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们不知道，我从无数南斯拉夫移民那里听过同样的话。他们甚至将它说成自己离开祖国的主要原因。（“我为什么要走？因为在别的语言里，孩子们睡得安安稳稳的；而在我的语言里，孩子们睡得像被宰了似的。”）

那一刻，我感到一阵怜悯向我扑来；那一刻，我为他们感到难过，爱上了他们的一切——他们看东西的样子，他们说的话，他们谈论自己的方式……他们是我的孩子。随着视线在他们身上游走，我为他们的显著特征拍下了快照：塞利姆特别纤长的手指，还有他像拍动翅膀一样扑打双臂的紧张样子；梅丽哈的微笑会像油一样流到整张脸上；安娜的双眉间有几道深深的凹痕，几乎像烙印一样；乌罗什半闭着的眼皮很不安分，而且睫毛泛白；奈维娜抬起目光时，脑袋总会抽筋似的扭一下。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快照的人：留给我的桌椅那里是空洞的，是虚无。

我们的团体迅速升温，就像涨起来的啤酒泡沫一样。我们肯定有一段神志不清的时间，我们这群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少先队集会？党员大会？学校郊游？突然间——因为喝了太多酒，过度兴奋，筋疲力尽，或者某种集体的消沉情绪——梅丽哈哭了出来。其他人要么跟着哭，要么感到喉咙哽咽。我意识到酒已经喝干了，从这一秒到下一秒，集体感动的状态就要转化为某种别的东西了。

事实正是如此。

乌罗什明显喝得比别人都多。他站起来大声说道：“大家安静。安静。我有话要说。”

他面色苍白，试着做了一个深呼吸，身体有点摇摆。

在农夫的田地里

在巴尔干的群山里

在某一天里

一群孩子

壮烈地死去了。

他们全都

出生在同一年。

全都上同一所学校，

全都参加同样的庆典；

全都扎过

同样的疫苗。

还有，他们全都死在同一天。

我们一言不发地听着。安特正在演奏军歌《科纽赫山》。

还有五十五分钟

就是那命运的时刻

这群孩子们

坐在书桌前

做着那道难解的题：

一名旅者能走多远

如果他的步行速度是……

等等。

这是一个痛苦的场景。德桑卡·马克西莫维奇的《一个血腥的故事》是南斯拉夫几代学童铭记在心的作品。所有的课本、选集都有它，官方活动、庆典和学校集会上也会朗诵它。它讲述的内容是真实的事件：1941年，德国人确实在克拉古耶瓦茨杀害了一整个班的学生。但是，过度的曝光损害了这首诗的力量，而且它逐渐变成了对自身的戏仿。人们对它已经烦了，倦了。乌罗什念诗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这位九十高龄的女诗人在电视节目里的镜头，她当时戴了一顶帽檐比她的头大三倍的帽子。她坐在前排，听着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演讲，微笑着点头，就像一个古怪的吉祥物，或一条机器狗。

一些同样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