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以前也这样以为。等一下，我带了放大镜。”

“你有放大镜？”

“是啊，我兜里恰好带了一支。”

“你兜里恰好还有什么？”

“不关你的事，”他说，“透过它看画就得了。”

“我看见了珍珠……”

“珍珠里呢？”

“影子。”

“我的妈呀，你眼真瞎！再看。”

“我不明白。从类型来看，可能是表现死亡吧。”

“不开窍，不开窍啊你。珍珠里有维米尔的脸！”

他兴奋极了。

“你怎么这么想？”

“你是说你还没看见？”

“没啊。你就承认吧。全是你自己编的。”

“难道不神奇吗？”

“就算假设有，会不会是当时的惯例？”

“画家，她的创造者，在她耳朵上的珍珠里！”他接着说道。

“有人说画中的女孩是维米尔的女儿玛利亚，如果是这样，它确实可以看成是对dna的最早的象征性描绘。”我说。

“那就更神奇了！父亲与女儿合为一体。”伊戈尔说。

“不过，也有人说它是另一个人的肖像，或者是习作。伦勃朗也画过披围巾的人。这家美术馆就有一幅。”我说。

“说她是他女儿的人是对的。”

“果真如此，你的小姑娘可就把她家老爷子戴在耳朵上了。”我打趣道。

“告诉我，”他突兀地来了句，“你的耳朵上戴着谁？”

“我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耳朵上戴着她的创造者，据说是她父亲的人的形象一样。不过，我们也不知道啊。又不是人人成天身上都带着放大镜。”

“夏洛克·福尔摩斯就带。”

我的肩膀能感到他的手的重量，我的脖颈能感到他轻柔、温暖的呼吸。我打了个激灵，小心地挪走他的手，转身面对他。

“你呢？”我问道，“你的刺青呢？”

“我没有刺青。”他答道。

“乌罗什就有。”

“乌罗什？”

“那个，其实是烙印，他父亲留下的污名。”

“那个男的是杀人犯，不是父亲。”

“你还记得我第一堂课发的问卷吗？”

“记得，我记得那个蠢问卷。”重读放在蠢上。

“哦。对于课程预期收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回去。”

“我听着有点老气。但乌罗什吧，我怎么说呢，他不是工棚里最锋利的工具。”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他不算太聪明。”

“这么说不好。”

“抱歉。”

“乌罗什发出了许多求救信号。我们都没注意到，或者说懒得去注意。全是我的错。”

“你现在良心不安了，对吗？”

“那些玩具箱……它们包含着一条信息，一条我们不曾破解的信息。它就在我们面前，空气中有各种信号，我们都视而不见。它就像你以为的维米尔图像一样。假如我们兜里都揣着放大镜，或者我们都有童话人物的天赋，能听懂动物和植物的语言，哪怕只是能听懂人的语言，真正明白人们怎么说话也好，那么，世界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别想了，同志，”伊戈尔说，“人不会说话，只会放屁。不过，现在也差不多了。快闭馆了，咱们走吧。我给你买杯热巧喝吧？”

伊戈尔和我是最后离馆的人，不过，我还是在美术馆的书店里买了一个纪念品：椭圆形的玻璃镇纸。玻璃底部的图案是伊戈尔的姑娘。

走出美术馆时，天下起了小雪。我们穿过小广场，走进一家咖啡厅，靠窗坐下后点了热巧。我一讲起乌罗什的死就停不下来了。

“扳机可能是我扣下的。”我说。

“什么扳机？”他马上反问道。

“我是说，我可能要为乌罗什的死负责。他向我发出了信号，而我没能读懂。”

“简直是胡扯！”伊戈尔说，“你别再浪漫化乌罗什的死了。有什么意义？你会好受些吗？天知道他为什么自杀。他可能是脑子疯掉了。他可能是走累了，就跳车了。那可能只是他说再见的方式，cheerio，ta-ta，totziens，adios，去你们的吧……告诉我，你为什么偏偏挑我来念叨这些？”

“因为我没有别人可以念叨。”

“振作点，行不行？眼泪会糟蹋你的热巧的。”

“我不念叨了。我保证不念叨了。”

“我真想知道自己是掉到哪部电影里去了——本周电影？也没准是丹尼尔·斯蒂尔的小说。”

我擦掉了眼泪。

“好样的！我还怕你会变成——乌贼呢。”

我被逗笑了，笑声带来了片刻的慰藉。

“讲讲你自己吧。”我谨慎地说。

“你想听什么？”

“你的生活。你父母还活着吗？你住在哪里？跟谁住？你找到姑娘了吗？你朋友都有谁？”

“你啊，你的蠢问卷！好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别担心。首先，我绝不会为了今天下午看到的那种恶棍自杀。但更重要的是，我就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我是个玩家。我清楚得很。”

回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我们没有多说话。我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伊戈尔看荷兰报纸；我打开了镇纸的包装，反复地抚摸这块椭圆形的玻璃，心里想着妈妈放在瓷器柜里的照片。里面没有我爸的照片。我记不得爸爸了。我记不得。他自杀时，我才三岁。妈妈从不讲他的事。她把自己的桥烧了，也不准备为了我去重建。我不仅对他一无所知，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妈妈让我随她的姓，进一步抹除了他的痕迹。难怪她的瓷器柜照片展里毫无他的踪迹。她完全确定的是，通过将父亲从我的生活中排除，她挽救了我。至于从什么中挽救了我——只有她才说得出。她尽可能地堵上了一切我可能从中穿过的裂缝，去除了一切我可能抓住的话头。她料理了我过去的大半生，占满了父亲的位置，也占满了她自己的位置。

我耳朵上那颗看不见的珍珠是空的。我用余光在它浑浊的表面上寻找神奇的图像。图像中的场景从幽深沉重的黑暗中进入我的记忆，我说不清那是不是真事，或者图中的男人是不是我的父亲，但他有可能是的。我三岁大，男人让我骑在他背上，揪他的头发。他抓着我的鞋，好像它们是围巾的末端。我们走过厚厚的积雪。天刚蒙蒙亮，万物都闪耀着神奇的光。突然间，男人的双手伸向我的肩膀，缓缓地掉进了雪中。我开心得要疯了……

“你在抓耳朵。”正看报纸的伊戈尔抬头说道。

“是吗？”

“你想什么呢，聊一毛钱的？”

“唉，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想，真的。”

我们在火车站分开了。我回头看着他。只见他瘦高的个子，双肩包压得他微微驼背，双手插兜。天黑了，飘着细小的雪花，他的背影显得结实一些，更像成年人一些。

“周一课上见。”我喊道。

他没有回头答话，只是缓缓地抬起一只胳膊，表示他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