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你何干？再说了，问这种问题有什么好处？你看吧，再过一两年就没有人记得武科瓦尔了。或者萨拉热窝。连当地人都记不得。所以，不要那么激愤了。相信我，不值当。”

“但我就要。”

“告诉我，你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乡的侨民吗？哪怕是1971年清洗民族主义分子之后的流亡者？我见过。我在美国有一个叔叔，是他介绍我认识侨民的。就跟见鬼一样。他们滔滔不绝地讲着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半点关系的事情。那就是他们的时间观。你离国时不仅改变了你的空间；你还改变了自己的时间，内心的时间。萨格勒布时间走得要比你内心的时间快得多。你依然困在自己的时间框架里。我打赌，你现在还以为战争是昨天爆发的呢。”

“可它就是啊！”我激烈地说，“而且它还没打完。”

“那是对留下的人来说！你的昨天就是他们的古代史。还记得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后，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南美涌回来的侨民吗？久经考验的克罗地亚人。应图季曼号角声而起的恶棍、私兵、打手、失败者。”

“地方博物馆里的展品。”

“没错。对了，再过几年，在留下的人眼里，我们可能就和他们一个样了。所以，要做的事就是忘记，忘记一切。”

“那谁会记得呢？”

“你以为人们发明象征性的替罪羊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别人替自己受苦和铭记。”

“我不知道我是不……”

“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们的故事不好讲。就连数字的意义也是因人而异。我们感觉是大洪水，别人感觉是冲个澡：几十万人被杀，一两百万人流离失所，这里着火了，那里爆炸了，还有一点劫掠。都是小事！印度今年发洪水死的人都比这多。”

“你简直是疯了！”

“人们不喜欢不幸，相信我。他们不能对大灾难感同身受。至少不会长期感同身受，哪怕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所以他们才想出来替罪羊的办法。”

“我不明白。”

“知道猫王死了的人比知道萨拉热窝图书馆没了的人还多，比知道斯雷布雷尼察遇害穆斯林的人还多。灾难让人倒胃口。”

“你说的话太可怕了。”

“你还什么都没听着呢。我要是真说起来，你肯定想离我远远的……”

他被飞机广播打断了：飞机即将在阿姆斯特丹降落。

“幸亏打铃了。”他露出了真诚的微笑。

（我在荷兰语里比较舒服，奈维娜曾说过，好像荷兰语是个睡袋一样。）

“我在天上比较舒服。”我说。

我的旅伴无视了这句话，好像觉得它很下流。

能见度很好——天朗气清，阳光明媚。我们身下的大地就像逾越节吃的无酵饼一样，分成一个个细长规则的格子。荷兰。上万个马列维奇《白底上的白色方块》的廉价复制品拼在一起的样子。我一下子意识到，我脑海中没有一幅萨格勒布的图像。我努力想要唤起点什么，但我能想起来的只是一系列模糊的，而且是——着实奇怪——黑白的画面。出于某种原因，我的潜意识把我关于萨格勒布的文件都扫回了前彩色时代。

“告诉我，”我突然将头转向旅伴，“共和国广场的那家varteks品牌店还在吗？”

“你是说耶拉契奇总督广场？”

“无所谓。”

“嗯。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昨天去那里了。我现在想不起来当时见没见到它。”

“我从没在那家店买过东西，”他说，“它怎么会让你这么惦记？”

“它就是会。”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