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尔塔·博雷罗·帕拉是和一位女管家一起生活的，那位女管家是秘鲁万卡约人，谨慎低调，给我们端来两杯柠檬水之后就不见了。后来只在让玛尔塔就着水吃药或女主人请她拿来些东西时才现身。事实上，她并不像是雇员，更像是秘书和旅伴，或是好朋友。
玛尔塔很快就抛开了政治话题，感伤起来。她对我说她现在的生活很平静，就靠回忆过日子了——说话时，她的手还在摆弄着周围的花和别的物件——她也经常回忆自己在世界各地漫游的那些日子。我强忍住没有问那个已经滑到嘴边的问题：“您还在继续为美国中情局工作吗？”尽管她会“时不时地出去遛弯儿”，但已经很少去旅游了，原因显而易见。但幸亏有电视，她依然能在每天晚上跟随那些旅行节目的镜头环游世界，至少环游一小时，然后她就会上床睡觉。有的纪录片拍得特别好。前一天晚上，她还看了一部介绍不丹王国的片子，那些山真美啊，还有他们的国王，胖胖的，面无表情，像个活图腾。尽管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再也没回去过，但她会经常回想起她的祖国危地马拉，想起那里的丛林、火山、印第安人五颜六色的服饰以及每周六都会在村落里出现的集市。她很遗憾自己从未见到过活的凤尾绿咬鹃飞翔的样子，那种鸟是他们国家的象征，她只在图画和照片里见过。她最后一次踏上危地马拉的土地时，那里正在举行总统大选，她难过地发现危地马拉仍是那么贫穷。共产主义分子让那里布满鲜血和火焰，搞得山里全是游击队，恐怖分子则在城市里扔炸弹，绑架、杀害那些正派人。还好军队依然坚定，依然在对抗他们。要是没有强有力的军队，可怜的拉丁美洲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因此她每天都会在自己的博客上向拉丁美洲的军人致敬。那些勇敢的士兵收入微薄，还一直被赤色分子诽谤，可要是没有他们，整个美洲大陆早就都效仿古巴模式了。“一想到那些军人，我就忍不住流眼泪。”她喃喃道，像演戏一样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她的座位旁边有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中，布什家族三代人围在她周围要拥抱她。这个家族出了两位美国总统，杰布·布什则曾出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她对我说，她曾是共和党内非常活跃的党员，认同共和党人的观点，就像她认同由古巴流亡者组建的古巴正统党的观点。每次美国总统大选，她都会帮共和党在拉美裔移民中拉票，这里是她的第二祖国，她像热爱危地马拉一样热爱美国。她最近非常高兴，不仅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且不断兑现竞选承诺，还因为她购入或继承的某些中国债券——我到最后也没搞清楚她指的到底是什么——终于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因此，如果一切顺利，她很快就会变成百万富翁。她年事已高，肯定花不完那么多钱，不过她会用那笔钱成立一个基金，用来支持全世界的反共组织。
托尼·拉夫尔很熟悉她，曾花很大精力调查过她的过去，因此他向我描述的关于她的很多情况应该都属实。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从年轻时候起，她就是个精明、勇敢、手段多、爱冒险、有能力应对任何突发状况的女人。她还是个没有畏惧心的强女人，经历了如此多的可怕事件都活了下来。托尼本人曾在《罪之狂想曲：特鲁希略对卡斯蒂略·阿马斯》（圣多明各，格里哈尔博出版社，2017年）一书的前几页中讲述她靠阿贝斯·加西亚的帮助在特鲁希略城安顿下来，当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傀儡总统埃克托尔·本贝尼多·特鲁希略（绰号“黑特鲁希略”，元首的弟弟）把她叫到了总统办公室，想收买她，让她陪他睡觉：给了她一张支票，还对她说“你自己填金额”。却没想到这位暴怒的危地马拉女人扑到他身上大喊着“我不是婊子”，然后抓他，挠他，还差点儿咬掉他一只耳朵，直到卫队冲进来把他和这只发狂的母兽分开。
我问她那件事是不是真的。她点了点头，像个小女孩一样开心地笑个不停：
“我的嘴上现在还留有那只斗牛犬的耳朵的味道呢。我竟然没把它咬下来，对他而言真是个奇迹！”
但是我没像她那样乐起来，而是追问在“黑特鲁希略”或他那位显赫的兄长堂拉斐尔·莱昂尼达斯本人试图杀掉她之前，是不是美国中情局帮助她成功逃离特鲁希略城的。
“我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已经过去太久了！”
她立刻换了话题，对我说她当时“是个很迷人的女人”，还说如果我不信，可以看看屋子里的几面墙。
她给我指了指一些巨大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确实年轻、漂亮，戴着极具热带风情的头巾，挡不住一头秀发滑落在裸肩。
我不知道我们的谈话是怎样立刻转向哈科沃·阿本斯的。“我从年轻时起就无比厌恨那个人”，她对我承认，但是既然“现在他已经死了”，她叹了口气，补充道，“我倒是有些同情他了”。
“那些年的流亡生活肯定让他和家人受了不少罪，”她又叹了口气，“无论他们走到哪儿，左翼和共产党都指责他是懦夫，说他本应拿起武器来抗争，却主动辞职逃到国外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曾当面羞辱他，他在一次演讲中指责哈科沃·阿本斯没有钻进大山训练游击队，以对抗卡斯蒂略·阿马斯。换句话说，他指责阿本斯没有自寻死路。”
“您现在知道阿本斯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我问道，“他只是民主人士，也许有点儿天真，不过他确实想把危地马拉变成民主、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流亡之后他加入了危地马拉劳动党，却从来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他确实很天真，但是他被赤色分子利用了，”她纠正我，“我只同情流亡时期的他和他的家人。他们东跑西跑，从未在任何一个地方扎根：墨西哥、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中国、乌拉圭……走到哪儿都不受待见，甚至似乎还吃不饱饭。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家庭悲剧。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说他的女儿阿拉贝娅长得很漂亮，后来嫁给了平庸的斗牛士海梅·布拉沃，更过分的是他还出轨了。她最后在他和他情人的住处饮弹自尽。甚至有人说阿本斯的妻子，那位以聪明才智和高雅气质著称的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维拉诺瓦也背着丈夫跟一个古巴人搞在了一起，那人是她的德语老师。阿本斯知道此事，却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戴着那顶绿帽子。更有甚者，他的另一个女儿莱奥诺拉曾经进过好几家疯人院，几年前也自杀了。所有这些事加在一起，最终摧毁了阿本斯。他沉迷酒精，某次醉酒后竟然溺死在自家的浴缸中，这件事是在墨西哥发生的。不过也许是自杀。总之，我希望他在临死前曾对自己的罪行产生过悔意，这样上帝或许还会原谅他，让他进入天国。”
她显得十分悲伤，画了好几次十字，还不断做着深呼吸。
我问她，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是不是也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身上看到了某些优点？
“完全没有，”她略带怒意，斩钉截铁地答道，“作为总统，他为给危地马拉带来不幸的阿本斯政府上台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阿本斯在私生活方面很检点，可是阿雷瓦洛很喜欢玩女人。您难道不记得被阿雷瓦洛及其狐朋狗友带出去玩乐的那两个俄国舞女是怎么死的了？他们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两个女人死掉了，他们当时都喝醉了。当然，无论是阿雷瓦洛还是和他一起坐在车里的那个混蛋都没受到任何处罚。”
她停顿了一会儿，吃了几片药。女管家又一次消失不见之后，我问她道：
“您能和我谈谈您与美国中情局之间的关系吗，玛尔塔夫人？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许多朋友认为，当美国人不再支持上校时，您却在为该组织效命。当时美国人觉得他没能力继续领导危地马拉了，决定找一个更有精力、更具吸引力的人来取代他，例如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将军。”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咱们最好还是别聊这个了。”她这样答道，虽说没有生气，但态度十分坚决，而且表情严肃。她紧盯着我的双眼，仿佛想把我钉在椅子上。
尽管如此，尽管考虑到了最糟糕的后果，我还是坚持说完。
“还有，您不得不立刻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时候很快就获得允许来到了美国，而且先拿到了长期居留，后来几乎立刻取得了美国国籍。很多人认为，这些正是您为美国中情局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工作的证据，玛尔塔夫人。”
“如果您继续说这些，我恐怕只能请您立刻离开。”她嘟囔道。
她没有抬高声量，但是每个单词都发得力道十足。她借助拐杖，费了很大力气，终于站了起来。
我请求了她的原谅，保证再也不会提这类让她不快的问题，才使她又坐了下来。但很明显，我触碰到了敏感话题，这让她十分不快，甚至有些恼怒。从那时起，她的态度变了。她不主动多谈，表情有些麻木，眼神也带着敌意，这使得整个谈话的氛围都冷淡下来。她现在把我当作敌人了？甚至看作给她下套的共产主义者？她不会恢复常态了，也不会再开俏皮的玩笑了。当我发现对话的气氛越来越沉重，又没有什么好办法把这种情况扭转时，别无他法，只得感谢她的接见，并向她道别。把我送到门口时，她像是发表版权声明似的补充了一句：
“这本书出版后请给我寄一本来，堂马里奥。当然，我肯定是不会读的，但是我提醒您，我的律师们会读的。”
当天晚上，索莱达·阿尔瓦雷斯、托尼·拉夫尔和我约定在华盛顿乔治城的米兰咖啡餐厅聊一聊我们的这场谈话，那是个热闹的地方，总是挤满人，还很吵闹，不过可以吃到很正宗的意大利菜，喝到很棒的意大利红酒。我们预订了好位子，这样就可以安心交谈了。索莱达和我一致认为托尼不把他的最新著作寄给玛尔塔是正确的，因为她肯定不会为那本书的内容而感到高兴。托尼对她的态度亲近、友好，不过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她肯定不希望别人谈论的事情，就算谈起，也不能像我们当时那样谈得如此热火朝天。
我们仨都认为，我对“危地马拉小姐”的拜访是值得的，尽管我从此行中收获的问题比答案更多。从玛尔塔对我说的事情、不愿意对我说的事情，尤其是和我谈话的方式以及她最后的恼怒，我推测出她当年肯定是为美国中情局效力的，而且为这一世界驰名组织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俩也都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在她是否参与了刺杀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行动上，我们之间产生了分歧。早在行动开始前她就得知此事，还是说她甚至曾有意识地参与那次行动，又或者她是因为和阿贝斯·加西亚及美国中情局在危地马拉的特工之间的关系而在无意间被慢慢拖入那起阴谋？我们意见不一，最终没能讨论出什么结论，但还是一致认为，当她得知恩里克·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要把她卷入那起刺杀事件时，她除了逃亡再无其他选择，这就更显得她和该案有关，阿贝斯·加西亚和那个实际上不叫迈克的男人也是同样的情况。她宣称的自己对卡斯蒂略·阿马斯的爱应该是真的，并非因为她有意或无意被卷入该案而心生悔恨才那么说，当然了，不能完全排除她想借此误导调查方向、洗清自己嫌疑的可能性。
我们仨都认为，美国在准备发起旨在颠覆阿本斯政府的军事行动时选择卡斯蒂略·阿马斯作为领头人是一个愚蠢透顶的选择。这一选择直接导致了那次政变产生的影响与美国人的预想南辕北辙，得手的喜悦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作用也很有限。政变在整个拉丁美洲范围内激化了反美情绪，壮大了信奉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典范的政党的力量。它的直接后果是使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更加激进，进而投向了共产主义。菲德尔·卡斯特罗从危地马拉发生的事情上得出了许多显而易见的结论。我们也不能忘记古巴革命的二号人物切·格瓦拉在自由军开始入侵时正身处危地马拉，但他当时正在挨家挨户地推销百科全书，以此来养活自己。他正是在那里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秘鲁人希尔达·加蒂亚。在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入侵行动开始后，切·格瓦拉甚至想加入民兵组织，但阿本斯始终没能成功地把民兵组织起来，于是他不得不逃往阿根廷大使馆避难，免受那段时期在整个国家弥漫开来的反共情绪的危害。但很可能就是在那里，他得出了对古巴的结论：要以一场真正的革命彻底摧毁军方。毫无疑问，这就解释了为何埃内斯托·格瓦拉后来会在圣卡洛斯卡巴纳城堡主持大规模枪决军人的行动。以下观点也是从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事情中衍生出来的：古巴革命想要成功，想要抵挡住压力、封锁和美国人可能发起的武力入侵，就必须倒向苏联和共产主义。如果美国接受了阿雷瓦洛和阿本斯试图在危地马拉推行的现代化、民主化改革，古巴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攻击蒙卡达兵营时，菲德尔·卡斯特罗还表示自己希望给古巴社会带来的是民主化和现代化，他的思想当时离强权和集体主义相去甚远，可是如今在古巴实行统治的成了不合潮流的政权，一个很好的例证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那篇题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演讲，那是他因为发动了对蒙卡达兵营的袭击而上庭接受审判时宣读的。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得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给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带来的影响同样巨大，尤其是危地马拉。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干涉使得这片大陆的民主化进程放缓了脚步，耽搁了数十年，还导致成千上万人牺牲，因为它促使武装革命和社会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发展起来，至少三代年轻人为了那个梦想兵戎相向。比起哈科沃·阿本斯，后来者们无疑更加激进，也更加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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