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卡斯蒂略·阿马斯率领的自由军从三个方向突破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边境线，艾森豪威尔任命的美国驻危地马拉新任大使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已在任上七个月。毫不夸张地说，这位精力充沛的外交官没有一天不在努力执行其上司、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交办的任务：颠覆哈科沃·阿本斯政权。

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当时四十六岁，有着大猩猩般强壮的体魄，吃过很多苦，完成了许多任务，才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一九〇七年，他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小镇沃尔特伯勒，年轻时父母双亡，只好寄宿在亲戚家。为了生存，他当时干过各种异常卑微的工作。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入伍当兵，梦想着被西点军校录取，可是因为身体原因，他很早就不再上学了。他在华盛顿做过电梯服务员。一九三六年，他与贝蒂·简·科克斯结婚，不久便在政府里谋得了一个不起眼的职位。他野心勃勃又坚韧不拔，逐渐从最底层干到了美国驻希腊大使一职。当时希腊共产党使得那个国家到处是武装斗争，眼看就要推翻希腊政府，掌控大权。他在希腊待了三年。

那是他最荣光的一段时期。他能力非凡，见识卓绝，重视实践，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他靠这些品质成功重建了受希腊官方支持的军队，美国和英国为之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正是这支军队击溃了共产党人，在希腊建立起专制的高压政权。他因此赢得了“希腊屠夫”这一绰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弟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既然已经决心明里暗里地颠覆哈科沃·阿本斯政府，那么美国就需要一位像他这样的外交官赴危地马拉上任。事实上，自从他戴着那顶标志性的饰有羽毛的小帽子来到危地马拉，就毫不关心“阿本斯政府背后有共产主义力量支持”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尽管他的副手曾斗胆建议他调查清楚），而是立即全身心投入颠覆危地马拉政权的行动。

来到危地马拉城中那座巨大、庄严的总统府递交国书的当天，他就让阿本斯总统明白了和这位新任美国大使打交道有多么艰难。仪式结束后，总统把大使请进了一间小型私人会客室。还没等总统举起由小伙子端来的香槟和大使碰杯，普里弗伊就先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写着四十个人的名字。

“这是什么意思？”阿本斯总统十分高大，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却不通英语，因此他的身边总会跟着一名翻译。普里弗伊也带着翻译。

“这是您政府里的四十个共产主义分子，”普里弗伊的口气十分蛮横，全无外交官该有的样子，“我谨代表美国政府请求您立即撤销这些人的职务，因为他们正在为外国势力效劳，危害危地马拉的国家利益。”

阿本斯回答前先看了一眼那份名单，上面除了一些所谓的左派人士，还有他的朋友和伙伴。许多人和他一样，跟共产党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太愚蠢了！但他还是微微一笑，对客人说道：

“大使先生，咱们的交往开始得并不顺利。您的情报有误。这份名单里有四位危地马拉劳动党议员，只有他们曾公开表示自己是共产党人，但实际上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大部分领导和加入该党的军人压根就不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名单上的其他人和您一样反对共产主义，”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保持和善的语气继续说道，“另外，难道您忘了危地马拉是主权国家，您只不过是大使，而非殖民地总督？”

普里弗伊大笑一声，嘴巴时开时合，咽了口唾沫。为了便于两位翻译开展工作，他把语速放得很慢。大使高大、强壮，肤色很白，眼神深邃，具有侵略性；他的眉毛很浓，翘起的胡须中夹杂着几根白须，这种情况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而言有些提早了；他的额头被汗水浸得发亮，从那一刻起，阿本斯总统每次望向大使都觉得他浑身散发着热气，好像随时会爆炸。

“我一直觉得自己从第一天和您打交道起就得对您开诚布公，总统先生，您不是说您的政府里满是共产主义分子的说法只是美国人的幻觉吗？这份名单证明那并非幻觉。”

“我能知道是哪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列了这份名单吗？”

“是美国中情局，”大使挑衅地笑了笑，然后解释道，“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机构，纳粹已经在战争中领教过它的厉害。感谢麦卡锡参议员，美国中情局如今正在肃清美国政府内部的敌对分子，很多赤色分子被揪了出来。这种人在您的政府里也为数不少。这样看来，您是不会对他们采取措施了，是吗？”

“不止如此，您的建议还帮了我的忙，”总统也反过来嘲讽道，“既然美国中情局认为他们是敌人，就意味着我可以信任这些人。感谢您的无礼举动，大使先生。”

“咱们还真是相处融洽啊，总统先生。”普里弗伊又笑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阿本斯总统对妻子玛利亚·维拉诺瓦说道：

“美国派了只大猩猩来当大使。”

“这很合理，”她回答道，“美国人不是一向把咱们这里看成动物园嘛？”

在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看来，自由军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发起的早期军事行动收效甚微。从洪都拉斯出发的军队由一百二十二人组成，前往萨卡帕、经过瓜兰时，他们与塞萨尔·奥古斯托·席尔瓦·希隆少校率领的一支三十人卫队不期而遇。这位少校虽然年轻，但智勇非凡，早就作好了战斗准备。他的士兵全副武装，在瓜兰附近的山地设下埋伏，然后出其不意地对自由军发起攻势，迫使自由军节节败退；还打死了十几名自由军士兵，包括胡安·查洪·楚亚上校，也就是那支自由军部队的统帅；此外还造成了多名自由军士兵负伤，大约三十人被俘。

米格尔·安赫尔·门多萨上校领导的自由军从新奥科特佩克出发，“斧子脸”也在其列。这支队伍在黎明时分穿越边境线，直逼埃斯基普拉斯。他们在那里遭遇的敌军拥有比他们想象中更优良的装备，而且和瓜兰战事一样，那里的政府军同样士气高涨，作好了迎头痛击叛军的准备。自由军能够在那样一场屈辱的惨败中幸存，还得感谢布罗德福斯特上校从尼加拉瓜紧急派遣的几架战斗机，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杰瑞·弗雷德·德拉姆驾驶的战斗机扔下两枚炸弹，准确地击中了埃斯基普拉斯的政府军军营，不知是他技术高超还是运气太好，其中一枚炸弹恰好炸中了两门大炮，造成政府军伤亡惨重。

从洪都拉斯境内马库埃利索出发的一路人马人数最众，共计一百九十八人，他们兵分两路逼近巴里奥斯港。一路水军，军中有两栖坦克，还有轻便船，都是元首特鲁希略派出的，这一路的领头人是阿尔贝托·阿尔蒂加；另一路则是陆军。他们的计划是一举歼灭布防在危地马拉濒临加勒比海大港军区的守军。但是两路人马都遭遇了火力猛烈的压制，甚至有民兵协助政府军的守卫工作。除了士兵，巴里奥斯港的军事设施里还有许多码头工人协助作战，他们是几天前刚刚被工会和政府武装起来的。这是在整个危地马拉境内唯一一次出现所谓“人民武装力量”，反对派曾经多次警告它的存在，但在那之前它从未现身。自由军只得仓皇逃窜，把死者和伤者抛弃于战场或港口周边。巴里奥斯港的驻军受到了广泛支持，普通民众拿起猎枪、石块和小刀帮助军官和士兵在那场战斗结束数个小时后再次击退了来犯之敌。自由军再次败退，政府军则俘虏了不少败军，许多俘虏后来被杀死了。第一次正面交锋，自由军可以说是全面溃败。

另一方面，从萨尔瓦多的圣塔安娜出发的叛军还没到达危地马拉国境线就先被萨尔瓦多军队悉数逮捕，他们的武器尽数被收缴，理由是没有拿到持械许可。两天后，在美国大使馆的积极斡旋下，被捕的人被移交给了洪都拉斯，因为萨尔瓦多总统奥斯卡·奥索里奥反对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追随者在他的土地上发起反对危地马拉政府的军事行动。

然而，在入侵行动开始的最初两天，对卡斯蒂略·阿马斯叛军打击最大的是自由军空军为前线叛军输送武器弹药的所有行动均以失败告终。空军当时得到的情报是叛军已经在危地马拉国土上展开了有效的军事行动。但那只不过是吹嘘。按照约定，布罗德福斯特上校会派遣数架道格拉斯c-124c运输机前往运送战斗物资，其中包括食物和药品，这些物资将以伞包的形式被投放到战场上，可实际上接应物资的人压根就没有出现在指定地点。美国飞行员在空中盘旋多时，直至接到放弃投送物资、返回马那瓜的指令，因为如果继续等待，可能他们最后只能把物资扔到海里。本来他们共有三架道格拉斯c124-c运输机，后来中情局局长艾伦·杜拉斯亲自授权并拨款，增派了一架前来支援。空军的实力不断壮大，到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已经拥有六架c-47（dc-3）运输机、六架f-47雷电战斗机、一架p-38闪电式战斗机、一架塞斯纳180和一架塞斯纳140。所有飞行员都是美军，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两千美元，顺利完成一次任务还可以再拿额外的奖金。

接下来，普里弗伊大使在危地马拉度过的将近八个月里，阿本斯总统几乎每次与他见面都会努力向他解释这个国家的真正状况。阿本斯总统坚持认为自己的政府主导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都是为了把危地马拉变成像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现代、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难道他们在这个国家搞过集体农场之类的东西吗？难道有哪家私人企业被国有化了吗？政府把闲置土地收归国有再分发给穷苦农民，土地就归农民个人所有了，这都是为了发展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农业啊！“对，您没听错，大使先生，资——本——主——义——”总统把这个词说得很清楚，翻译也模仿他的口气译成了英语。如果政府向联合果品公司征税，那么危地马拉所有的农民也都要缴税，政府会利用这些税款兴建学校、公路和桥梁，给教师提高工资，吸引有能力的人来当公务员，拨款给印第安人聚居区进行公共建设——印第安人占了三百万危地马拉人口的大多数，却生活在穷乡僻壤，饱受贫困折磨。即使阿本斯总统很快发现普里弗伊大使压根不听任何事实及道理也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可大使甚至不愿听总统讲话，只是像个口技演员那样不断重复地称共产主义已经在整个危地马拉蔓延开来。马里亚诺·罗塞尔·伊阿雷亚诺主教在他著名的宣教书中不就是这么写的吗？自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时代起，政府就允许成立工会组织，难道不是这样？在煽动分子的鼓动下，农民和工人越发难以管束了，这也是假的？他们侵占农场主和企业家土地和庄园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难道农场主和企业家没有感受到威胁？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不是逃到国外去了？报纸和电台每天都在报道这种事，不是吗？

“难道美国没有工会组织？”阿本斯反驳道，“没有自由独立的工会组织的地方恰恰是苏联啊。”

但是大使压根不予理睬，只是一次又一次重复地宣称美国绝不允许在加利福尼亚和巴拿马运河之间出现苏联的卫星国。他的语气时而严肃，时而威胁，还说“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威胁”，海军陆战队已经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两个方向包围了危地马拉。

“您知道此时此刻在危地马拉有几个苏联人吗？”阿本斯说道，“一个都没有，大使先生。在这个国家里，一个苏联人都没有，请问苏联打算怎么把危地马拉变成殖民地？”

由美国报纸打头阵，继而全球的报纸都开始炮制假消息，阿本斯总统对这些媒体的抗议完全徒劳。《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芝加哥论坛报》之类的权威媒体怎么会众口一词地发布如此异想天开的玩意儿？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蔓延？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在抹黑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恰恰是要解决贫困、不公和不平等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才是把危地马拉人民推向共产主义的黑手。那位外交官只会回答说美国是民主国家，倡导言论自由，政府不会干涉媒体发布的消息。阿本斯事无巨细地向他解释土地改革不会把“水果摊”也就是联合果品公司手中的任何一块土地收归国有，对危地马拉本国的大庄园主也是一样。政府只收回那些无人耕种的闲置土地，而且如果收归国有的土地是有主的，政府还会根据他们的纳税情况估算土地价值，予以经济补偿。

总统表示，大使与其和军人时常见面、煽动他们发动颠覆政府的政变——即使听到这类细节，大使也显得无所忌惮——倒不如在这个国家多走走，亲眼看看五十万印第安人是怎样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为有产者。对，大使先生，有——产——者——他们会越来越富有，危地马拉也将会变成没有饥饿、没有剥削、没有贫穷的国家。这都得益于他的政府是以美国为模板的。普里弗伊大使不为所动，依然专注于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他从没走出危地马拉城去看看这个国家。每次和总统会面，他只是不断重复同一个问题：

“为何您的政府要对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美国企业如此残酷，总统先生？”

“‘水果摊’来到危地马拉半个多世纪了，却没缴过一分钱的税，您认为这合理吗，大使先生？”阿本斯回答道，“没错，您没听错：没缴过一分钱，从来没有。这是事实，它贿赂独裁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和乌维科，和他们签订协议，免除税款。可是现在它贿赂不了我。它必须纳税，就像所有在美国、在西方民主国家经营的企业都要纳税一样。在您的国家，公司难道不必缴税？事实是，这边的缴税金额只是在您国家的一半。”

总统知道说什么都是白费唇舌。事实上，他很清楚普里弗伊大使会继续设法煽动军队发动政变，颠覆他的政府。他曾经询问过部长们的意见，看看是不是应该把他驱逐出这个国家，但是总理吉列莫·托里埃略反对说那样一来势必激怒美国，激化矛盾。美国甚至可能以此为借口，下令海军陆战队登陆危地马拉。这种入侵威胁一直是他们担心的核心问题之一。阿本斯很清楚，军方对此异常恐惧，他们很担心美国真的会武力入侵危地马拉。政府通过私下调查了解到，如果美国真的武力入侵危地马拉，那么至少一半到四分之三的危地马拉政府军会叛变投敌。这也是总统本人最大的担忧。直到目前为止，他尚能压制住那些军人伙伴，但他很清楚，一旦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危地马拉本土，军队内部势必会出现投敌大潮。在这段紧张时期，他的身体起了反应，经常渴望喝上一口威士忌或朗姆酒，但他从不曾在利诱面前低头。

阿本斯指出普里弗伊是危地马拉头号反共人士时看到对方嘲讽地笑了笑。阿本斯还说自己的国家里一个苏联人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不仅如此，他的国家既没有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也没有经贸上的往来，危地马拉宪法还禁止组建国际性政党。大使只听着，从不作回应。总统保证说，虽然危地马拉劳动党被认为是共产党，可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型政党。此时大使的脸上往往会露出一抹疑虑的神情。有时，普里弗伊大使反驳说危地马拉劳动党虽然只有四位议员，却掌控着所有的工会组织，这件事千真万确，这就给危地马拉的农场主和企业家带来了极大恐惧，迫使他们不得不逃往国外。“真是对牛弹琴，”阿本斯想道，“美国派了个蠢蛋来。”

然而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并非蠢蛋。毫无疑问，他是狂热分子，是种族主义者，也是极端的麦卡锡主义者，接受不同看法的速度很迟缓。对于这一点，阿本斯的夫人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维拉诺瓦自从见过这位大使之后就不断地向别人这样形容他。不过他确实很有效率，会闷头直冲，扫清达成目标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他甚至胆敢设法收买军队司令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绰号“小阿本斯”）。在上校前往加拉加斯的旅途中，一名美国中情局特工来找他，提出可以给他二十万美元的酬劳，换取他“与美国合作”。迪亚斯上校不为所动，从委内瑞拉回国后，将此事报告给了阿本斯总统。上校承认那次经历着实让他“胆战心惊”，还以为找上门的那人是自己老婆派去的，因为上校是和情人一起去加拉加斯旅行的。

普里弗伊大使制定的策略与其当年在希腊实施的方针很像：说服军队高官，让他们相信阿本斯的政策不仅会损害国家利益，而且会伤害军队，因为共产主义分子首先要荡平的就是军队，然后用自己的民兵来替代职业军人，苏联及其在二战后扶持的那些国家都是这样做的。美国大使干这些勾当时丝毫不加掩饰，因此阿本斯总统及其政府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总统认为这是“激将法”，是想诱使他把普里弗伊驱逐出危地马拉，这样美国就有借口发动军事入侵了。普里弗伊不断邀请上校和军队指挥官到美国大使馆去，从军队司令迪亚斯上校开始，然后是其他上校，例如埃尔菲戈·h.蒙松上校、治安部门长官罗赫里奥·克鲁斯·威尔上校、法警队长海梅·罗森博格将军等。大使有时也会在军人俱乐部或某人的私宅里和他们见面，提供见面地点的主要是那些反对各类改革尤其是反对《900号法案》和土地改革的企业家及庄园主，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这辈子从不纳税。大使提醒这些军人，说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下去，美国很快就会别无他法，只能选择武力干预。难道他们想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战？此外，他还提醒这些军人，自一九五一年以来，也就是自被阿本斯称为“社会团体”的共产主义组织首次在这个国家出现以来，美国就被迫限制危地马拉从西方国家购买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了，许多欧洲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封锁措施，这极大地损害了危地马拉军队。他们对此难道不是都心知肚明？难道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让他们采取行动颠覆现政府？

然而大使发现，当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军队于六月十八日越过边境线的时候，那些定期和他会面的军队高官大多对此叛变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这种“背叛行为”是“难以容忍的”。那个不起眼的军人、那个卑微的好事之徒竟敢集结一支绝大多数是外国雇佣兵的队伍来攻击自己的祖国。官员们的这种反应迫使普里弗伊改变了策略。他紧急联系美国国会和中情局，希望美国不要把它对军事政变的支持表现得过于明显，同时建议美国政府支持他早前提出的“制度政变”策略。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小说

《城市与狗》《凯尔特人之梦》《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酒吧长谈》《公羊的节日》《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