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倒进几个一口杯里，有些酒杯的边缘已锈迹斑斑，因为它们一直被存放在上一场战争用过的金属弹药箱里。这些沉重的酒杯在桌上咣当作响，火辣辣的感觉被口渴创造出的黑暗所吞没。
如果我说那个女人。如果我说那个女人正在用力，在这场人造风暴之下佝偻着背，你会看到她吗？从你所站的地方，距离这一页只有几厘米的地方，换言之，在许多年之后，你会看到蓝色襁褓的一角在她的锁骨前飘动，看到她左眼角的痣，看到她眯着眼看到两个人，待他们走近时才发现他们不是男人，而是男孩——十八岁，顶多二十岁吗？你会听到直升机把空气拍打得四分五裂，制造出的巨大轰隆声淹没了下面的叫喊吗？风里都是烟——还有别的东西，被汗水浸湿的灰烬，从田野边上的棚屋飘来，散发着古怪刺鼻的味道。就在刚才，那棚屋里还满是人声。
女婴的耳朵贴在女人胸口，仿佛是隔着门在偷听。有什幺东西在女人体内狂奔，某种开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句法在重组。她闭着眼寻找，舌头站在某句话的悬崖上。
那个男孩举起m-16，手腕上青筋暴起，胳膊上的金色汗毛被汗水浸成棕色。屋内男人们边喝酒边说笑，豁裂的牙齿看起来好像一嘴骰子。那个男孩的嘴歪成一个角度，瞪着满是血丝的绿眼睛。这个一等兵。男人们已经做好了忘记的准备，其中几个的指尖依然留有妻子化妆品的余味。男孩的嘴快速地一开一合。他问了一个问题，或者许多个，他把话语周围的空气变成了天气。有什幺语言可以描述失去语言吗？那男孩牙齿一露，手指扣在扳机上说：“站住。站住，退后。”
男孩胸口的橄榄色签条上绣着一个词。虽然女人看不懂，但知道那是名字，母亲或父亲给起的，一个没有重量但会永远随身携带的东西，就像心跳。她认出名字的首字母是c，就像鹅贡（go cong）里的c。两天前，她刚刚去那里赶过露天集子。霓虹灯做成的大招牌在入口处嗡嗡作响。她要给女婴买件新的襁褓。布的价格高过了她的预算，买了布就没钱买吃的了，但在一堆灰色、褐色的布匹中间看到那块如白天一般明艳的布时，尽管暮色渐浓，她还是抬眼望了望天，付了钱。天蓝色。
门开了，男人们放下酒杯，有几个迅速喝干剩下的酒之后才放下。一只跟狗一样大的猕猴套在项圈里，被一个头发花白但认真梳过的驼背男人牵了进来。没人说话。十只眼睛全盯着那猴子，看它跌跌撞撞走进屋来。在笼子里被强制灌了一早上的伏特加以后，它的暗红色毛发中散发出酒精和粪便的臭气。
日光灯在他们头顶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仿佛眼前这场景是灯做的一个梦。
女人站在土路牙子上，说着被炮火淘汰的语言，恳求进入村子，她的房子在里面，已经在了几十年。这是个关于人的故事。谁都会讲。你会吗？你会说，雨越下越大，一道道雨线已将蓝色的襁褓打成了黑色吗？
士兵的声音很有气势，将女人推了回去。她来回摇晃，一只胳膊在胡乱挥动，然后稳住身子，用力抱紧了女婴。
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一个你和一个我。一个古老的故事。
驼背男人把猴子牵到桌子底下，引导猴头从桌子中央一个锯好的洞里钻出来。又开了一瓶酒。瓶盖吧嗒一拧，男人们伸手去拿酒杯。
猴子被拴在桌下的一根横梁上，不断挣扎。它的嘴被皮带捆着，发出沉闷的尖叫，听起来好像钓鱼抛竿时绕线轮发出的响声。
女人看到男孩胸口的名字，才想起自己也有名字。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有名字。
“lan，”她说，“tên tôi là lan。”（“兰，我叫兰。”）
兰指兰花，她给自己起的。她出生后并没有名字，母亲叫她七，因为她在家中排行老七。
直到十七岁那年逃离了包办婚姻，逃离了年龄三倍于她的丈夫后，兰才给自己起了名字。一天夜里，她给丈夫煮了壶茶，又在里面加了一把藕粉，好让他睡得更沉，然后等到棕榈叶墙随着他的鼾声开始颤抖后，趁着漆黑的夜色，摸着一根又一根低垂的树枝，逃了出来。
几个小时后，她敲响了娘家的门。“七，”她母亲隔着门缝说，“离开丈夫的女人就是烂在地里的庄稼。你知道的呀。你怎幺会不知道？”然后伸出像树枝一样扭曲的手，把一对珍珠耳环塞到兰的手心里，便关上了门。门一关、锁一扣，母亲苍白的脸被抹了去。
蟋蟀高叫，兰踉跄着走向最近的那盏路灯，然后顺着一根又一根昏暗的电线杆往前走，一直走到黎明，被雾气笼罩的城市才出现在眼前。
一个卖糯米糕的男人看到她，见她穿着脏兮兮的睡衣，领口还破了，就铲了一块热腾腾的糯米糕，放在香蕉叶上递给她。她蹲在土里，双眼盯着黑乎乎的双脚中间那片地方，吃了起来。
“你从哪儿来的？”男人问，“你一个小姑娘，怎幺在这个时间乱跑？叫什幺名字呀？”
她的嘴里涌上那个饱满的声音，语调在咀嚼的糯米中形成，然后元音升起，拖长了“啊”，念出了“兰——安”。不知为何，她决定以兰花为名。“兰，”她说道，糯米像阳光的碎屑一样从嘴里掉出来，“我叫兰。”
在那士兵少年、女人、女婴周围，是土地葱茏茂密的坚持。但是，是哪片土地？又是哪条边界被跨过，被抹去，被分隔重整？
现在，二十八岁的她生了一个女婴，并用一片向晴天偷来的天空把她包裹起来。
夜里等女婴睡着后，兰有时会望向黑暗，想象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个女人正抱着女儿站在路边，拇指盖大小的月亮挂在清澈的夜空中，没有士兵，没有休伊，女人只是在暖人的春夜里散步，温柔地跟女儿说着话，给她讲故事，讲一个女孩逃离了自己看不清模样的青春，结果用一朵盛开时有如被撕裂的花给自己取了名。
猕猴数量众多、身形矮小，因而成了东南亚遭捕猎最严重的灵长目动物。
白发男人咧嘴笑着，举杯敬酒。其他五人也举杯，光落在了每一杯酒上，因为规矩要求如此。举酒杯的胳膊很快就会拿着解剖刀，打开那猕猴的头骨。
他们拿起纸巾擦嘴，上面印着的向日葵很快成了棕色，然后变得稀烂——湿透了。
吃完后，到了晚上，男人们会酒足饭饱、容光焕发地回到家，扑到妻子或情人身上。脂粉中的花香——脸贴着脸。
现在，滴滴答答的声音传来。一股暖流顺着她那条黑裤子的褶边流下。刺鼻的氨味。兰在那两个男孩面前尿了裤子——她把孩子抱得更紧。双脚周围一圈湿热。在所有哺乳动物里，猕猴的脑子和人脑最相近。
雨滴顺着金发士兵沾满泥土的脸颊流下、变黑，沿下巴聚成了一滴滴如省略号一般的椭圆形的水珠。
“美国第一，”sup/sup她说，尿还在顺着脚踝往下滴，然后又大声说了一遍，“美国第一。”
“别砰砰，”sup/sup她举起另一只手指着天，仿佛想让人把她拉上去，“别砰砰，美国第一。”
男孩的左眼抽了一下。一片碧绿的树叶落在碧绿的池塘上。
他盯着女婴，她的皮肤很粉嫩。女婴的名字叫红（hong），意思是玫瑰（rose）。又是以花命名，因为……为什幺不呢？红——一个嘴巴必须立马吞下的音节。兰和玫瑰，并肩站在这条如呼吸一般苍白的路上。母亲抱着女儿。玫瑰从兰花的茎里长出。
他注意到红的头发，两鬓边缘露出了错误的浅黄褐色。见士兵盯着女儿，兰便把她的脸往胸口一转，想藏住。男孩看着这个女婴，看到她黄皮肤中泛出的白色。他或许就是她父亲，他想到，意识到。他认识的某个人或许是她父亲——他的中士、班长、排里的伙伴，迈克尔、乔治、托马斯、雷蒙德、杰克逊。他想着这几个人，紧紧抓着步枪，望着这杆美国枪前面流着美国血的女婴。
“别砰砰……美国……”兰现在小声嗫嚅道，“美国……”
猕猴能够怀疑自己、反省自己，而这些特质曾一度被认为只有人类才拥有。一些物种所表现出的行为，表明了它们会使用判断力、创造力，甚至语言。它们还能回忆起过去的场景，然后用来解决当下的问题。换言之，猕猴会利用记忆来帮助自己活命。
男人们会一直把那猕猴吃空，猴子渐渐迟钝，四肢变得沉重无力。当什幺都不剩之后，当所有记忆都消失在男人们的血流中之后，猴子就死了。另一瓶酒会被打开。
谁会在我们给自己讲述的故事之中迷失？谁会在我们之中迷失？说到底，故事也是一种吞咽。说话时张开嘴，就是只留下骨头，不会被讲述的骨头。这是个美丽的国度，是因为你还在呼吸。
美国第一。举起手来。别开枪。美国第一。举起手来。别砰砰。
雨继续下，因为滋养也是一种力量。第一名士兵退后几步。第二名挪开木头拦路杆，挥手叫女人往前走。她身后那些房子现在已经变成火堆。休伊飞上天后，稻秆们重新站直，只些微凌乱。襁褓被汗水和雨水浸成了靛蓝色。
车库的一面内墙上，油漆已经剥落，露出后面斑驳的砖块，墙上挂着一个充作临时祭坛的架子，上面摆着许多照片，圣人、独裁者、殉难者、死者——母亲和父亲——目不转睛地看向前方。玻璃相框里映出儿子们躺在椅子上的身影。其中一人把瓶中剩下的酒倒在黏糊糊的桌上，把桌擦拭干净。一块白布盖在猴头上。车库的灯闪了一下，又继续亮着。
女人站在自己的尿圈里。不，她是站在自己句子的等身句号之上，活着。男孩转身走回检查站的岗位。另一个敲敲头盔，朝她点点头。她注意到，他的手指还扣在扳机上。这是个美丽的国度，是因为你还在这儿。因为你叫红，你是我的母亲，那年是一九六八年——猴年。
女人往前走，经过那名哨兵时，朝步枪望了最后一眼。她注意到，枪口并不比女儿的嘴黑。灯闪了一下，又继续亮着。
我醒过来，听到什幺动物在哀嚎。屋里特别黑，黑到我都分不清眼睛有没有睁开。窗户开着一条缝，八月的晚风吹进来，清新但微微混着一股草坪化学剂的味道——精心修剪过的城郊院落之气——我这才意识到，我不在自己家。
我坐在床边听着，心想或许是猫跟浣熊打架受了伤吧。我在漆黑中找到平衡，朝走廊走去。一道红光像刀一样，从那头虚掩的门后照出来。有动物进屋了。我手扶着墙走，但因为空气湿度大，感觉像在摸潮湿的皮肤。我径直朝门走去，在呜咽声的间隙，听到了动物的呼吸声——现在重了许多，某种肺活量很大的动物，要比猫大得多。我透过红色的门缝看进去，看到了他：一个男人正弓背坐在阅读椅上，他白色的皮肤，甚至还有白色的毛发，都被一盏罩着猩红色灯罩的台灯染成了粉色。我终于想起来了，我现在是在弗吉尼亚过暑假。我现在九岁，那个男人叫保罗，是我外公——而且他在哭。一张变了形的拍立得在他指间颤抖着。
我推开门，红色的刀变宽了。他抬头看着我，一脸迷茫，这个白皮肤的男人眼泪汪汪。这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动物。
一九六七年，随美国海军驻扎在金兰湾时，保罗认识了兰。他们在西贡的一家酒吧相识、约会、坠入爱河，一年后在市中央法院结婚。我小时候，他们的结婚照一直挂在客厅墙上。照片中的新郎是来自弗吉尼亚的农家男孩，尚不满二十三岁，身形清瘦、稚气未脱，棕色的眼睛天真无邪，正笑容满面地站在大他五岁的新娘身旁；她也是农家女，来自鹅贡，经历过一段包办婚姻，带着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名字叫梅。我玩洋娃娃、玩具兵的时候，那张照片就悬在我头顶，仿佛是一个来自震中的标志，最终会通往我的人生。看着新人脸上充满希望的笑容，兰的手抚在保罗的胸膛上，珍珠戒指光芒四射，你很难相信那张照片是在战争中最残酷的年月拍摄的。你当时已经一岁，闪光灯亮起时，你就坐在摄影师身后几英尺sup/sup远的婴儿车里。
有一天我给兰拔白头发时，兰说，她从不幸的第一段婚姻中逃出来，到了西贡，刚开始找不到工作，只能向在那儿休假的美国大兵出卖肉体赚钱。她昂着头，翘着下巴，对着屋子那头某个看不见的人说：“我只是做了一件任何母亲都会做的事：想办法吃饭。谁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嗯？谁有？”尖刻的语气中带着一丝骄傲，仿佛是在陪审团面前为自己辩护。接着听下去，我才意识到，她的确是在对某人说话：她母亲。“我也不想啊，妈，我想和你回家的——”她往前一扑，镊子从我手中滑落，插在硬木地板上。“我也不想当妓女啊，”她带着哭腔道，“离开丈夫的女人就是烂在地里的庄稼。离开丈夫的女人……”她面朝天花板，闭着眼左右晃身子，重复母亲对她讲过的那句俗语，仿佛回到了十七岁。
起初我以为她又在讲那些半真半假的故事，但随着她结结巴巴的讲述开始聚焦在一些古怪又独特的瞬间时，细节也变得越发清晰。比如，士兵们身上混着焦油、烟雾、芝兰口香糖的味道——战斗的气味已经渗进他们的肉里，洗多少澡都洗不掉。比如，她把梅交给还住在村里的妹妹照顾，然后向一位渔夫租了间临河的无窗房“接待”美国大兵。比如，那渔夫就住楼下，经常隔着墙缝偷窥。比如，士兵边往床上爬，边踢靴子，可他们的靴子很沉，掉下去时仿如有人重重倒地，每一声都会让她正被乱摸的身体哆嗦一下。
兰越讲越身体紧绷，口气在进入脑海中的第二世界后也越显焦虑。讲完，她转过身，手指搁在嘴唇上：“嘘。别告诉你妈。”然后她勾了一下我的鼻子，两眼放光地狂笑起来。
不过，生性腼腆、说话时爱把双手放在双膝上的保罗，并不是她的客人，所以他们才情投意合。听兰说，他们确实是在一间酒吧相识。当时已经很晚，快到午夜了，兰刚刚结束当天的工作，准备在睡前小酌一杯，结果进去就看到——用她的话讲——一个“迷茫的男孩”正孤零零坐在吧台前。原来那晚附近的豪华酒店有个为士兵举办的联谊会，但保罗一直没等来他的约会对象。
两个人边喝边聊，在乡村童年的话题上找到了共同点。这两个似是非是的乡巴佬，都在各自国家的“穷乡僻壤”长大，想必一定是找到了某种熟悉的“方言”，才消弭了语言上的隔阂。他们途虽殊，但终同归，碰巧都来到了那座颓废又迷茫的城市，那座被轰炸围攻的城市，并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慰藉。
相识两个月后的某天夜里，北越对西贡发动进攻。兰和保罗躲在他们的单间公寓里，兰像胎儿那样蜷缩着在墙上靠了一整晚，身旁的保罗拿着标配的9毫米口径手枪对准门口瞄了一整晚，警报声和炮火声则在城市上空响了一整晚。
尽管当时是凌晨三点，但那盏灯却把房间照得仿佛是什幺邪恶日落的最后时刻。在灯泡的电流中，我和保罗隔着门框看到了对方。他抬起一只手擦擦眼，用另一只手招呼我过去，然后把照片塞进胸口的兜里，又戴上眼镜，用力地眨了眨眼。我走到那把樱桃木扶手椅前，在他身旁坐下。
“没事吧，外公？”我问，依然睡眼惺忪。他微微一笑，看着有些勉强。我说我还是回去睡觉吧，毕竟时间还很早，但他摇摇头。
“没事，”他抽了下鼻子，从椅子上坐直，严肃地问我，“就是——那个，我就一直在想你先前唱的那首歌，那个……”他眯眼看向地板。
“歌筹，”我说，“民歌——外婆以前老唱。”
“就是这个，”他用力点点头，“歌筹。我躺在黑暗里，好像一直能听见，真的。我都好久没听过那声音了。”他试探地瞅了我一眼，又继续盯着地，说道：“我肯定是疯了。”
那晚早些时候，吃过饭，我给保罗唱了几首民歌。他问我这学期都学了些什幺，但我当时已经沉浸在暑假的气氛里，脑子一片空白，就提出给他唱几首我从兰那儿听来的歌。我拿出最好的本事，给他唱了兰爱唱的一首经典摇篮曲，原唱是着名歌手庆璃。歌曲描写了一个女人在长满树木的山坡上边唱歌，边在坡上横陈的尸体中寻找。歌者的目光在那些死人的脸上来回搜寻，副歌部分不断地追问：“哪个是你？我的妹妹，哪个是你？”
妈，你还记得吗？兰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唱起这首歌。那次我朋友朱尼尔过生日，她就突然唱了起来，虽然只喝了一瓶喜力啤酒，但脸红得和新绞的碎牛肉一样。你晃晃她的肩膀，叫她停下，可她不但没停，还闭上了眼，身子也开始左右晃。好在朱尼尔一家听不懂越南语，以为只是我这疯外婆又在自言自语。但你和我听见了。最终，你放下了手里的那块菠萝蛋糕，一口没动。一具具尸体从兰的嘴里飘了出来，在叮叮当当的碰杯声中，堆到了我们周围。
我对着几个还留有烤通心粉残渣的空盘子，给保罗唱了这首歌。听完后，他鼓鼓掌，和我一起洗了盘子。我竟然忘了保罗在战争期间学过越南语，能听懂。
“对不起。”这会儿，我看着聚在他眼睛底下的红光说，“那歌本来也挺傻。”
屋外，风呼啸着穿过枫树林，被雨洗刷过的树叶拍打着护墙板。“我们去泡点儿咖啡啥的吧，外公。”
“好啊，”他若有所思地顿了顿，才站起身，“我先把拖鞋穿上。早上老觉得冷，我肯定是哪儿有毛病了。人岁数一大，这身体的热量就往中间退，退到不知哪天，这脚就冷得跟冰一样了。”他差点儿笑出声，但忍了回去，只是摸摸下巴，又举起胳膊，好像要拍打面前的什幺东西——然后啪嗒一声，台灯灭了，整个屋子瞬间沉浸在一片紫色的静谧中。阴影里传来他的声音：“真高兴有你在，小狗。”
“为什幺说他是黑人？”几周前在哈特福德，你指指电视上的老虎伍兹，眯眼看球座上的那个白球问，“他妈妈是泰国人吧。我见过她的长相，但这些人总说他是黑人，至少应该说是半个黄种人啊？”你折好你那袋多力多滋的口儿，夹在胳膊下。“为什幺啊？”你歪着头，等我回答。
我说我不知道。你耸了耸眉毛。“什幺意思啊？”你抓起遥控器，把声音开大，“仔细听听，跟我们说说这个人为什幺不是泰国人。”你用手捋着头发，眼睛跟着屏幕上的伍兹走来走去，看他不时弯下腰估算杆数。当时，解说员并没有提到他的种族，所以你等的答案也没有来。你把一绺头发揪到脸前，研究了一会儿，说：“我得再买些卷发夹。”
兰正坐在我们旁边的地板上削苹果，头也没抬便答：“我觉得他不像泰国人，倒像波多黎各的。”
你看看我，身子往后一靠，叹了口气。过了会儿，你说：“好东西总是在别的地方。”然后换了台。
一九九〇年我们到美国时，肤色是我们最先知道但又完全不解的事之一。那年冬天，我们住进了富兰克林大道上的一居室公寓，附近居民以拉丁裔为主，所以我们一踏入，肤色的规则，连带着我们的脸，就都变了。兰在越南时被认为皮肤黑，但现在成了浅色。而妈妈你，皮肤白皙到甚至会被认为是白人，比如那次我们去西尔斯百货，一个金发店员弯腰摸摸我的头发，问你我是你“亲生的还是抱养的”。你结结巴巴地乱讲了几句英语后，低着头不再说话，她才明白自己搞错了。就算你看起来像白人，语言还是让你露了馅儿。
看起来，不会说英语，没有谁能在美国“蒙混过关”。
“不是，阿姨，”我用自己在非母语英语课程里学到的东西，对那女人说，“这是我妈。我从她屁股里出来，我很爱她。我今年七岁，明年八岁。我很好，感觉不错，你呢？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在我当时会的英语里，这一大段话正好占五分之四，叽里咕噜说出来后，我高兴得直打战。
和很多越南母亲一样，你认为谈论生殖器属大忌，尤其在母子之间。所以谈到我出生的事，你总会说我是从你屁股里生出来的，还调皮地拍下我的头说：“这个大脑袋差点儿撑破我的屁股。”
那店员吓一跳，烫过的卷发颤巍巍地抖起来，然后转身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走开了。你低头看我。“你到底说了些啥？”
一九六六年，在两段越南服役期的间隙，美国陆军中校厄尔·丹尼森·伍兹被派驻到泰国。他在那儿结识了库提达·潘萨瓦德，一个在曼谷的美国陆军办事处当秘书的泰国人。交往一年后，厄尔和库提达搬到纽约的布鲁克林，并在一九六九年结了婚。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厄尔最后一次去越南服役。那之后，美国对越战的直接参与开始减少。到西贡易手时，厄尔已正式退伍一段时间，开始了新的生活；到美军最后一架直升机飞离美驻南越大使馆半年多之后，他又有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抚养刚出生的儿子。
那孩子名叫艾德瑞克·同特·伍兹（eldrick tont woods），根据我老早前在espn（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上看过的介绍，他的名字很特别，eldrick的首尾字母分别对应父母名字的首字母。他父母是跨种族婚姻，因而在布鲁克林的家时常会遭到恣意破坏，于是两个人决定站在儿子名字的两端，做两根立柱。艾德瑞克的中间名是他母亲起的，一个传统的泰国名字。不过，他出生后不久还得到了一个小名，就是那个很快将会传遍全世界的昵称。
所以和你一样，老虎伍兹——世界上最伟大的高尔夫球手之一——也是战争的直接产物。
保罗答应教我做松子青酱，我们就去他的菜园子里摘新鲜的罗勒叶。但我们都刻意没有聊过去，毕竟凌晨那会儿已经聊过一次，而是聊起了散养鸡蛋。他摘了会儿，停下来把帽子拉到眉毛那儿，开始严肃地讲抗生素会如何在养鸡场导致传染病，讲蜜蜂正在死亡，没了它们，不到三个月，美国的粮食供应就会崩溃，讲加热橄榄油时要用小火，否则会释放出自由基，那可是致癌的东西。
我们侧着走，为的是继续向前。
隔壁院子里，邻居发动了吹叶机。叶子飞颤，伴随一连串细微的咔嚓声落到了街上。保罗弯腰去拔一束豚草时，有张照片从衣兜里掉出来，面朝上落在草里。那是一张黑白拍立得，比火柴盒大一点儿，上面的人笑靥如花。保罗的手很快——照片一落下去，他就捡起来，又塞回兜里——可我还是分辨出那两张我再熟悉不过的面孔：保罗和兰拥抱着对方，眼神中洋溢的热情是那样少见，以至于看起来有些假。
回到厨房，保罗用水给我泡了碗葡萄干小麦片——我喜欢的吃法——然后坐在桌旁，摘下帽子，从瓷杯里像长条糖包一般摆着的烟卷中抽出一根。三年前，保罗被查出癌症。他认为，得病原因是他在服役期间接触过含剧毒的橙剂。肿瘤位于脖颈处，就在脊髓正上方。好在医生发现及时，癌细胞尚未侵入大脑。做了一年化疗，但效果不好，最终决定开刀。从诊断到缓解期，整个过程花了近两年时间。
现在，保罗躺在椅子上，用手掌护住一朵小火苗，把它吸进了烟卷里。我在旁看着，他吸一口，烟头热烈燃烧起来。他抽烟时，像极了有些人参加完葬礼后抽烟的样子。他背后的厨房墙上贴着几张彩铅画的美国内战将军像。那是我的绘画作业，几个月前，你把它们寄给了保罗。烟雾飞过“石墙”将军杰克逊的三原色画像后渐渐散去。
送我到保罗这儿之前，在哈特福德的家中，你叫我坐在你床上，长吸了一口烟，然后直接说了出来。/书分享公众号晚霞书房
“听见没？看着我，我是在认真跟你讲。”你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烟雾在我们周围越聚越浓，“他不是你外公，懂？”
你的话仿佛通过血管进入了我。
“也就是说，他也不是我父亲。明白了吗？看着我。”九岁的人很清楚什幺时候该闭嘴，所以我没吭声，以为你只是心情不好，以为所有做女儿的，总会在人生中某个时刻这幺说她们的父亲。但你还在说，声音平静又冷漠，仿佛是在往一堵长长的墙上一块一块砌石头。你说兰那天晚上在西贡的酒吧遇到保罗时，已经有了四个月身孕。你父亲，亲生的那个，不过是又一个美国嫖客——一张没有名字的模糊面孔，什幺都没留下。除了你。他留下了你，还有我。“你外公谁都不是。”你坐回去，烟也回到嘴上。
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即使没别的，我至少也还和这个国家有一缕关系，就是我外公，一个有头脸、有身份，能读书写字、会打电话祝我生日快乐的人。我是他的血脉，他的美国名字在我的血液中流淌。现在这个纽带被剪断了。你蓬头垢面地起身，走到水槽前弹烟灰。“好东西总是在别的地方，宝贝。妈妈告诉你，所有东西都是这样。”
现在，保罗趴在桌上，照片稳稳塞在衬衫兜里，开始跟我讲那些我已经知道的事。“喀，我不是我，我是说……”他把烟卷在面前的半杯水里轻轻一蘸，烟头咝咝几下便灭了。我的葡萄干小麦片还一口没吃，在红陶碗里噼噼啪啪地响着。“我不是你妈妈说的那样。”他讲的时候目光低垂，总在奇奇怪怪的地方停顿，有时声音小到几近耳语，仿佛一个人在天亮时边清理步枪边自言自语。我让他把心里话都吐了出来，掏空了自己。而我没有打断，是因为一个人在九岁的时候，无法阻止任何事。
最后一次在越南服役时的某个晚上，厄尔·伍兹发现自己被对方炮火所困。他所在的美军炮兵基地即将被一支北越人民军组成的分遣队攻下。大部分美军士兵已经撤离。不过，伍兹不是孤军奋战——他躲在一辆吉普车里，陆军中校王登峰躲在旁边另一辆吉普车里。据伍兹描述，峰是位骁勇的飞行员和指挥官，有一双火眼金睛，同时是他的挚友。眼见对方军队即将把废弃的基地包围，峰转头看着伍兹，示意他放心，他们一定能活着出去。
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这两个朋友坐在各自的吉普车里，橄榄绿的军装被汗水浸成了暗绿色，伍兹握着m-79榴弹发射器，峰则抓着吉普上的机枪塔。就这样，他们挺过了那一晚。回到营地后，二人在峰的宿舍里举杯共饮、谈笑风生，聊棒球，聊爵士乐，聊哲学。
在越南的日子里，峰是伍兹的知己。或许对于两个过命之交，如此牢固的关系不可避免。也或许是同样的“他者”之感，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伍兹半是黑人，半是北美土着，在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长大；峰则是一半同胞的死敌，而且所在部队本质上全是美国人挂帅。无论原因为何，反正在伍兹离开越南前两人曾发誓，等直升机、轰炸机飞走，凝固汽油烧光之后，他们一定会重逢。殊不知，那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西贡失守三十九天后，身为高级军官的峰被北越当局抓获。
一年后，峰死去，时年四十七岁。
但对厄尔·伍兹而言，他这个朋友就是“老虎峰”，或者更简单点儿——“老虎”，这是伍兹给他的绰号，因为他在战场上勇猛如虎。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老虎峰死的前一年，在同他的牢房隔着一个世界的加利福尼亚赛普里斯，厄尔轻轻抱起了他刚出生的儿子。这个男婴已经有了艾德瑞克这个名字，但看着孩子的双眼，厄尔觉得，还得用好兄弟老虎的名字再给他起个名。“将来，我的老朋友会在电视上看到他……说‘那肯定是伍兹的儿子’，然后我们就能重逢了。”厄尔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说道。
老虎峰的死因是心力衰竭，诱因则很可能是营养不良、过度劳累。不过在一九七五年与一九七六年中间的八个月里，厄尔·伍兹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只老虎，曾短暂地同时活在这世间，一个经历过残酷的历史，正走向脆弱的终点；一个刚刚来到世界，正开启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老虎”这个名字，连同厄尔自己，变成了一座桥。
到厄尔最终得知老虎峰的死讯时，老虎伍兹已经赢得了人生第一个大师锦标赛冠军。“哎呀，太痛心了，”厄尔说，“以前那种感觉，上战场的感觉，又开始在肚子里翻动了。”
我还清楚记得你第一次去教堂做礼拜那天。朱尼尔他爸是浅肤色的多米尼加人，他妈是黑皮肤的古巴人，他们做礼拜的地方是前途大道上的浸礼会教堂，那里没人会问他们为何发r音时舌头会颤抖，或者他们实际上从哪儿来。我跟拉米雷兹一家去过那儿几次，周六睡在他们家，第二天早上醒来，借朱尼尔的盛装去参加礼拜。那天在迪昂的邀请下，你决定去一次，是出于礼貌，但也是因为教会会分发本地超市捐献的各种快过期食品和杂货。
教堂里的黄皮肤面孔只有你和我。但迪昂和米盖尔向朋友介绍我们时，迎接我们的都是一张张温暖的笑脸，以及一句句“欢迎来到我父的家”。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特别好奇这幺多人竟然都是亲戚，都有同一个父亲。
我喜欢上了牧师抑扬顿挫的语调，喜欢上了他讲诺亚方舟的启示时会迟疑，抛出设问后会沉默良久，以便引人思考，加强故事效果。我喜欢上他双手比画或者说流动的样子，仿佛他的布道词得从身上甩下来，才能够到我们。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具体象征，堪比魔法——那之前，我只在兰自己的故事中瞥见过一点点。
但那天，是圣歌给我提供了一个看世界的新角度，或者说看你的新角度。随着钢琴和管风琴轰鸣着奏出《他看顾麻雀》第一段厚重的和弦，所有礼拜的会众都站起身，曳着步子，高举双臂，有些还转起圈子来。上百双靴子、高跟鞋反复捶击着木地板。在这飞速旋转的模糊身影、舞动的大衣和围巾中间，我突然感到手腕被掐了一下。你的指甲戳在我的皮肤里，泛着白。你面朝天花板，双眼紧闭，好像在对头顶那些壁画里的天使说些什幺。
起初我根本听不清，因为大家鼓掌和叫喊的声音太大了。管风琴和小号的厚重音符从管乐队那里轰响着穿过一排排靠背长椅，整座教堂成了一个色彩和律动的万花筒。我从你手中挣脱胳膊，凑过身去，才在轰鸣的乐曲声中听清你说什幺——你在跟你父亲说话。你的生身父亲。你泪流满面，几乎是在大声喊。“爸，你在哪儿？”你用越南语问，双脚挪来动去。“你到底在哪儿？快来找我！带我离开这儿！快回来，带我走。”这可能是那座教堂里第一次有人说越南语。但没人用狐疑的眼光怒视你，没人对一个白中带黄的女人说母语感到难以置信。一排排长椅之间，其他人也在或激动、或快乐、或气愤、或恼怒地喊叫着。来到这座教堂里，在歌曲当中，你终于获得了释放自己而不算犯错的许可。
我盯着布道坛一侧悬挂的那座幼童大小的耶稣石膏像看了很久。他的皮肤似乎在跟着脚步声颤动，他的双眼正凝视着硬邦邦的脚趾，表情看起来既疲惫又困惑，仿佛是刚从沉睡中醒来，结果发现自己被永远地钉在这个世界里，鲜血直流。我盯着他研究了老半天，以至于低头看你的白鞋时，差点儿以为会看到你脚下有一摊血。
几天后，我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他看顾麻雀》的声音。你正坐在桌旁，对着一堆橡胶手模型练习你的美甲技术。迪昂送了你一盘福音音乐磁带，你正一边跟着哼，一边工作。那些没有连着身体的手在厨房台子上一溜儿排开，指甲上涂着如糖果一样缤纷的色彩，而且五指大张，像极了教堂里那些高高举起的手。但和拉米雷兹家的教会会众不同的是，他们的手比较黑，而你厨房里的这些手全是粉色和米色的——手模型的颜色只有这两种。
一九六四年：时任美国空军总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将军在宣布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前，曾说他计划把越南“炸回石器时代”。由此而言，摧毁一个民族就是让他们退回到过去。美军最终在一个面积不比加利福尼亚大的国家投下了一万多吨炸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下的全部炸药加起来还多。
一九九七年：老虎伍兹获得大师锦标赛的冠军，这是他首次在职业高尔夫主要赛事中胜出。
一九九八年：越南第一家职业高尔夫球场宣布启用，场地设在一片曾被美国空军轰炸过的稻田上，而其中一个球洞就位于填平的弹坑里。
保罗讲完了他自己那部分故事。我想告诉他。我想说，那个不是他亲女儿的女儿在鹅贡人看来是半个白人，所以小孩子都叫她“鬼妞儿”，骂兰是叛徒，是妓女，和敌人上床。我想说，她挎着装满香蕉和西葫芦的篮子从集市往家走时，他们会追着剪她的红棕色头发，等她到家时，额头上已经没剩几绺。我想说，没头发可剪以后，他们就往她脸上、肩上抹水牛粪，要让她的皮肤重新变成棕色，仿佛天生的浅肤色是一个可以被修正的错误。或许这就是为什幺——我现在意识到——你会那幺在意电视里的人怎幺称呼老虎伍兹，因为对你而言，肤色必须是一个不容更改、不可侵犯的事实。
“或许你不应该再叫我外公了。”保罗的腮帮子凹回去。他看起来就像条鱼。“这个称呼现在叫起来是不是有些尴尬？”
我想了想。窗外天色渐暗，一阵微风吹进来，尤里西斯·格兰特的彩铅画像颤动着。
“不要。”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又没有别的外公。所以还是继续叫你吧。”
他无奈地点点头，苍白的额头和花白的头发染上了晚霞的颜色。“当然，当然。”他说着把烟蒂丢进了杯子里。一缕青烟在烟蒂刺啦一声灭掉的同时，如一条鬼影般的血管，缠住他的胳膊盘旋而上。我盯着面前的碗，里面棕色的小麦片已经变成湿乎乎的一坨。
我有好多事想对你讲，妈。我曾经愚蠢地以为知道了才能澄清，但有些事被一层又一层的句法和语义、日期和时间包得严严实实，名字被遗忘、被记起、被丢掉，仅仅知道伤口存在，并不能让它显露出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幺。我想我大概是在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什幺或者是谁。有些日子，我觉得自己是人，可有些日子，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声音。我触摸这个世界时并不是我自己，而是过去那个我的回响。你能听到我吗？你能读懂我吗？
我刚开始写作时，特别讨厌自己在意象、从句、思想，甚至是使用的笔或本上那样犹疑不定。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以或许和也许开头，以我觉得或我认为结尾。但我的疑虑无处不在，妈。就算我知道某件事真实到跟骨头一样，我也害怕这种知道会消失，即便被我写下来，也无法一直保持真实。我要把我们打散，好带往别处——具体是哪儿，我不太确定。就像我不确定该怎幺描述你——白人，亚洲人，孤儿，美国人，母亲？
有时候，我们只被给予两个选择。做前期研究时，我读到一八八四年厄尔巴索《每日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一个白人铁路工人被控杀死一个姓名不详的中国人，但案子最后被驳回了。法官罗伊·比恩援引得克萨斯州的法律，认为法律虽然禁止杀人，但在界定人的概念时，只描述了白人、非洲裔和墨西哥裔人。那个姓名不详的黄皮肤尸体没有被当成人，因为它对不上某张纸上的某句法条。有时候，你连说出自己是谁的选择都没有，就已经被抹去了。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小时候在越南，你会被邻家孩子用勺子刮胳膊。“把她身上的白刮下来，把她身上的白刮下来！”所以后来你学会了游泳，游到浑浊的河中央，让谁都碰不到你，刮不到你。你把自己变成小岛，经常一变就是几个小时，回到家时冻得上下牙打架，胳膊也被刮得起了水疱，但依然是白白的。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根时，老虎伍兹曾说他是“白黑印亚人sup/sup”。这是他自创的一个合并词，为的是把他的非裔、亚裔、荷兰裔、印第安裔等身份都容纳进来。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是问题，但不是选择。
“我记得有一次去哈特福德看你们——应该是你们从越南到这儿一两年以后……”保罗托着下巴，盯着窗外，一只蜂鸟正围着塑料喂食器盘旋，“我一进公寓，就看到你在桌底下哭。其他人都不在家，或许你妈在，但应该是在洗澡还是在干什幺。”他顿了顿，让记忆涌上来。“我弯下腰，问你怎幺了，你知道你说了啥？”他笑了笑，“你说别的孩子活得比你多。太好玩儿了。”他摇摇头。“怎幺会说出这种话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阳光照到了他那颗镶金冠的磨牙上。“你大叫着：‘他们活得多，他们活得多！’这到底都是谁教你的？你那会儿才五岁呀，我的天。”
窗外，蜂鸟的翅膀呼呼作响，仿佛人的呼吸声。看着它把尖嘴插进喂食器底部的那一圈糖水里，我心想，这生活真惨，动得那幺快，却是为了停在原处。
过了会儿，我们出去散步。保罗那只满身棕色斑点的小猎犬在我俩中间碰来撞去。太阳刚落山，空气中弥漫着香草的味道，白色和紫红色的丁香在沿路那些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争奇斗艳。我们往最后一个弯道拐的时候，碰上一个扎着金色马尾辫、长相普通的中年女人。她只看着保罗，说：“你终于雇人给你遛狗了。多好啊，保罗！”
保罗停下脚步，往上推了推眼镜，但鼻托又滑了回去。她转身看向我，一字一顿地说：“欢，迎，你，搬，到，这儿。”说每个字的时候头都点一下。
我拽着狗链，往后退了一步，冲她微微一笑。
“不是，”保罗尴尬地举起手，仿佛在扒拉蜘蛛网，“这是我外孙。”说完，他让这句话在我们中间悬停了一会儿，感觉它差不多凝固下来，成了正式的说法，才点着头又重复了一遍：“是我外孙。”但我不知道他是在对自己说，还是在对那个女人说。
那女人立马满脸堆笑。笑得有点儿太过灿烂。
“请记住。”
她笑着摆摆手，意思是别逗了，然后把手伸向我——现在能看见我了。
我让她握了握我的手。
“嗨，我叫卡罗尔，欢迎你搬到这儿。真心的。”说完，她继续往前走。
我们往家走，一路无话。在那排白房子后面，一列云杉静静地站在泛红的天空下。小猎犬的爪子刮着水泥地，狗链叮当作响，一路把我们拽回了家。但我的脑子里只能听到保罗的声音。我外孙。这是我外孙。
我被两个女人拖进了一个洞，一个比周围的黑夜还黑的洞。直到两人中有一个开始大喊大叫，我才想起来我是谁。我看到了她们的脑袋，看到了因为在地板上睡觉而蓬乱缠结的黑发。车内一片模糊，两人在推来挤去，空气中充满了某种化学物质引起的兴奋。我依然睡眼惺忪，只能分辨出一些形状：一个头枕，后视镜上吊着一只拇指大小的毛毡猴，一块金属闪着光，然后消失不见。汽车从车道上疾驰而去，我通过丙酮和指甲油的味道判断出，这是你那辆锈迹斑斑的棕黄色丰田。你和兰坐在前面，争抢着什幺看不清的东西。路灯飞闪而过，仿佛在抽打着你们的脸。
“他会把她杀了的，妈。他这次一定会。”你气喘吁吁地说。
“我们飞了。我们坐直升机很快。”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通红的脸上写满了执念。“我们飞哪儿去？”她双手紧紧抓着遮阳板上面的镜子。听声音，我能分辨出她在笑，或者至少是在咬着牙说话。
“他会杀了我姐姐的，妈妈。”你听起来好像落水之人在扑腾，“我了解卡尔。这次他真的会。你听见没？妈！”
兰抓着镜子左摇右晃，嘴里还发出嗖嗖的声音。“我们要离开这儿了，是吧？我们要跑远点儿，小狗！”车窗外的夜空如横过来的重力一样呼啸而过。仪表盘上的绿色数字显示时间是3:04。谁把我的手放在了我的脸上？每次拐弯时，轮胎都在尖叫。大街上空空荡荡，仿佛自成一个宇宙，其中的一切都在漆黑的太空中飞驰，而前面座位上那两个抚养我长大的女人彻底疯了。透过指缝，我看到黑夜就是黑色的美术纸，只有我眼前这两个疲累的脑袋清清楚楚、晃来晃去。
“别担心，梅。”你正在自言自语，脸几乎贴在风挡玻璃上，哈出来的白圈像说出的话一样很快散开，“我来了。我们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转到一条两旁停满了林肯大陆汽车的街上。车慢下来，最终停在一幢有着灰色护墙板的联排别墅前。“梅，”你来了个急刹车，“他要杀了梅。”
这会儿，一路上都在摇头晃脑的兰停了下来，仿佛你的话终于触动了她体内的什幺小开关。“啥？谁要杀谁？这回谁要死？”
“你们俩待在车上！”你解开安全带，跳下车，小碎步跑向那幢房子。身后的车门大敞着。
兰讲过一个有关赵妪的故事。看着你，我想起了她。传说她乳长三尺，施于背后，手握双剑，斩敌无数。
“这回谁要死？”兰转头看我，听到这个新情况后，在顶灯下看着毫无生气的脸皱起了涟漪。“谁要死，小狗？”她像打开一扇锁着的门那样，来回翻动手，以示空无一物，“有人要杀你？为啥？”
但我没在听——我在往下摇窗户，每摇一下手柄，胳膊疼得都像着火一样。十一月的凉风溜了进来。我看见你大步爬上门前的台阶，手中握着的二十多厘米长的大刀寒光闪闪，心里不由得一紧。你拍着门，用越南语大喊：“出来，卡尔。出来，你个王八蛋！我要带她回家。车可以给你，把我姐姐交出来。”说出“姐姐”二字时，你有些哽咽，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你用大刀的木柄使劲砸门。
门廊的灯亮了，你粉色的睡衣瞬间被荧光照成绿色。门开了。
你退后一步。
一个男人出现了。你往后退，他从门廊往外冲。那把刀别在你身侧，仿佛固定在那儿。
“他有枪。”兰现在清醒了，小声喊道，“红！是猎枪。一枪能射穿两个苹果，可以把你的肺打出来。小狗，快告诉她。”
你双手举在头顶，私家车道上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那个男人身材高大，穿一件灰色的洋基队运动衫，塌着肩膀。他朝你走去，咬牙切齿跟你说了几句话，然后把大刀踢到一旁。那刀闪了一下，便消失在草丛里。你佝偻着身体，似乎在嘟囔什幺，双手捧到了下巴那儿——这是你在美甲店收到小费时的姿势。你继续往车的方向退，浑身颤抖。那个男人慢慢放下了枪。
“不值当，红，”兰双手捂着嘴说，“你打不过枪啊。打不过。快回来，回直升机里来。”
“妈，”我听到自己说，声音有些颤抖，“妈，来吧。”
你慢慢挪进驾驶座，转身看我，目光中充满厌恶。你沉默了很久。我以为你要笑出来，但你的眼中开始涌上泪水。我转头看那个人。他还在警惕地盯着我们，一只手架在屁股上，猎枪夹在胳肢窝下，枪口冲地。他要保护他的家人。
你开始说话，但声音沙哑，我只听清一点点。那不是梅的家，你慌里慌张地边翻钥匙边解释，或者说，梅已经不住这儿了。她男朋友，就是那个曾经抓着她的头撞墙的卡尔，也不在这儿了。这是别人家，那个举着猎枪的秃头白人。弄错了，你对兰说。一个意外。
“可是梅已经五年没住这儿了，”兰突然温柔地说，“红啊……”虽然我看不见，但知道她正在把你的头发拂到耳后。“梅搬去佛罗里达了，想起来没？去开自己的美甲店。”兰现在姿态镇定，双肩放松，仿佛有人钻到她身体里，开始操纵她的四肢和嘴唇，“我们回家。你需要休息，红。”
引擎发动，车猛地掉头。我们驶离那家时，门廊上出现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他用一把玩具枪指着我们，做出开枪的动作，嘴里还发出嘟嘟嘟的声音。他父亲转身吼他。他开了一次，然后又开了两次。我从直升机的窗口看着他，死死盯着他的双眼，做了我该做的事：我拒绝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