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顿重新召开的董事会议上，伯内斯谈论了他对危地马拉事件的印象和判断。他以调查笔记为基础写出了一份报告，以专业的犀利口吻毫无羞耻地写道：“危地马拉变成共产主义国家，成为苏联渗透中美洲、掌控巴拿马运河的桥头堡这一危机还十分遥远。我可以断定，这种可能性暂时是不存在的，”他向参会人员保证，“在危地马拉，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什么，就连那些创办光明学校来传播革命思想、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家伙也不理解那些概念。那种危机并不存在。不过，对我们更有利的是：让人们以为它是存在的，尤其在美国。真正的危机在别处。我和阿雷瓦洛总统及其亲信有过私人交流。他和诸位、和我一样，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证据就是：总统及其幕僚坚称，危地马拉新宪法禁止与其他国家有联系的政党在本国存在，他们曾在不同场合作出过如下声明：‘共产主义是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后来他们还查封了光明学校，流放了那些创办人。然而有些矛盾的是，他们对民主的过度推崇却将对联合果品公司造成巨大的威胁。先生们，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不要四处声张。”
他笑了笑，用戏剧演员在舞台上的那副眼神扫视董事会成员，他们之中有几位很有教养地报以微笑。短暂的停顿过后，伯内斯继续谈道：“阿雷瓦洛希望把危地马拉变成民主国家，像美国一样。他尊崇美国，将美国视为典范。有梦想的人往往是危险的。这样看来，阿雷瓦洛博士很危险。他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个国家只有三百万人口，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文盲印第安人，很多还笃信异端学说或没有完全脱离那些信仰；那里的医生和萨满巫师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三或者一比四。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国家变成现代民主国家？此外，当地的少数白人都是些剥削者和种族主义的大庄园主，他们看不起印第安人，只把他们当成奴隶。和我交谈过的军人就像是活在十九世纪，感觉他们随时可能发动政变。阿雷瓦洛总统已经应付过好几次军人叛乱了，把它们全都成功地镇压下去了。那么好了，尽管我认为他们把自己国家变成现代民主国家的努力只不过是镜花水月，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他们推出的某些举措对我们而言是非常有害的。
“这都是有迹可循的，不是吗？”他继续谈论着，然后做了较长停顿，还利用这一间隙喝了几口水，“举几个例子：阿雷瓦洛政府通过了一项劳动法，允许在企业和庄园内建立工会组织，也允许工人和农民加入其中。他还仿效美国，颁布了一项反垄断法案。大家可以想想，这些保障自由竞争的制度一旦推行开来，对我们联合果品公司将会意味着什么？就算不化成一片废墟，我们的利润也必将直线下降。我们的高效工作、毅力和投入，帮助我们战胜了该地恶劣的卫生条件，把丛林变成了适合香蕉种植的良田。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正是靠着垄断，我们才能威吓潜在的竞争对手，获得一系列优惠条件：不缴税，没有工会，没有威胁，也没有风险——这种经营环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不仅是危地马拉的问题，毕竟那里只是我们商业帝国的很小组成部分，问题在于它会给其他中美洲国家乃至哥伦比亚作出很糟糕的示范，那些国家很可能也想变成现代民主国家。到时候，联合果品公司将不得不应付工会、接受国际竞争、缴税、给工人及其家人提供医疗保障和退休金。我们还将成为仇恨和嫉妒的对象，那些穷国就是这么对待高效、高盈利的大公司的，尤其是对待美国企业。先生们，真正的危险是让一种不良的示范出现。这与危地马拉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无关。可能最后他们什么国家也成不了，但他们为实现那个目标而做出的举动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回撤和损失。”
他不说话了，环视董事会成员脸上或惊讶或好奇的表情。萨姆·塞穆莱是其中唯一一个没打领带的，与长桌上坐着的其他优雅男士相比，他的穿着显得很不得体。他说道：“好吧，这就是诊断报告。那么用什么药才能治好病？”
“我只想在继续讲话之前，给诸位一点儿喘息的时间，”伯内斯开了个玩笑，又喝了口水，“现在我要开处方了，萨姆。处方很长、很复杂，也很费钱，但是可以从根本上治愈恶疾，还能让联合果品公司再次不动声色地扩张、获利五十年。”
爱德华·l.伯内斯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的方案是同时针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舆论做手脚。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对危地马拉没什么概念，更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现状总的来说是安稳的。
“向政府和公众舆论描绘危地马拉这项工作，应该由我们来做。我们得让他们相信危地马拉是个很严肃、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要立刻着手做这件事。怎么做？要机敏，要善于把握机会。我们要通过宣传，使得在民主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公众舆论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行动起来，解除对本公司的严峻威胁。什么威胁？和我刚才向诸位解释的一样，真正的威胁不是危地马拉。我们要让人们相信：它是苏联安插在美国后院的特洛伊木马。如何让美国公众相信危地马拉正在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如何让他们相信如果华盛顿政府不立刻有所行动，它就将变成苏联在新大陆的第一个卫星国？答案是通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无论是在自由国度还是奴隶制国家，这些都是向公民提供信息、引导他们思考方向的主要渠道。我们要帮助媒体‘睁开眼睛’，看到那种正在逐渐成形的‘危险’，毕竟从美国飞到危地马拉只需要两个小时，而且那里离巴拿马运河只有一步之遥。
“最好让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不要表现得像是有人在背后策划或操纵。不能让人把这些宣传和我们扯上关系，尽管这与我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危地马拉即将落入苏联人手里的消息不能由共和党媒体或美国右翼媒体率先曝出，最好是让那些所谓的进步媒体率先提出来，也就是民主人士，换句话说，是中间派和左翼人士最常阅读、收听的那些媒体，这样才能让更多人相信那种消息。只有自由派媒体才能让‘消息’表现出最大可能的真实性。”
萨姆·塞穆莱打断了他，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可我们怎么才能说服那些自由派狗屎臭媒体呢？”
伯内斯笑了笑，又暂停了一会儿。他就像一名老练的演员，笃定地再次扫视了董事会所有成员：“要做成此事，就要靠公共关系领域的王牌，也就是我本人。”他毫不害臊地开了个玩笑，就好像这是在浪费时间提醒在场的先生们地球是圆的，“此外，先生们，我有很多朋友是美国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老板或主编。一定要谨慎行事，机密行事，不能让媒体发现自己被利用了。要像大自然中逐渐发生了神奇转变那样慢慢改变他们的想法，得使那些自由派和进步媒体以为是他们自己发现并向世人揭示了那些‘迹象’。要注意照顾记者们的情绪——他们非常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伯内斯说完，萨姆·塞穆莱又开口了：“请别告诉我们，你这个充满细节的玩笑要花多少钱。我们今天遭受的打击够多了。”
“关于费用，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说，”伯内斯表示同意，“重要的是，诸位要记得一件事：公司获得的好处将远多于推行这项计划所需的花销，只要我们能阻止危地马拉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成为阿雷瓦洛总统想建成的现代民主国家。”
爱德华·l.伯内斯在联合果品公司于波士顿召开的那次董事会议上提出的方案被严格地执行了，印证了伯内斯本人所提出的理论：二十世纪是宣传的世纪，宣传将成为权力阶层实施统治、操纵舆论的最有力武器，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无一例外。
慢慢地，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政府执政末期，但更多的是在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上校执政时期，危地马拉开始出现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时代周刊》。那些报道声称自由世界正面临着日益扩大的危险，苏联在危地马拉的影响逐渐扩张。危地马拉政府虽然表面上出现某些民主国家的特点，实际上却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渗透。他们漂洋过海而来，行为愚蠢却卓有成效；他们竭力对抗法治、泛美主义、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挑动阶级斗争，激化矛盾，分裂社会，还煽动该国人民对私人企业的敌意。
美国的报纸和杂志从未如此关注过危地马拉、中美洲甚至整个拉丁美洲。在伯内斯的操纵和布局下，美国媒体开始派专人前往危地马拉。他们都住在泛美酒店，那家酒店里的酒吧几乎成了国际媒体的大本营。记者们收到某些文件夹，里面的材料涉及某些印证了那些可疑“迹象”的事实——工会已沦为与私人企业对峙、进行破坏的武器。他们还在伯内斯的建议和组织下对庄园主、企业家、神父（有时甚至是主教本人）、当地记者、反对党领袖、牧师和其他专业人士进行了访谈，这些人事无巨细地描绘了那个国家的可怖，说它正在慢慢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国际共产主义势力企图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淡化美国的影响力，与美国争夺利益。
从某个特定时刻——具体而言，是哈科沃·阿本斯在危地马拉实施土地改革之时——开始，伯内斯操纵报纸和杂志老板的行为已不再有意义了，因为彼时在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圈子里已经出现——要注意，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对危地马拉局势的普遍担忧，各家媒体都自发地派出专人去调查那个小国家被共产主义渗透的情况。最精彩的部分是合众国际社发表的由一位英国记者写成的报道，文章声称苏联有意在危地马拉建立潜艇基地。《生活》《先驱论坛报》《标准晚报》（伦敦）、《哈泼斯杂志》《芝加哥论坛报》《视野》（西班牙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及其他一些报刊以大幅版面罗列事实和具体证据，讲述了危地马拉正在投向共产主义和苏联。那压根不像是被阴谋操纵的宣传成果。洗脑宣传给现实披上了虚构的外衣，毫无准备的美国记者们以那层虚构为基础，写出了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只是杂耍艺人手中的提线木偶罢了。这也解释了为何像弗洛拉·刘易斯这类知名的自由派左翼人士会向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大唱赞歌。在麦卡锡主义和美苏冷战最糟糕的那几年，那种赞歌无疑是推波助澜，将虚构扮成现实。
萨姆·塞穆莱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去世，当时的他即将年满八十四岁。他住在路易斯安那州，坐拥万贯家财，已经不再过问生意上的事了。他那时依然觉得爱德华·l.伯内斯在那场远古的波士顿联合果品公司董事会议上的谋划能如此精准地实施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他当然不会想到，尽管赢得了那场竞争，“水果摊”依然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短短数年后，该公司老板自杀身亡，公司也消亡，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有人们对它糟糕而又恶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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