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有时是如此混乱，以至于你无法确定哪些事先发生，哪些事后发生。同理，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讲到了事情的结尾还是开头。自从来到国外生活，我就感觉自己的母语——用那位克罗地亚诗人狂乱的诗句形容，它是：

狂风，巨钟，回响，轰鸣，

雷霆，咆哮，回荡——

是结巴，是咒骂，是诅咒，或者是含混的、单调的、没有意义的卖弄辞藻。因此，在这个身边都是荷兰人、沟通要用英语的国家，我有时感觉自己在从零开始学习自己的母语。这并不简单。我死记单词，反复练习元音和辅音。这是一场逐渐输掉的战斗：我表达不出我想说的意思，而我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又是空洞的。我会想到一个词，但不知道它的实际意思；或者，我感知到了一个意思，但找不到合适的词。我一直在想，一门如此令人痛苦的语言，一门从来没有学会描述现实，与人对于现实的内在体验同样复杂的语言，它到底能做什么事呢？比如说，它能讲故事吗？

生活对我一直不错。我学会了拉窗帘。我甚至试着把它当成一件好事。我报名了荷兰语班。与许多同学一样，我会滥用第一人称代词ik。对初学者来说，世界是从ik开始的：ikbentanjalucič.ikkomuitvormaligejoegoslavië.ikloop,ikzie,ikleef,ikpraat,ikadem,ikhoor,ikschreeuw……就目前为止，我说的ik并无实质内容：就像是孩子的游戏；就像捉迷藏。人们常说，躲在开阔地是最容易的。躲在荷兰的山里。躲在生硬的i和k后面。

没错，噩梦又来了。我现在梦到的是单词，不是房子。在梦里，我讲的是一门没有顾忌、不可控制的语言，一门有阴暗面的语言，单词像玩偶盒里的小丑一样冲着我弹出来。它们通常是反映我的脆弱精神状态的单音节词。我用一把细齿梳梳理着它们。音拖得很长，包含着痛苦，是没有尽头的抱怨。我经常被痛苦的、像狗一样的呜咽声吵醒，是我的声音。在梦里，我的身边都是单词。它们像藤蔓一样绕着我生长，像蕨类一样迸发，像爬墙虎一样爬墙，像荷花一样舒展，像野兰花一样爬满我的身上。茂密的句子丛林让我无法呼吸。早晨起床时，饱受摧残的我说不清那繁多的词汇是惩罚，还是救赎。

但是，生活对我一直不错。保罗和金，那对雇我每周帮他们照顾四天孩子的美国夫妇，给我的工资相当丰厚。我成了摇篮曲和数字歌的专家：有我们的，有英语的，甚至还有几首荷兰语的。孩子们知道ententini,savarakatini,savarakatikataka,bijabajabuf。知道ecipecipec,tisimalizec,ajamalavjeverica,ecipecipec。他们知道rub-a-dub-dub,threemeninatub:thebutcher,thebaker,thecandlestickmaker。还有amsterdam,diegrotestadt.dieisgebouwdoppalen.alsdiestadteensommeviel,wiezoudatbetalen……保罗和金只要有机会就把我介绍给亲戚朋友：“这是塔尼娅，我家的保姆。前南斯拉夫来的。塔尼娅特别会照顾孩子。她对小孩确实有一套。”

我母亲也挺好的，如果挺好这个词合适的话。只要我打电话，她就来劲了。她会像孩子一样讲述自己的生活：先是拉一张投诉单子，然后讲她的糖尿病（她叫糖咒病）、她的关节炎、生活开销大……她从来不问我的事：我只是听取投诉的。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角色，渐渐习惯了我们间的单向度对话。我已经学会了不要太受伤。

戈兰的父亲不在了。“他们没准会把他塞进垃圾袋里的！”奥尔加在电话里哭着说。“垃圾袋！”他当时陷入昏厥，于是她叫了一辆救护车。但是，担架放不进电梯，护士只好把他裹在毯子里，从顶层十楼搬下来。几天后，他于医院去世。我打电话慰问时，她把事情全都讲了。“不过，人总归是要死的。”她补充了一句，声音很奇怪，为这件事画上了一个悲伤却麻木的句点。

安娜回到贝尔格莱德后只活了不到两年：北约轰炸该市期间，有一个贝尔格莱德电视台的摄制组丧生，安娜当时就和他们在一起。我收藏着她离开几个月后给我寄来的信。除了说自己找到了工作，日子过得不错以外，她还附上了一篇题为车站的短文，是献给我们虚拟的南斯拉夫日常生活博物馆的一份迟来的藏品。文章用悲凉的语调描绘了贝尔格莱德的电车休息站，描写了各种声音、闷热的夏日黄昏、空气中的尘土味。“将它装进我们的塑料大包里吧，那个红白蓝三色条纹的大包。”她写道。这可爱中透着傻气的姿态触动了我。海尔特决定留在贝尔格莱德。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如何维持生计。他不时跟我通电话。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我，一个外国人，是他与家唯一的联系。我还住在他原来的地址。

其他人似乎都过得不错。安特还是在城内各处演奏手风琴。他每周六都在北市场。人们会把钱投到他的帽子里，帽子是那里一名摆摊卖帽子的维罗维蒂察人送给他的。我们的人全都认识他。奈维娜嫁给了一个我们的小伙子，跟他生了个女儿。她在荷兰合作银行墨卡托广场分行上班。梅丽哈在萨拉热窝。她想办法要回了自家的公寓，把非法住户赶了出去。梅丽哈的父母与那座城市毫无关系：自从搬来这边，他们一次都没回去过。梅丽哈与一名达舍人同居，他创办了一家服务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马里奥退学后进入了计算机图形行业。他也有孩子了，男孩。波班加入了本地的佛教团体，剃发食素，化缘为生。只有约翰内克还在大学就读。她的大女儿跑了，现在和她爸爸在波斯尼亚住。约翰内克心碎欲绝。塞利姆成了“极端穆斯林”，成天跟冯德尔公园的怪人们混在一块，嚷嚷着“我们波斯尼亚人要让那些塞尔维亚杂种都滚蛋，然后是克罗地亚人，那些欧洲人全滚蛋，还有美国佬”。据说，只来上过一两次课的佐勒分手了，因为要去加拿大，他自称是双重受害者——米洛舍维奇加上北约轰炸。不过，更可能的情况是他惹上了当地的塞尔维亚黑手党，分手是为了保命。

这些都是达尔科告诉我的，我有一天在瓦瑟纳尔附近的荒凉海滩偶遇了他。太超现实了。我差点儿没认出他：他浑身古铜色，头发成了淡黄色，戴着时尚太阳镜和随身听。他还骑在马上。他看起来就像一名ck模特，或者说是瘦弱版的ck模特。他告诉我，他正在上瓦瑟纳尔马术俱乐部的马术课。他以前就有一个朋友是美国富商，男的，在同性中很有市场。只不过，他即将脱离底层生活——他从来不隐晦这种想法——搬进常律会运河的一座宅子里。这要多亏他的朋友，掏了整整一百万给他买房。对了——是一百万美元，合两百万guće……

“我发现自己喜欢骑马。”他说。他深情地望了我一眼，说道，“报一门课吧，什么课都行——瑜伽，莎莎舞，随便——我跟谁都这么讲。只要能活动身体，都有大好处。”

“我在学荷兰语。”我说。

“好呀！”他说，好像在跟别处的别人说话。

这时，我在他的太阳镜上看到了我的倒影，结果顺着脊柱窜上来一股寒意：闪亮的镜片上有两张脸，没有一张是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