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维娜正着背，反着背都不干。我就让她大声朗读，她胡乱念了一通。我又让她反过来念，这次她只是怅然若失地站在那里。痛苦的羞辱。最后，伊戈尔挺身而出，漂亮地帮她解了围。
“谢谢你，伊戈尔，”我说道，“奈维娜，你什么时候吃透这首诗，什么时候再回来上课。”
奈维娜收拾好东西，从牙缝里说了句：“贱人！”然后大步走出教室。我记得她摔门的时候哭了。我为她感到难过，但已经晚了。我也是骑虎难下。
我能感觉到不满情绪在滋长。每次进教室都能感觉到，情绪几乎有了实体，室内温度好像都变低了。有的时候，它似乎充满了整个房间，都要溢出去了，窗子都咯噔咯噔响。然而，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我一直在想：他们什么时候会揭竿而起呢？至少会有人站到我面前，质问我所欲何为吧？但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只有伊戈尔似乎不为所动。他直勾勾地盯着我，好像看穿了我的灵魂。他脖子上一直挂着耳机，不时会戴上听歌。
“把随身听给我关了，伊戈尔。这是上课，不是摇滚音乐会。”
“音乐会上我才不用随身听。”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
“没事，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不妨碍。”
“走着瞧，”我说，“看考试的时候。”
太折磨人了。我一直在说并非我本意的话。我恨我自己。我坚持这样做，是因为一个想法缠绕着我：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去找了塞斯，把上学期的课堂情况和盘托出。
然而，随着“新政权”按部就班步入正轨，我的恨意也渐渐消退，真正的授课开始让我感到了快乐。学生们也有回应。梅丽哈很用功，伊戈尔次次都来，安娜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了下来，而约翰内克积极得有点过头，我一度以为她就是告密分子。但是，此时课堂人也少了，只剩下他们几个：奈维娜再也没回来，马里奥、塞利姆、波班、达尔科一个个也都不来了。
文学史之旅颇为顺遂。穿行于时代、流派、作者、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麻醉效果。课程最后的主题是回归。回归还是留下，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都感觉自己在这里是暂时的，同时精力都集中到了搞定证件上。他们以为，一旦拿到证件就可以下决心了。祖国仍然在他们心底某处闪着光，或许是出口灯箱的光吧。
现在我又在收拾学生们的手提箱了，跟上个学期只有一个区别：里面没有走私品了。我在帮他们熟悉自己的文学大家庭，他们的先辈。我选取的文本起到了英雄传的角色，只不过传主是虚构的。叙事多从第三人称开始，以第一人称结束，比如主角的日记或致友人的信。虽然这些主角都是土生土长，他们全都与少年维特和恰尔德·哈洛尔德有着某种家族相似，克罗地亚作品里尤甚。更不消说评论家所谓的俄国多余人形象了，比如格里博耶多夫的查特斯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罗亭和拉弗列茨基，基尔萨诺夫和巴扎罗夫、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契诃夫的伊凡诺夫，还有奥列夏的卡瓦列罗夫。女性人物主要分三类：漂亮的爱国女青年，一般会被主角抛弃；荡妇，嘲笑主角却也让主角兴奋；还有沉默的女烈士，忠实地陪伴着主角直到最后。
这些主角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实在让我惊讶。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读文学，而是在读基因图谱，就像发现了某种你朦胧有印象，却从来没当回事的东西，比如祖孙三代都在同样的地方长着一颗痣。我经常有一种感觉，自己在看一部播了一个多世纪的肥皂剧（不过，我在公开场合是绝不会承认的）。
我们读了两部主角最后发了疯的小说：k.Š.伽尔斯基的《扬科·鲍里斯拉维奇》和《拉得米洛维奇》；我们读了三部主角都自杀了的小说：维因赛斯拉夫·诺瓦克的《两个世界》和《提托·多里奇》，奈哈耶夫的《逃亡》；我们还读了克尔莱扎的名作《菲利普·拉提诺维茨》，与上面几部同样以流亡为主题。在这些故事中，主角在外国觉得孤立，回国又无法适应，死亡悲剧由此触发。
“不过，真正抓住我们的，”梅丽哈说，“是讲客籍劳工，也就是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他们跑到德国、瑞典、法国、荷兰打拼多年，就是为了拿着辛苦钱，回家买大房子养老送终，传给子孙后代。而这些大房子都空荡荡的，像是坟墓，像是金字塔，像是无忧无虑退休生活的纪念碑，乌托邦的纪念碑。因为战争来了，到处都是硝烟。”
“也许吧，”安娜不安地说道，“不过，那真的是我们的故事吗？”
“你说呢，我的姐妹。你父母在德国干了半辈子，而你现在却漂流异国，身无分文。你去问问艾达，她是我的朋友。她会跟你讲的。她爸妈干了三十年退休，挣的钱都存到了萨拉热窝的一家银行里，本来想着盖座房子，安心过日子。他们现在在哪儿？又回科隆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代人的命运：生，一无所有；死，一无所有。我爷爷奶奶，还有我爸爸妈妈，‘二战’后从零开始干；现在又打仗，一夜回到解放前。我呢，也是从零开始，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〇。”
谁都不说话了。梅丽哈的〇像个套索悬在我们头上。
研究移民的人类学家从谍战小说里面学了个词：卧底。卧底，原本在新环境中过着正常生活的人：学习当地语言，适应当地生活，看上去完全融入了进去——突然间，他们顿悟了。回国的美梦将他们变成了机器人，变卖家产也要回国。意识到错误（大多如此）之后，他们回到了卧底二十多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土地，被迫重新走一遍适应期（不少人会跑去找心理医生）。两番折腾过后，终于与自己达成了和解。许多人过着两条平行线一般的生活：他们将脑海中的祖国投射到暂居的异国，再将投射的影像当作真实的生活。
我的学生都不是卧底，他们压根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卧底。他们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他们正忙着建造一座座空中楼阁，然后俯视大地，决意去留。当然，我也跟他们在一起。我同样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只是我不忍俯视。我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