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在门前。放在两周前，我会活力满满地冲进门去，现在却连跨过门槛的力气都没有。深吸一口气，我把公文包像盾牌一样紧紧抓住，走了进去。

“你好呀，同志！萨格勒布怎么样？”

“说好的巧克力，带来了吗？”

“你回来真好。我们都盼着你呢。”

大声问候中透着一股真挚，我差点儿失去平衡。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等对方说完，把周末赶制的课程大纲递了过去。大纲上列出了本学期的授课主题，附有日期和内容梗概。接着是必读书目，每周大约有两百页。我告诉学生，我会严格按照进度授课，每次上课前的相关文本也必须读完。这门课要写两篇作业，期末考试采取口试形式。我不会再容忍缺勤了，出勤率会反映在期末分数上。

“这课是怎么了？”梅丽哈一边笑一边喊，“新政权上台了？”

我选择了无视。

“要是图书馆只有一本，我们怎么能都读完呢？”马里奥浏览书目时抗议道。

“要么一块看，要么自己影印，”我说，“我周末把书单上的前几本都影印出来了，可是花了不少时间。”

“这些书图书馆里都有吗？”塞利姆问道。

“书单上的都有，没有我也不会列进来。”

我也给了塞斯一份阅读书目。

“一周两百页？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一点也不多。美国学生一周要读四百页。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要求的，对吧？”关于美国学生的这件事我是从某个地方读来的，似乎起到了预期效果。塞斯只是耸了耸肩。

授课内容是简要比较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文学发展史，会涉及很多知识点、人名和时间。最后几堂课是克罗地亚小说专题解读。

不可置信的表情在学生们脸上挂了许久。他们试图把我的做法理解成心血来潮，希望过不了多久便会恢复原样。我一直在端详他们的脸，想找出告发我的那个人。我有时候觉得是梅丽哈，过了一会儿又觉得是奈维娜，或者伊戈尔，波班……到底是一个人单独告发，还是两个人合伙，我绞尽脑汁地在想。我脑子里浮现出梅丽哈跟伊戈尔两个人定期向塞斯报告课堂情况的样子，或者塞利姆跑去找塞斯，说这门课简直是不可理喻，一个被本国公民以历史必然性为由消灭的国家竟然在这里复活了。约翰内克呢？安娜呢？会不会是她们？

上完课我马上就走，从来不去办公室，尽可能不跟学生接触。渐渐地，不可置信变成了困惑，困惑最后又变成了失望。然而，下课后他们还是会等我请他们喝咖啡。梅丽哈试过一次，接着是奈维娜。

“同志，一块喝个kopjekoffie吧，我们请客。”

“谢谢，我现在很忙。”我两次都是这么说。

我看见他们在系里对面的咖啡厅里，正专心致志地谈话。系领导正在开会。我知道他们在谈我的事。“贱人。卢齐奇现在是个真贱人。”我能想象到那个告密者坐在中间，皱着眉头，嘴唇紧闭。我在想谁会第一个弃课。伊戈尔？安特？奈维娜？

我只有一次没控制住。我布置他们背乌耶维奇的《每日哀歌》，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这招很蠢，是我从一个克罗地亚诗歌教授那里学来的，这个人就是喜欢用类似的作业折磨我们，我们都恨透他了。我记得当时在心里发誓，以后绝不这么祸害自己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