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普里弗伊大使通过努力,在危地马拉政府内部成功安插了间谍。“那些人的要价比希腊人低多了。”这是他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写下的文字。不是所有人都像迪亚斯上校那么多疑。普里弗伊大使每天都会向华盛顿通报他所搜集到的情报,十分轻视卡斯蒂略·阿马斯在流亡时期的所作所为,坚持认为让政府军背叛阿本斯将比自由军的军事行动更快地颠覆危地马拉现政府。他总结道,政府军的内部叛乱要比自由军的入侵行动更有效率。入侵行动不会立刻收效,拖延得越久,政府军那些人发动叛乱的决心就越动摇。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和十九日,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军队(普里弗伊习惯称之为“团伙”)越过边境线后,他的看法得以证实。如果没有空军支援,自由军的行动将一败涂地,是空军使得在瓜兰和巴里奥斯港作战的自由军免遭被全歼的命运,还奇迹般地拯救了那支试图攻占萨卡帕的队伍。阿本斯政府的空军力量十分薄弱,可能只拥有五架比奇at-11型战斗机,其中一架在入侵行动爆发首日就投敌了,飞行员把它开去了洪都拉斯,加入了叛军。阿本斯不敢让余下的四架战斗机参战,因为害怕其他飞行员也投敌。布罗德福斯特上校指挥的自由军空军因此可以横行无忌。
美国飞行员大大利用了这种空中优势,尤其是在奇基穆拉,以杰瑞·弗雷德·德拉姆为首的叛军空军机队对政府军造成了极大破坏。杰瑞·弗雷德·德拉姆自杀式地闯入驻军军营,成功抛下了一枚炸弹,不仅造成了重大伤亡,还摧毁了军火库,迫使其余官兵在六月二十三日缴械投降。自由军占领了该地。这大大刺激了其他几路入侵者,那些人在最初两日遭受重创,差点儿就要退回洪都拉斯境内了。自由电台把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军队对埃斯基普拉斯和奇基穆拉的占领形容为阿本斯政府“终结的序幕”。
此时,普里弗伊大使致函美国国务院和自由军战略指挥部(由美国中情局官员罗伯特森和威斯纳指挥)要求轰炸危地马拉城。只有让城内军民人心惶惶,军队才会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多位政府高官曾详细地给大使解释了这一策略,其中包括蒙松上校和军队司令迪亚斯上校:“必须造成平民伤亡,要在民众当中散播恐怖情绪。这是能够使得我们借机插手颠覆阿本斯的唯一手段。”埃尔菲戈·h.蒙松上校在何塞·路易斯·克鲁斯·萨拉萨尔上校和毛里西奥·杜博斯上校的陪同下来到大使馆,他们明白无误地指出自由军应该轰炸的地点是马塔莫罗斯军营,它位于危地马拉首都的中心。
六月二十五日傍晚,轰炸开始了。自由军空军当时更加壮大了,由威廉姆斯和德拉姆驾驶的两架雷电战斗机飞往首都前先在奇基穆拉和萨卡帕上空盘旋,炸毁了一列运载支援前线的官兵的火车,又摧毁了一座桥梁。幸存官兵选择继续步行前进,这让他们更加步履艰难。
两架战斗机在凌晨两点二十分飞抵首都。率先在马塔莫罗斯军营上空盘旋的是威廉姆斯驾驶的战斗机,它携带的二百七十五磅炸弹被卡住了,没能发射成功。跟在后边的德拉姆则成功地用五百五十五磅炸弹击中了军火库,直接把它炸成了一片废墟。这次轰炸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爆炸,造成军营内外无数军民伤亡。两架战斗机还收到命令,对幸存者进行了低空扫射。撤退前,威廉姆斯又在城里投下了两枚较小的炸弹,其中一枚击中了军校的荣誉广场。这次,以军队司令迪亚斯上校和埃尔菲戈·h.蒙松上校为首的政府军高官终于满意了:平民死伤无数,成千上万的家庭出于恐惧已经开始逃离这座陷入火海的城市,他们背着大包小包,有的抱着摇篮,还有的带着爱犬,大家都很怕自由军会进行新一轮轰炸。
马塔莫罗斯军营遭遇袭击二十四小时后,整座城市依然弥漫着袭击造成的恐慌,死者和伤者依然躺在路边,还有大批居民正试图逃往乡间。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阿本斯总统收到了军队司令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以军方的名义”发来的请求信,信中称,“由于昨天发生的那起重大事件即敌方战斗机对马塔莫罗斯军营及周边地区的轰炸”,他请求与总统及军队其他要员召开紧急会议。迪亚斯、蒙松和军方的其他官员都是阿本斯在军校的同学,也是他的私交好友。在迪亚斯荣升军队司令的进程中,阿本斯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收到那封请求信,阿本斯就知道迪亚斯上校已经不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人了,也不再是自年轻时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好友和伙伴了。直到两天前为止,他还一直在向自己汇报普里弗伊与军队高官见面、试图说服他们发动政变的情况。政变真的要爆发了?他也被敌人收买了?在回信中,他约迪亚斯和其他军方要员于当日下午在总统办公室见面。
回信后,他招来了三位密友,也是他的谋士: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耶赛尔、农民和工人工会总秘书长维克托·曼努埃尔·古铁雷斯和危地马拉劳动党(共产党)党魁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他们都曾在制定土地改革法和推动国会通过该法案的过程中与阿本斯通力合作。此外,这最后一位密友在一九五四年年中还曾肩负赴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购置军火的任务,当时美军将会入侵的威胁令军方十分紧张,于是阿本斯决意早作准备。福图尼顺利完成了任务,阿本斯也成功地通过瑞典的阿尔芬姆号货船把军火运抵巴里奥斯港而没有引起美方察觉。苏联对危地马拉发生的事情压根没有半点儿兴趣,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阿本斯无数次这样想过,他的政府只能吃哑巴亏,以很高的价格购入那批武器,半点儿折扣都要不到。美国媒体后来把那次购置军火事件描述成了一桩丑闻。实际上,军方永远不会同意用那批军火来武装民兵力量,况且所谓的民兵压根就不存在。
阿本斯没有向他们提及迪亚斯的请求,只是询问他们招募和训练士兵的情况如何。三人带来的数据十分糟糕,尤其是福图尼那边的数据:进展缓慢;不是所有的农民工会都愿意让其成员应征入伍;其他的工会尽管愿意合作,可是内部有不少反对意见。那些人刚刚分得小块田地,现在只想好好种地,不愿卷入战争,更不愿当兵。福图尼在当年大选之前就是哈科沃和玛利亚·阿本斯的好友了,他对总统坦陈,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负责训练新兵的老兵消极怠工,他们害怕那支“民兵”,以为那些新兵将来会成为军队的威胁;又或许他们收到了上层的命令,才不好好训练新兵。在首都奥林匹克城的体育场里,来到募兵点报名的只有几十个人,他们原以为会有成千上万人前来。负责管理新兵的官员还无故缺席,根本就没出现在训练地点,还百般推辞,不把武器交给新兵。事情已经很明白:危地马拉军方不希望吸收新兵来保卫革命成果。普里弗伊大使说服了他们,让那些之前尚在迟疑的官员相信政府的所作所为是“邪恶的”,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民兵”就会取代政府军。打仗、参战,这些都是军队的事,不是工会和农民该做的。由于持类似观点,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后来被危地马拉劳动党(他担任该党总书记)中央委员会指责“个人行为与所担任职务不相称”,还说他发表了“错误且糟糕的政治言论”。后来他受到了“纪律处分”,被踢出了该党的领导层。
阿本斯没有告知这三人他下午要和军方高层见面,但是从他们那里收到的情报让他感到很悲观。他早就怀疑他们所说的情况了:军队不愿意训练新兵。负责管理新兵的官员很可能收到了更上层的指示而找理由拖延,也有可能是他们个人想消极怠工。尽管这些人都曾支持土地改革,但他们毫无疑问更看重个人得失。总统一直都很清楚,军方不愿意和美国作战。尽管他们十分轻视卡斯蒂略·阿马斯,但如果要跟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就是另一回事了。谁又能说他们的顾虑是错的呢?
从晚上八点开始,总统办公室就被大约二十位军方首脑挤满了,其中有一些是管理首都驻军的。所有人都身穿军服,胸前挂满勋章。总统立刻让军队司令发言。
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刚开始演讲时还有些紧张,比较克制,在演讲的全过程都使用了充满敬意的“总统先生”这一称呼。尽管如此,哈科沃·阿本斯也猜到了他接下来会说些什么。他会捍卫“十月革命”、改革措施和土地改革法,会赞扬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措施。就是这样。当然了,迪亚斯坚持说道,当然了,总统先生,军队理解并支持这些改革,危地马拉军方自然也不会容忍卡斯蒂略·阿马斯这样的叛徒发起叛乱,而且这场叛乱背后还有外国势力支持,美国已经公开表达对我国政策的不理解和敌视态度。从洪都拉斯入侵的叛军在瓜兰和巴里奥斯港都受到了重挫,我们必须打败他们。这一点毫无疑问。对此,危地马拉军队中的八千名官兵十分坚定。但是危地马拉军队是无力和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对抗的;另一方面,美国对“总统先生”的敌意(“是对危地马拉的敌意。”阿本斯纠正他),对,对危地马拉的敌意,迪亚斯修正了说法,对我国军方造成了损害:封锁,限制购买武器、弹药和储备品。多年前,美国就说服了其他西方国家站队效仿,使得我国军力大伤,从这几天我军和卡斯蒂略·阿马斯领导的叛国者及叛军的交战情况就看得出来,很明显,在武器供应方面,东方国家是无法替代美国的。几个月前,我方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的行为最终成了国际丑闻,这就是一个例证,这几乎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我国的口实。而且那批武器中的很多品种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弹药和后期维护跟不上。
他停顿了很长时间,所有人一动不动,大气也不敢喘。“要发难了。”阿本斯想道。的确如此,迪亚斯开始发难了。
“因此,总统先生,出于保护革命成果、尽快击溃卡斯蒂略·阿马斯叛军的需要,军方高层请求您做出爱国且慷慨的举动:辞去总统一职。军方将接管这个国家。我们承诺一定会拯救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我们也承诺会把卡斯蒂略及其同党彻底打败。”
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闭了嘴,现场又陷入了漫长的沉默。最后,阿本斯总统问道:
“在场的所有官员都同意军队司令的建议?”
“这是我们共同的建议,总统先生,”迪亚斯上校答道,“首先是作战部队的决定,然后得到了各分军区和驻首都部队的支持。”
又是一阵沉默。这次,哈科沃·阿本斯从椅子上站起来,坚定地说道:
“尽管我是通过干干净净的选举被绝大多数危地马拉人投票选出来的总统,但我不会贪恋权力。人民支持我推行社会经济改革,改变数百年来折磨我国农民的不公状况。如果我的辞职能够挽救这些改革,我又有什么理由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上呢?尤其是,如果这样做还有助于军队击溃、惩罚叛徒卡斯蒂略·阿马斯,那么我更是义不容辞。”
“我们以军人的名誉担保,总统先生。”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行着军礼说道。
“请军队司令留一下,”总统说道,“其他官员可以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了。迪亚斯上校将转达我的决定。”
官员们陆续离开了。所有人离开前都向总统行了军礼。
办公室里只剩下了他们俩,这时阿本斯向脸色苍白的迪亚斯提了个问题:
“你认为我的辞职可以安抚美国?”
“美国会怎么样,我不清楚,”迪亚斯上校答道,“但是军队会稳定下来,哈科沃,军人们眼看就要暴动了。我向你发誓。我能暂时阻止他们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普里弗伊大使对我保证,说只要你主动辞职,美国就会尊重我们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华盛顿只是不希望由共产主义分子掌权罢了。”
“他们有没有要求你把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枪决?”
“暂时只是把他们关进监狱,并立刻撤销公职。他们有一份很齐全的名单。”
“卡斯蒂略·阿马斯会怎样?”
“那算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迪亚斯上校说道,“但是在这方面我很坚定,连一毫米都不会退让。不能和叛徒妥协。普里弗伊大使向我保证过,只要军方掌权,把共产主义分子都抓进监狱,宣布危地马拉劳动党为非法政党,美国就会放弃卡斯蒂略·阿马斯。我已经对大使说过无数次了,那个叛徒必须被消灭。我们必须以叛国、叛军的罪名让他接受审判。”
“很好,卡洛斯,”总统说道,“我相信你对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希望你至少能保全我们在社会经济方面所做的改革,并阻止那个混蛋当上总统。”
“我发誓,哈科沃。”军队司令又行了个军礼说道。
阿本斯看着军队司令走出办公室,还顺手关上了门。他浑身战抖起来,只得闭上眼睛,做着深呼吸,借此平静下来。他即将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吗?如果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和军队遵守承诺,不和叛徒及叛军妥协,他的决定就是正确的。但是他并不能确定军队一定会听从迪亚斯的命令。如果所有的官员都是忠诚的,那么即便敌军拥有空军优势,即便能对政府军造成重大杀伤,叛乱也肯定能被镇压下去。他最近收到的消息显示,叛军对香蕉工人进行了可怕的屠杀。尽管他相信卡洛斯·恩里克的承诺,也依然担心在自己辞去总统职务之后,那些官员又会背叛卡洛斯·恩里克,进而夺走权力。
他给福图尼打电话,告诉他自己要辞职的决定。福图尼既迷惘又担心,他试图说服阿本斯,但是总统提高声量表示自己已经作出了最终决定,因为这是挽救改革成果、阻止卡斯蒂略·阿马斯获得权力的唯一方法,福图尼便不再多言了。另一方面,这也是唯一可以阻止美国入侵的办法,毕竟要是打起仗来,他们的军人能以一敌十。挂断电话前,总统对福图尼说,和其他演讲不同,辞职演讲稿要由他亲自来写。他还提醒福图尼,在他辞职后,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共产党人都会像女巫被猎杀一样被追捕,所以福图尼最好早作打算。总统随即挂断了电话。
他下令国家电台在两小时后对全国直播他的讲话。然后他给墨西哥大使普里莫·比利亚·米歇尔打去电话,两人最近往来甚密。总统对大使说,当天晚上做完辞职演讲,如果墨西哥政府同意,他和家人将立刻到大使馆去寻求庇护。大使保证说墨西哥方面不会有问题,但他还是表示会在演讲前一小时回复阿本斯确定的消息。总统接着给妻子打了电话,只对她说了七个字:“收拾行李,玛利亚。”短暂的沉默过后,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维拉诺瓦回答道:“都收拾好了,亲爱的,什么时候出发?”“今天晚上。”他答道。
总统请助手们不要来打扰他。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往手提箱内塞着需要带走的物品,然后毁掉那些带不走的文件。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想到自己三年多滴酒不沾了,于是倒了半杯威士忌。他闭上眼睛,一口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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