚至文学写作，都并非目的本身，而是通向另外某个目标的手段。但如果我相信自己作品真正核心的价值在于其承载的信息，或者在于其提供的慰藉、传递的智慧、给予的希望，那么我是无法创作故事和诗歌的。哪怕这些目标宏大且高尚，它们也必然会限制作品的视野，会干涉其自然生长，会将其从神秘的土壤中切断，而神秘正是艺术生命力最深的源头。
如果一首歌或一个故事是刻意为呈现某个问题或提供某个结论而写的，那么无论问题和结论多么有力或有益，这部作品都已然放弃了自己的首要职责和基本权利，放弃了它对于自身的责任。它的首要工作仅仅是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赋予自己恰当且本真的“形”。那形就是它自身的美与真。
一只好的陶土罐，无论它是红泥打造的日用品还是精美的希腊古瓮，都仅仅是一只陶土罐，不多不少。在我看来，一篇好的文章也同样仅仅是它自身，是数行文字。
当我写下那些文字时，我或许是想表达我认为本真且重要的东西。而我此时此刻在写的这篇文章也是如此。
然而表达却并非揭示，此刻我在写的这篇文章，即便其中有艺术的成分，但比起艺术品，它更像是一条信息。
艺术却能揭示信息之外的某些东西。在我写一个故事或一首诗的时候，它或许也会向我揭示真理。真理并不是我放进去的，而是写的时候从中发现的。
而其他读者或许会从中发现其他真理，不一样的真理。他们大可以用作者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对待作品。想想我们是如何阅读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的。在过去三千年中，我们阅读希腊悲剧，将我们的灵魂放入其中，并从中发现各种东西，关于人类的激情，对正义的祈求，以及永不枯竭的意义，而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作者有意提供的意图，关于宗教或者道德教诲，关于警示或者慰藉或者普天同庆。那些作品正来自那种神秘，那深处的水脉，那艺术的源泉。
在这一点上，济慈与我立场一致，如果我对他提出的“消极能力”理解正确的话，此外还有老子，他认为陶罐的“无”正是陶罐之用。一首其形恰当的诗可以承载千百种真理，但它并不讲述其中任何一种。
这里我并不是要说“为艺术而艺术”，因为那句不幸的口号暗示我们，艺术是唯我主义的，艺术对于其受众的影响无关紧要。这是错误的。艺术的确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与心灵。
艺术家是共同体中的一员，那些能够看到、听到、读到她作品的人们构成了这个共同体。我自己首先要对自己亲手创造的作品负责，但如果我写的东西能够感动其他人，那么我当然也对她们负有责任。哪怕我对自己故事中的意义并不清晰，哪怕我只是在写的过程中刚刚开始有点眉目，我也不能假装那意义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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