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了门，司机不在。这不是个好兆头，他昨晚就吩咐过司机要早点儿来。他已经跑了？有人命令他别来？他只好自己拿钥匙开车。他开得很慢，以防不负责任的行人横穿马路或突然冲到车前，他们总觉得应该是司机而非他们自己要把心思放在避免交通事故上。半小时后，他把车停在位于太子港市中心的多米尼加使馆的门前。还差几分钟才到十一点，于是他在开着空调的车里等了一会儿。当他看到表盘显示的时间是十一点时，就熄了火，走出车子，敲响了使馆的大门。开门的是三天前为他开门的同一位皮肤黝黑的姑娘。
“领事先生已经在等着您了，”她十分和善地笑着对他说道，“请进。”
这么说，这次接见他的依然不是大使。姑娘把他引至他上次来过的那间办公室。领事依然穿着那件灰色西服，太紧了，看上去他很难呼吸。他强挤出一丝笑容，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令阿贝斯·加西亚印象深刻。
“有消息吗，领事先生？”阿贝斯·加西亚立刻问道。
“很遗憾，还没有，上校，”领事回答道，同时示意他坐下，“还没有答复。”
阿贝斯·加西亚感觉自己满头是汗，心脏在胸口剧烈地跳动。
“我想和大使先生谈谈，”他请求道，用了哀求的语气，“我只占用他十分钟，不，五分钟。求您了，领事先生。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必须当面和他解释。”
“大使不在，上校，”领事说道，“我的意思是，他不在海地。他被召回圣多明各了。”
阿贝斯·加西亚知道领事在撒谎。他确信如果自己往大使办公室的门上踢一脚，肯定会看到坐在写字台后方一脸惊恐的大使本人，然后大使会对他说另一番谎言。
“您不清楚我的处境，”他艰难地开了口，“我的性命、我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性命危在旦夕。我在给巴拉格尔总统的信中写得很明白。如果他们把我们杀了，对他而言也将会是一桩国际大丑闻，这桩丑闻将给他的政府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您能明白吗？”
“我很清楚这些，上校，我发誓，”领事点着头说道，“我们把此事详细地向多米尼加外交部作了解释，他们肯定正在研究您的事情。一有消息，我就会立刻通知您。”
“您要么没搞清楚，要么在对我撒谎，”阿贝斯·加西亚忍耐不住了，“您认为我还等得起？他们可能今天就会把我们杀掉，很可能是今天下午。我们是多米尼加公民，理应受到保护，也有权立刻回国。”
领事从写字台后方站起来，过来坐到了他身边。他似乎在纠结着要不要说些什么，但是没敢说出口。他那双小眼睛透着惊恐，左看看，右望望。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竭力压低了嗓门。
“请允许我给您一个建议，上校，快逃难去吧，别再等了，例如逃到墨西哥使馆去。我是以朋友的身份而非以领事的身份对您说这些话的，您写给巴拉格尔总统的信永远不会收到回复，我十分清楚。我是冒着被罢免的风险告诉您这个情况的，上校。我这么做纯粹是因为我主仁慈，因为我清楚您和您家人的处境。别再等了。”
阿贝斯·加西亚试着撑起身子，但又浑身战抖起来，因而再次跌坐在椅子上。这个建议有什么意义？也许有，但是多年前他就被墨西哥驱逐过，还被列入了不受欢迎之人的名单。那就去阿根廷或者巴西，或者巴拉圭。尽管他的腿抖得厉害，可是第二次尝试时还是站了起来。他没向领事告别，像个机器人似的往正门口走去。他也没有回应那位黑皮肤姑娘的道别。他坐回车子上，没有发动车子，剧烈的战抖终于停止了。没错，就这么干，到某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使馆去寻求庇护，除了墨西哥。巴西，对，就去巴西使馆，或者巴拉圭使馆。那些国家在太子港有大使馆吗？他得翻翻电话黄页。那个婊子养的巴拉格尔收到了他的信却故意不回，还拐弯抹角的。巴拉格尔当然希望“医生老爹”把他杀掉，也许杜瓦利埃总统早就询问他的意见。“我要怎么处置他，总统先生？”那只老狐狸肯定会这样回答：“任您处置，陛下。”巴拉格尔害怕再次看到他出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土地上，因为他有能力动员那些依然对元首十分忠诚的人，那些人不仅仅分布在军队里。巴拉格尔希望“医生老爹”干这脏活，结果了他。
路过佩蒂翁维尔军事学校时，他回忆起两年来在这里干过的工作，也回忆起自己对士官生们发表的那一场场关于国家安全、令人难以置信的讲话。他曾给那些官员、那些曾是登记在册的囚犯如今却成了“通顿马库特”辅助人员的人讲过那么多奇特的案例。他总是讲得很慢，口译员会根据笔记把他的话翻译成克里奥尔语。那些课程能起到什么作用？至少士官生们、官员们和辅助人员们看上去都挺感兴趣。他们就如何让囚犯开口招供问了他许多问题。那就要靠恐惧了，他给他们解释过无数遍这个道理。必须让囚犯感到极度恐惧，比如把他们阉了。再比如把他们活活烧死。又比如挖掉他们的眼睛。再比如把木棍或酒瓶插入他们的屁眼。他甚至曾经给他们买过一把电椅，那把电椅和特鲁希略城夸伦塔监狱里的电椅以及拉姆菲斯将军放在空军基地里的电椅非常相似，只有一个区别：佩蒂翁维尔的这把电椅从没展示过它的真正威力——这把电椅那么贵，却不能调节电量，因此不能被用来慢慢地折磨那些囚犯直到他们招供；这把电椅一下子就把囚犯烤焦了。他不自觉地笑了，他记得当时他的学生们也都笑了，因为他给他们讲了个故事：以前在特鲁希略城，在审讯过程中，每当犯人们发出尖叫或向他摇尾乞怜，他总会想背诵几首阿玛多·内尔沃写的那些感人诗句，或哼几首阿古斯丁·拉腊的曲子。
他真是疯了才会和马科斯·多米尼克上校搅在一起。愚蠢又可悲的疯狂，这可能会让他坐上佩蒂翁维尔军事学校里的那把电椅。那把电椅不会慢慢折磨犯人，只会使他们在电流通过身体的一瞬间就立刻死去。真是大错特错。来到海地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自从来到这里，在他身上就没发生过好事。为什么“医生老爹”还没像枪决那些军官那样把他杀掉？他想用怎样的酷刑对付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和朋友巴拉格尔谈过了。回到佩蒂翁维尔的家中，阿贝斯·加西亚的裤子、衬衫、外套和领带全被汗水浸透了。
希塔正在客厅里给两个小姑娘读故事书，一看到他的样子，她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了。他摇了摇头，表明了事情的结果。
“大使没有接见我，还是上次那个小员工。”他的声音在颤抖。他想，如果自己哭出声来，妻子肯定会害怕，女儿们也一样。他努力调整着情绪，冷静了一些，然后慢慢说了句话，声音揭示了他的恐惧：“巴拉格尔没回信。咱们得逃难去了，我现在就给巴西大使馆打电话。帮我把电话黄页拿来吧。”
希塔去找黄页时，两个女孩依然坐在沙发上，很安静。她们俩更像妈妈，而不像他。她们穿的衣服很漂亮，还戴着蓝色围兜，小鞋子则是白色的。她们发现爸爸一动也不动，还很严肃，这意味着发生了某些不好的事，还是别问爸爸比较好。
希塔回来时，阿贝斯·加西亚发现她手里没有电话黄页，正要责备她，却发现妻子的脸色不对，眼神中满是惊恐。她原本高大而结实，但是最近这些日子里消瘦了许多。她抬起一条胳膊，指向窗户。“怎么了？”他嘟囔了一句，然后往朝向花园和街道的大窗户走过去。几辆卡车刚刚停在他们的花园门口，一共是三辆卡车。现在第四辆也挨着它们停了下来。一群男人从卡车上跳下来，一袭黑衣，帽子也是黑色的，是“通顿马库特”的制服。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和匕首，他确信——尽管并没有看到——他们宽大的黑色腰带上一定别着手枪。他们在围栏前排成一列，却没有闯进来，明显是在等待命令。“到底来了。”他想道。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你还在等什么，乔尼？”希塔在他背后喊道。他转过身，看到妻子已经抱起了两个女儿，她们正靠在妈妈身上哭泣。“做点儿什么，做点儿什么啊，乔尼。”
“我的手枪。”想到这里，他立刻向卧室跑去，从上锁的床头柜里取出了手枪。他要杀死希塔，杀死女儿们，然后自杀。
但是，他从卧室窗户向外望去，“通顿马库特”的兵士们（这里面有多少人曾是他在佩蒂翁维尔军事学校教过的学生？）依然站在那里，齐齐围住了围栏和花园大门。为什么不干脆冲进来？对了，现在要进来了。其中一名兵士一脚踢飞了花园的小木门，其他兵士纷纷踹倒围栏，成队地向鸡舍逼近，完全不理睬冲着他们吠叫的两条看门狗。不管他是否相信，握着手枪的阿贝斯·加西亚还看到“通顿马库特”的兵士们占领了整个花园，肆意践踏着鲜花及其他植物，还乱棍加乱刀杀死了两条狗，此时正在屠杀鸡舍中的母鸡。羽毛漫天飞舞，鸡叫声和入侵者的吼叫声夹杂在一起，震耳欲聋。
“他们杀了狗和鸡，”他听到希塔喊道，“要轮到我们了。”
三个用人跪在地上，边哭泣边祷告。这场屠杀和这些喊叫声似乎永无终结。阿贝斯·加西亚荒唐地命令三个用人把大门钥匙扔掉，但他们根本没听到他的吩咐，又或是已经没力气照他说的去做。
他看到房门被踢开，紧接着看到几颗黑脑袋和几双呆滞的眼睛（“他们被下蛊了。”他甚至这样想）。他举起手枪开始射击。他没听到枪响，只听到撞针撞击空弹夹时发出的干涩响声。他忘记装子弹了。他连自卫都没做就要死了，甚至连一个令人作呕的对手都没能杀死。这些兵士就像是在严格地执行命令，他们没有冲向他、希塔或两个小女孩，而是先用粗棍和匕首猛敲、捅杀三个用人，嘴里喊着些没人能听懂的话，肯定是在咒骂。他抱紧希塔和女儿们，她们把头埋进他的胸口，一家人都在战抖，连哭的力气都没了。
“通顿马库特”的兵士们此时像跳舞般在三个用人的尸体或残骸边跳来跳去。阿贝斯·加西亚看到他们的手上、脸上、衣服上、棍棒上都是血，这不像是一场屠杀，更像是一场野蛮而又原始的庆典或仪式。哪怕是在最可怕的噩梦中，他都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死去：被一群发狂的野蛮人屠戮，尽管带着手枪，却更喜欢用棍棒和刀杀人，像遥远的从前，像那些居住在史前洞窟和丛林中的野人。
无论是乔尼·阿贝斯·加西亚、希塔还是两个小女孩都没能看到那场惨事的结局，却有一位目击者见证了一切：多萝西·桑德斯嬷嬷。她是他们的邻居，尽管大家都住在同一条街上，却只有见面打声招呼的交情。后来她只能靠服用镇定药来控制紧张情绪，最后终于决定辞去传教士的工作，尽早返回美国。据她所言，那场可怕的屠杀结束后，那群黑人四处泼洒煤油，最后点了火。她亲眼看到那幢房屋被烧成了灰烬，还看到那些杀人凶手、纵火犯跳上卡车，扬长而去。他们肯定认为已经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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