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机会了啊。”

“我们刚到阿姆斯特丹，弗拉杰克就放飞自我了。他迷上了草什么的。痴迷那种。”她说草像是对暗号似的，而且压低了声音，仿佛怕父母听见。

“弗拉杰克人呢？”

“连警察都不知道。但我才不管呢。他不再是我的麻烦了……好了，咱们吃饭吧。”

塞斯的克罗地亚语说得很好。（“看见我的训练成果没？我厉害吧！不过，其实是他丈母娘的功劳，对不对，塞斯？对了，你家人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你回去家里还有谁……”）我在的时候，伊内丝嘴说个不停。作为完美的女主人，她摆出了最好的银餐具（“我是专门为你摆的，帮你回忆我们过去的生活：这是我祖母传下来的。”）、我们的葡萄酒、我们的橄榄油（“我们每年夏天都回老家。我们在科尔丘拉岛有一间不错的小屋。你哪天一定得过去看看。我们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就像吉卜赛人似的。葡萄酒、橄榄油、火腿，你能想到的都有。塞斯特别喜欢那边。孩子们也喜欢。对我来说，孩子会讲克罗地亚语很重要。当然，对我妈也很重要。她每年都和外孙一起住整整两个月。”）。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海岸、孩子、她的母亲、塞斯的荷兰人母亲。我几乎插不上话。

换一个场合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厌烦，但那个晚上她说的话让我感觉放松。忸怩的鼻音就像疗伤的软膏。这是多年来我的生活第一次显得正常。时间本身似乎被治愈了，缝的针被拆掉了。我总算站在了坚实的地面上，沐浴在伊内丝温暖舒适的话语中。有那么一秒钟，我还以为我们都在萨格勒布。当然，我们岁数都大了一点，而且弗拉杰克换成了塞斯，但戈兰很快就会回来的。他只是出去买酒了……

“你一定要尝尝我的罂粟籽蛋糕。我专门给你烤的。感谢奥匈帝国。要是没有它，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糕点，你懂我。罂粟籽也要从萨格勒布带回来。这边找不到，就连——该怎么叫他们合适呢——突厥人(turks)也没有。”她显然希望我听懂她略带种族歧视色彩的称呼，然后赞许地眨眨眼。

“布雷克饼，巴克拉瓦点心，罂粟籽面条。”我唱道。

“你和你的思南病啊。”她抱怨了一句。我被这句评论惊到了，好像之前是我在不停念叨南斯拉夫似的。

喝咖啡的时候，伊内丝就开始用复数人称代词了。

“我们很高兴能帮到你。互帮互助太难得了。你在我们班从来都是第一，于是我就跟塞斯讲，我说啊，你应该请塔尼娅来。我们听说了不少你学生的事。还有那个男孩。真可怕！”

我再次被惊到了。我感觉闲谈的方向要变了。

“那个男孩叫乌罗什。”我说。

“每一代都有自杀的人。”她说。

“你什么意思？”

“我们上大学时就有一个，记得吗？他叫什么来着？”

“内纳德。”

“没错。去了趟印度，回来就自我了断了。他父亲是将军。我觉得跟毒品有关。天啊！还记得那些去印度朝圣的人吗？不过，你和我，我们从没有迷上脉轮啊，经书啊那些玩意儿，对吧？”

“你了解到那个学生的什么情况没有？”塞斯打断了伊内丝的话，我很感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