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在历史著作中也不占据显眼的位置，但对危地马拉——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对整个中美洲地区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命运——产生过最为重大影响的两个人可能是爱德华·l.伯内斯和萨姆·塞穆莱。然而从出身、性格和志趣来看，恐怕再也找不出像他俩这样天差地别的人了。

塞穆莱一八七七年出生在距离黑海不远的地方，作为生活在排犹运动愈演愈烈的俄国土地上的犹太人，他在姑姑的带领下逃去了美国，那时他还不满十五岁。后来他们一起逃到住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几位亲戚家避难。爱德华·l.伯内斯也来自犹太移民家庭，但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很高，家里还出过一位显赫人物：他的舅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尽管两人并非严格的教徒，可毕竟同为犹太人。但除此以外，他们再没什么相似之处了。爱德华·l.伯内斯自称“公共关系学之父”，那门学问就算不是他首创的，也被他带到了难以预料的高度（以危地马拉为代价），甚至成了二十世纪最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武器。这些都是事实，但过度的自我崇拜经常使他的言谈充斥着病态的夸张。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九四八年，也是他们开始合作的年份。萨姆·塞穆莱向伯内斯提出了会面请求，后者在他当时位于曼哈顿中心地段的小办公室接见了塞穆莱。塞穆莱体形庞大，衣着很不上档次，没打领带，也没刮胡子，衣服已经掉色了，脚上是乡下人惯穿的鞋子；伯内斯则穿着考究，言谈得体，身上洒着亚德利香水，举手投足都像个贵族——所以很可能塞穆莱刚走进办公室时根本没有引起伯内斯太大的兴趣。

“我试着读了读您的大作《宣传》，但我没怎么看懂。”塞穆莱像作自我介绍一样对那位公共关系学专家说了这番话。他的英语很蹩脚，好像每说一个词都要犹豫半天。

“我是用很浅显的语言写的。我觉得每个识字的人都能看懂。”伯内斯毫不客气地答道。

“很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大个子男人坦陈，似乎没有感到丝毫不快，“其实我读书不多。我小时候在俄国上过学，但没怎么学过英语，这您也看得出来。写信的时候就更糟糕了，我写的信里全是拼写错误。比起脑力劳动，我更喜欢动手实践。”

“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能为您做些什么了，塞穆莱先生。”伯内斯打断了他，同时做出想起身送客的动作。

“我不会耽误您太久，”塞穆莱反过来打断了伯内斯，“我开了家公司，做的生意是把香蕉从中美洲运到美国。”

“联合果品公司？”伯内斯有些吃惊地问道，开始饶有兴致地打量起这位衣衫褴褛的访客了。

“我们公司在美国和中美洲似乎都没什么好名声，或者说，在我们公司开展业务的地方，名声都不太好，”塞穆莱耸了耸肩，“显而易见，您能帮我们改变这种局面。我想雇您当我们公司公共关系部门的主管，或者随便什么您喜欢的头衔。为了节省时间，请告诉我您希望的报酬。”

两个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男人就这样开始了那段合作。一位是自视为专家、知识分子的文雅的宣传高手；另一位则是与文雅毫不沾边的萨姆·塞穆莱，白手起家的冒险型企业家，以一百五十美元的积蓄成立了一家公司，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尽管这一点从他的外表压根看不出来。当然了，香蕉不是他发明的，但因为他，香蕉才走进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日常餐桌，进而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流行起来。在那之前，在美国，很少有人愿意品尝这种进口水果。他是怎么做到的？很难确切地搞清楚，因为萨姆·塞穆莱的人生经历已经和传说及神话混杂在一起。比起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人物，这位初创企业家更像是从某本冒险故事书中走出来的。而且他和伯内斯不同，他不爱慕虚荣，很少谈论自己。

经过无数次的旅行，塞穆莱在中美洲丛林里发现了香蕉。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种水果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于是他开始用船把香蕉运往新奥尔良和其他美国城市。从一开始，香蕉就受到了广泛欢迎。不断增长的需求量使得塞穆莱成了专业香蕉种植者和国际贸易商。这就是联合果品公司的起源。这家公司到了五十年代初已经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加勒比海的几个岛国成立了分部，贸易额超过了大部分美国企业，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缔造这个帝国的，毫无疑问只有一个人：萨姆·塞穆莱。现在，成千上万的人要靠他的公司维生了。

为了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塞穆莱必须没日没夜地在整个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来回奔波，做出了一系列英雄般的业绩。他和其他同类冒险家一起，靠刀枪掠夺土地。他无数次席地而眠，成为蚊子的大餐；也无数次患上疟疾，受尽折磨。他收买权贵，欺骗天真的农民和原住民，与腐败的独裁政权合作——他利用后者的贪婪或愚蠢，不断攫取土地资产，在那片地区获得的土地甚至比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还要大。他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还修建铁路和港口，把野蛮与文明联通到了一起——至少每当联合果品公司遭受抨击时，萨姆·塞穆莱总是这样为自己辩护（在整个中美洲，人们都管那家公司叫“水果摊”，或是用绰号“章鱼”来称呼它）。抨击不仅来自妒忌他的人，也来自美国的竞争者，可实际上那些竞争者从来就没能成为联合果品公司的真正对手，因为塞穆莱在那片地区早就如暴君般垄断了香蕉种植和贸易。例如在危地马拉，联合果品公司对该国位于加勒比海沿岸的唯一港口巴里奥斯港有绝对控制权，从那里到太平洋沿岸海港的铁路和电力系统也都在塞穆莱的掌控下，甚至连太平洋沿岸的海港也是受联合果品公司控制的。

尽管两人差异明显，却组成了一支很好的团队。毫无疑问，伯内斯在改善联合果品公司在美国的形象方面贡献良多，使得华盛顿的上层政客和波士顿的百万富翁（他们得益于被视为贵族）都接受了它。他还使用许多间接方式为公司做宣传，主要依赖他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人脉圈涵盖了各个阶层，但主要是外交官、政客、报社电台和电视台老板、企业家及业绩斐然的银行家。伯内斯是个聪明人，还很和善、勤劳。他最早取得的成就之一是促成了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卡鲁索在美国的巡回演出。他优雅、热情、有教养、行事得体，让所有人觉得舒服，给人的感觉是：他比看上去更重要，也更具影响力。当然了，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早在伯内斯出生前就出现了，但伯内斯提升了它们的地位，把它们变成了高层次的脑力游戏，所有公司都依赖它们。在那之前，广告被视为次等业务，只被看成是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支。他在许多知名学府做讲座、上课，还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把他的职业描述得足以代表二十世纪，俨然现代和进步的代名词。他在《宣传》一书中写下了以下预言性的句子：“对大众的意识和习惯进行刻意的、经过策划的操纵，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那些操纵了这种未知机制的人组成了一个无形政府，他们手中掌握着控制我们国家的真正权力……少数精英需要持续地、系统地对民众进行洗脑教化。”从某种程度来看，他的这些话后来确实成了现实。这本著作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对民主的否定，不过伯内斯抓住机会将其中的理论高效地运用到了危地马拉事件中。事件发生时，他已经作为宣传专家为联合果品公司服务了十年。

他的顾问工作极大改善了公司形象，帮助公司在政界获得了更多支持和更大影响力。“章鱼”也一向不加掩饰地把自己在工商业领域的业绩描述为对整个社会有益，尤其是对那些它正在当地开展业务的“野蛮国家”而言——声称它一直在帮助那些国家摆脱“蛮荒状态”（这是伯内斯的说法），为当地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工作岗位，那些人因此提高了生活水平，融入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进步之中，也融入了文明社会之中。伯内斯说服塞穆莱在该公司开展商业活动的国家兴建一些学校，建立医疗辅助机构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再给那里的老师和学生提供游学奖学金。这些都会成为该公司为当地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证明。同时，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公司还在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的帮助下，慢慢地推广宣传香蕉既适合在早餐时食用，也可以在全天任何时段食用，这对于人体健康、对于拥有强健的运动员式的体魄是必不可少的。伯内斯还成功地把巴西歌手、舞者卡门·米兰达（众多电影和演出中的“香蕉女郎”）带到美国，她佩戴以成串香蕉制作的头饰进行的表演大获成功，借助流行歌曲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那种水果的销售。在这些宣传攻势的作用下，香蕉成了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伯内斯也成功地使得联合果品公司走进波士顿的贵族圈子及最有权势的政客的生活圈子，萨姆·塞穆莱在那之前从未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波士顿最富有的人不仅拥有金钱，还握有权力。他们带有偏见，通常来说都是些反犹倾向，因此要做成此事还真不容易。伯内斯成功地说服了亨利·卡伯特·洛奇加入公司董事会，还成功地使得纽约知名度极高的苏利文与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约翰·福斯特和艾伦·杜勒斯兄弟出任公司的法律顾问，这些都大费周折。伯内斯知道，钱可以敲开任何一扇门，连种族偏见也抵挡不住金钱的威力。一九四四年，危地马拉爆发了所谓的“十月革命”，联合果品公司开始感觉自己在当地的生意处于危机之中时，他再次促成了各方之间的艰难联合。伯内斯的头脑和人脉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他参与颠覆了所谓的危地马拉“共产主义政府”，推动了另一个所谓的“民主政府”——或者也可以说，是更符合该公司利益的政府——上台。

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执政时期（1945—1950），警钟就开始敲响了。不仅因为阿雷瓦洛博士推崇过度理想化的精神社会主义并与联合果品公司为敌，还因为他的政府通过了一项劳动法，允许工人和农民组建或加入工会——在那之前，这项权利在联合果品公司所管辖的地区一向是不被允许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塞穆莱和其他董事的注意。在波士顿召开的董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派爱德华·l.伯内斯到危地马拉去一趟，评估一下当前局势和未来走向，看看那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举所选出的政府作出的决定到底对联合果品公司意味着多大的危险。

l.伯内斯在危地马拉待了两个礼拜，一直住在位于市中心的泛美酒店，离总统府只有一步之遥。由于他不懂西班牙语，只能在翻译的帮助下和一些庄园主、军人、银行家、议员、政治家、长居该国的外国人、工会领袖、记者和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当然有他们了）及联合果品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尽管蚊虫叮咬、气候炎热让他吃尽了苦头，可他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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