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亚是铁路工人的儿子，从懂事起就一直梦想着去当兵。他的父亲支持他的理想，可是他的母亲更希望他能成为工程师或医生。他出生在韦韦特南戈市周边一个叫圣佩德罗内克塔的小镇，那里离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边境不远。他童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无定所，因为父亲是铁路工人，所以全家都要根据父亲的工作地点而变换居住地，直到父亲最后被安排到危地马拉城的中央火车站工作。克里斯平去一所公立学校上了学，那里的条件比他上过的那些乡村小学要好得多。
他学习并不努力，但很擅长体育运动。从很年轻的时候起——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呢——就经常练习游泳，因为有人告诉他那项运动可以帮他长个儿。他担心自己身高不够，会影响进军校，毕竟军校对学员的身高设置了最低标准。他当时还差几十厘米才能达标，为此很发愁。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得知自己被军校录取的那一天，他的成绩并非位列前茅，但也不至于垫底。后来他在军校当了三年士官生，依然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学生，总是位居中游，能够完成学业任务——这不成问题。他在演习和体能训练中总是表现得非常努力。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人很单纯，甚至有点儿傻气，还很乐意交朋友，和所有人处得都不错，无论是和同学还是和学长；他很遵守纪律，从不惹是生非，因此军校里的校规对他不构成麻烦——不用别人说，他就会主动遵守一切规定——同学们很佩服他能做到这些，但这并没有帮助他获得同学们的尊重。
他的这种有点儿平庸的个性在哈科沃·阿本斯执政后期发生了变化。战争期间，“杀虫剂”——危地马拉城及其周边的居民就是这样称呼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自由军飞机的，因为它们会让人们害怕得胃部不适——中的一架在军校的荣誉广场投下了一枚炸弹。没有人死亡，却有多人受伤，其中有些伤得很重，包括“细嘴松鸡”克里斯托瓦尔·福门托。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亚当时刚上完物理课，亲眼看到炸弹落在荣誉广场边一间屋子的屋顶上，炸弹瞬间把那间屋子炸成了废墟，石块和砖瓦如雨水般倾泻，射向四面八方，击碎了周边的玻璃。他也受到冲击，摔倒在地。站起来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受伤，却能听到有些伤者因疼痛而发出的喊叫声，还看到许多士官生、官员和员工在周围奔跑，身上覆满灰尘，有的浑身是血。几分钟后，混乱局面才平息下来，整个军校的人都在帮忙把伤者——包括他的朋友“细嘴松鸡”——送往校医院，幸运的是，那里并没有在轰炸中受损太多。
克里斯平此前从未对政治产生兴趣。他听说“十月革命”终结了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达的军事独裁统治，还听说过庞塞·维德斯军政府，不过没怎么放在心上——那时他还只是个小学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及其继任者哈科沃·阿本斯上校参加的总统大选同样没引起过他的过多关注，而他正是在后者参选时期考入军校的。他一直觉得政治是很遥远的事，和自己关系不大。实际上，那几乎是军校中所有士官生对政治所持的态度。当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在洪都拉斯发动军事政变，指责阿本斯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时，他也没有参加过周围任何一场与此相关的讨论。可是这种政治上的中立立场——或者说是冷漠态度——在“杀虫剂”盘旋于危地马拉城上空抛下宣传册或炸弹造成人员伤亡并引发恐惧、恐慌时彻底转变了，引发这种转变的重要日子就是军校遭轰炸的那一天。美国飞行员攻击危地马拉人，攻击马塔莫罗斯或圣何塞·德·布埃纳·维斯塔军营，还攻击军校，这动摇了他的信念，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变了。他把这一切视作对这个国家的犯罪行为。这是任何一个热爱危地马拉、有尊严感的人都难以接受的，况且他还是个士官生，是未来要当军官的人。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参加军校举办的所有政治讨论活动，有时还主动发起类似的活动。士官生和官员没有统一的立场，对阿本斯政府、对它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无论士官生还是官员，都对卡斯蒂略·阿马斯持敌视态度，认为他破坏了危地马拉军队的团结，还在美国的资助下攻击自己的祖国。
对他造成更大影响的是那枚落在军校荣誉广场的炸弹造成的伤亡，其中有他的同学也是好友克里斯托瓦尔·福门托，绰号“细嘴松鸡”，很喜欢动物，总是聊外国的动物，那些动物在危地马拉很少有人知道。有一天，他带来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种在西班牙被称作“细嘴松鸡”的禽类。小伙子看那张照片时的表情过于兴奋了，因此后来其他士官生给他起了那样一个绰号。“细嘴松鸡”后来被转移到部队医院，克里斯平到那里探望他时，发现他如暗夜般忧伤。医生没办法保住他的一只眼睛。尽管成为独眼并不能算是无可挽回，却意味着他的军人生涯结束了。“细嘴松鸡”只能离开军校，另谋生路。两位朋友之间那场持续了很久的对谈实在让人伤感，克里斯平在某个时刻发现，克里斯托瓦尔的脸颊上挂着泪痕，尤其在谈到自己可能会回家当农民的时候。他说一位舅舅已经提议他回到阿尔塔韦拉帕斯一起干活，那位舅舅在当地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咖啡。
不止克里斯平一个，自从那枚炸弹落在荣誉广场，所有士官生都开始更多地谈论政治了。在这种氛围中发生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克里斯平性格大变，成了同学中的领袖。无论是在操场上、课间休息还是入夜宵禁之后，他们甚至会在黑暗中继续交流。他异常兴奋地谈论着旨在对抗“祖国的叛徒们”的事业，这里的“叛徒们”指的是那些为了颠覆阿本斯总统而脱离军队、投效美国的“走狗们”。他还说美国根本没把危地马拉当作主权国家，而是把它当作殖民地。当然了，他的逻辑有时是混乱的，支撑他思想的与其说是理智，不如说更多的是激情，这种激情中还夹杂着对祖国、对同胞和军队的热爱。对他而言，这些都是最神圣的情感。此外还有对那些受政治利益驱动而攻击祖国的叛徒们的憎恨之情，例如满是流氓的自由军，那支部队基本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就是他们使得美国人驾驶的飞机轰炸了危地马拉城，也是他们让“杀虫剂”朝军校投下了炸弹。
一九五四年七月初，士官生们收到通知，所有人都要到奥罗拉机场迎接卡斯蒂略·阿马斯，此人在美国大使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和军队高官们的陪同下，从萨尔瓦多回到了危地马拉。自由军已经和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还组成了临时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国家。卡斯蒂略·阿马斯本人就是委员会成员。得知此消息，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亚向同学们提议发动游行示威。
同一天，他被军校校长埃乌费米奥·门多萨上校叫到了办公室：
“我不应该叫你来办公室，而应该把你关进监狱，”上校阴沉着脸，声音里夹杂着愤怒和惊愕，“你……你疯了吗，卡拉斯基亚？在军事设施里搞游行示威？你不知道这意味着叛乱吗？你将因为这种野蛮行径而被赶出军校，被关进监狱，你知道吗？”
埃乌费米奥·门多萨上校不是坏人。他很注意锻炼，保持着运动员般的身材。他还总喜欢抚摸自己的小胡子。他也曾因军校遭轰炸而怒火中烧，因此很理解士官生们对发生这种事情感到恼火。但军队是讲纪律的，也要有等级观念。校长提醒卡拉斯基亚士官生专心听他说话，不要乱眨眼，在军队里就得服从命令，不能迟疑，更不能打小算盘。如果不这样，军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更不可能保卫国家，也就是说，保卫祖国。
训话持续了很久。最后，上校的语气和缓了一些，他说能理解士官生们的痛苦和愤怒，这是人之常情。但在军队里，命令就是命令，不管喜欢与否，下面的人都要服从。现在上面给出的命令十分明确：全体士官生都要到奥罗拉机场列队欢迎军队长官卡斯蒂略·阿马斯和在圣萨尔瓦多签署了和平协议的自由军。
“我也不喜欢这样，”门多萨上校突然坦陈道，把声音压得很低，像同谋那样看了士官生一眼，“但我还是会去，而且会站在军校队伍的最前方。我必须完成接收到的命令。如果您现在对违抗军令、组织示威游行的事感到后悔了，那您也必须去，也要站到队伍里去，还得穿上制服，把枪擦好油，擦得亮亮的。”
最后，克里斯平请求原谅。他承认门多萨上校说得在理，必须负责任地行动，还说自己当天下午会在全体同学面前作自我批评。
士官生们和军队及警方的队伍一样，赶去奥罗拉机场迎接卡斯蒂略·阿马斯及其同僚。欢迎仪式十分盛大——他们不仅庆祝政府军和自由军达成了协议，也庆祝战争终结，这意味着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及恐惧情绪都是过去时了——没人能想到这场仪式差点儿被军校士官生和自由军士兵之间的冲突毁掉，当时自由军也来到了机场，准备迎接他们的领袖。大家都全神贯注地等待着，几乎没人注意到那起冲突，如今已完全倒向卡斯蒂略·阿马斯的报纸和电台也不曾对此有过任何报道，人们后来只是通过个别目击者的证词才了解到当日爆发了冲突。
来到现场的是最早抵达首都的一支自由军队伍，那支队伍刚好被安排在军校士官生队伍旁边。队伍里，士兵的军服又破又脏，穿戴也不整齐，很是自由散漫；武器也五花八门，有人拿步枪，有人拿猎枪，还有人拿手枪，此外有人举着小旗，有人戴着眼罩，还有人戴着劣质帽子。他们取笑穿着干净、妥帖制服的士官生。士官生们列队整齐，一言不发，听着他们的讽刺和嘲笑，这些嘲笑他们的人除了真正的危地马拉人，还有其他中美洲国家的人，只因他们是战胜方，才获得了这样的特权。事态愈演愈烈，这些人除了嘲笑，也开始侮辱危地马拉军队未来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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