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离奇的故事当属伊戈尔。人们都说他疯了。他一开始在前南法庭做译员；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伙人里做这份工作的不止他一个。但是，他后来因为旷工被开除了。后来有一天，他被找到了——说他找到了自己可能更贴近真实——是在某座机场，在加尔各答、吉隆坡或者新加坡。人们说，他得了一种名字很好听的创伤后综合征，叫解离性赋格，和音乐里的赋格是一个词。这种赋格似乎是由突然出走引发的，持续时间从数日至数月不等。患者会完全失忆，赋格人只能自己造一个身份：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当他们回归之前的生活时，他们会完全不记得赋格状态下的经历。谁之前都没听说过这种记忆失而复得的不可理喻的心理障碍。有心理医生主张，赋格障碍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由酗酒触发的。可能吧，但达尔科不记得伊戈尔是个酒鬼。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如何维持生活。他可能回国了吧。其他人各走各的路，已经失联了。

“顺便说一句，”达尔科的声音有一点过于兴奋，“我有了一个新发现。”

“是什么？”

“歌剧！”他指着随身听说，“我爱死威尔第了。”

他停住话头，身子微微沉了沉，一道微弱的阴影划过他秀气俊美的娃娃脸。

“那一次跟乌罗什……”他说话吞吞吐吐，好像要从嘴里吐沙子似的，“晚饭后我们给你庆生那一次，记得吗？”

“记得。”我说。

“那个，我送他回家，我们……骑了一会儿马。乌罗什不是同性恋……我们都喝醉了……”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

他耸了耸肩。

“不知道……它一直困扰着我。”

在海牙前南法庭，文件越积越多，纸山越堆越高；庭审的录像带能铺满那个已经不在的国家的全境。每一次伤害似乎受到了真实、讽刺或怪异的处理——但总归是处理了。有些人的伤口恢复得很好，有些人不好——但也算是恢复了。就连疤痕都在消退。人人都有去处，有人发挥特长，有人勉力而为。生活发给有些人的牌比其他人好一些，但每个人总能找到某个地盘。死者与失踪者有待清点，许多恶徒依然逍遥法外，许多瓦砾有待清理，许多地雷有待拆除，但尘埃已经落定。生活继续了下去，至少就目前来看，这对每个人都好。

总有一天，元凶首恶会来到法庭，我一定会去看。他会穿着灰正装、白衬衫，打着鲜红的领带。领带与法官袍是同样的颜色。被告会坐在他的玻璃牢笼里，双颚紧扣，嘴巴呈倒u形。时钟会显示时间，但那不是审判庭外的世界的时间。我会震惊地发现，我在中间的这几年里已经忘掉了一切，我想不起那些曾经如此玩弄我们的生活的人叫什么。我会感觉距离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一百年，而不是九年、十年。我会用深重的恐惧感去直面自己的健忘。打着红领带的男人会讲一门我已经不会的语言。我甚至会记得下面这些细节：翻阅眼前的文件时，被告会像村里的小店主一样舔手指；他会仰起头，好像在嗅周围的空气，然后眯起眼看审判庭；在那一刻，我的眼神会与玻璃后面的那双眼睛交会；那双眼睛是黑色的，呆滞的，无神的；他紧扣的双颚和呆滞的眼神会让我想起北极熊；接着，他会抬起爪子，赶走鼻子周围的飞虫，继续空洞地盯着前方。

我有时会想起乌罗什，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带走了铅笔、本子和犹太小圆帽，一周七天，一天一份。他刷了牙，如果条件允许，他还会转向神圣的哭墙。他像会计一样出着汗，在纸片上写下悼词和祷词，卷成小筒后塞进石块的缝隙中。

“因为当你经历了我们都经历过的事情后，只有三种可能：你要么变好，要么变坏，要么像乌罗什那样，用子弹打穿大脑。我不知道属于哪一种，只知道自己躲过了子弹。”伊戈尔曾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