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不跟你对视的眯缝眼，政权更替后时髦起来的反对姿态（不过，拉基与共产主义没有半分关系），兼有当代城里话、方言和文言（就像是祖父和孙子用同一张嘴说话）的大杂烩，一贯刻意的称呼卢齐奇夫人——这些都让我隐隐作呕，就像是厄运的征兆。

我没有出门，而是上楼敲开了塞斯的门。屋里只有他自己。

“快进来，塔尼娅。见到你真好。我正要找你呢。”

自从我那天晚上登门之后，他和伊内丝谁都没想到要找我。实际上，我给他们打过一两次电话，每次都是伊内丝热情地打发了我，说他们太忙了，一点空都没有，他们一直念着我，一直听学生夸奖我，迟早要聚一聚，好好聊一聊。明明是好话，她说起来就令人反胃。

塞斯向我解释说，尽管他本学期收到了我的学生的正面评价报告（他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报告，还是客套话？），但他九月份不能再聘用我了，因为经费不足。过去几年来，荷兰教育部一直在削减高等教育预算，在找到设立克罗地亚语言与文学职位的经费之前——他正在尽力找经费——他会让伊内丝志愿代课。她确实要做出牺牲，但为了让项目开下去，这是仅有的办法。系里的日子不好过：就连读主力专业俄语专业的人都少了。他不能请我无偿工作。不，他了解我的情况，做梦都不会让我白干；他不想剥削我。他肯定我会找到工作的。毕竟，我有博士学位，有教学经验，还有“一颗大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斯拉夫人天生会教书，不是吗？”他替伊内丝带了好，她说很抱歉没能跟我再见面。她刚刚带着孩子去科尔丘拉岛了，他马上也要走了，打完分就走。我过几天要找安妮卡办公寓的手续：还钥匙，退押金之类的。

塞斯的话里透着真诚，丝毫听不出恶意。当然，他没有问我离开阿姆斯特丹以后去哪里——谨慎的人不会问给自己找事儿的问题——但在他长篇大论的整个过程里，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

“塞斯，”我在惊慌中打断了他，“我的签证快到期了。”

“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你可以以系主任的身份写一封信，说我明年还在这里教课。”

“这不太妥当吧。我担不起这个风险。”

“当局才不关心真相呢，他们只关心档案。完全没有风险。”

“我不知道……”

“我明天过来拿信，”我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道，“你可以放在安妮卡那里。”

离开办公室时，我坚信那封信明天会等着我去拿，系公章等一应俱全。接着，我快步下楼，走进街对面的咖啡馆。我进卫生间时差点儿就憋不住了。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难受地呕吐过。

我后来扪心自问：我为何非要那封信，为何要为了一封信折腰？既然无事可干，延签又有什么用？我在其他人身上见到过侨民狂热病——比如戈兰——但我以为自己是免疫的。他们成天谈论文件，愿意为了合格的文件做任何事。然后呢？“然后我们走着瞧。”我会看到他们的表情发生一连串快速的更替，或者露出兼具狡黠、优越感和恐惧的表情；我会看着他们紧张的、可悲的、类似于罪犯的样子，念叨着最后一个可以钻进去的老鼠洞。我见过热火朝天的讨论因一道绝望的阴影落下而突然停止，但他们一下子又会走出来，继续谈话，和之前同样热烈。

我不是流亡者。我口袋里装着护照。我为什么要在塞斯面前屈膝，更不用说还有伊内丝，她肯定马上就会知道这件事。（“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尽可能帮她了。人终究要靠自己。人在国外，事情就不那么清晰……”）伊内丝啊！甜美又随和，优雅有风度，一身奥匈帝国式的魅力，克罗地亚的软沙文主义，南欧的热情，扬扬自得地住在摆满战利品的房子里，来自第一次婚姻的战利品（“一点让荷兰人明白我们不是乞丐的东西，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他们以为自己生活在坚固的资产阶级掩体里，而在我看来，他们是在浮冰上努力保持平衡，一边把祖母的银器取下来，一边要永远保持微笑，嘴巴永远在念叨。银器和素人画作是他们抵抗命运，抵抗邪恶的仅有的武器：它们是确实的标志，代表他们属于一个不会受到伤害的阶层。至于我，我会找到工作的。我有博士学位和斯拉夫人的大心。斯拉夫人天生会教书，不是吗？我有签证，桌子上还有几块面包，那然后呢？然后我们走着瞧……

稍微平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塞斯没有做任何承诺。他无可指摘。我没有资源，内部的、外部的都没有。我是脆弱的，等着别人的救济。任何人都可以把我捡起来，让我仰面朝天，对我为所欲为，给我留下淤青与伤痕。因此，我才轻易听信了伊内丝的话，陷入了她的甜言蜜语。她的罪责不比塞斯更多。我已经失去了人格。我戴上了用来抵御侵害的面具，面具已经和我的脸融为一体，深入了我的身体。我不再是自己了。

走出咖啡馆的时候，我从伊戈尔身旁经过。他还是平常的样子：戴着耳机看书。他没有注意到我。我突然想起了在柏林当保姆时的美国东家，他们总是把我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这是塔尼娅，我家的保姆。前南斯拉夫来的。塔尼娅特别会照顾孩子。她对小孩确实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