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表示卡提娅可以送他去花园，他要告辞了。
次日上午，托马斯给总统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明他并不需要和罗斯福通话，但希望能和某个高层官员谈一件要事。
回电打来时，他把年轻人说的集中营的事告诉了那位官员。
“我想知道，我听到的事是不是真的。”
官员说会给他回电。
次日，他接到了助理国务卿阿道夫·贝勒的电话。他首先友好地谈起了托马斯和卡提娅申请美国国籍的事，然后回答了总统的健康问题，但没透露过多信息。当他开始问候托马斯的家人时，托马斯打断了他，问他能否谈谈集中营的事。
“事情比我们想象得更糟糕，”贝勒说，“糟糕得多。你在电话中跟我同事说的情况，只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事情之一。”
“有多少人知道此事？”
“都知道了，很快就会传开的。”
托马斯的对德广播是bbc安排的。起初他们请他写一篇演讲稿，让伦敦的德语广播员来录音，但现在他在洛杉矶自己录了讲稿，把录音寄到纽约，然后用电话传到伦敦录音，最后在麦克风前播放。
“就像变魔术一样，”他对卡提娅说，“可这不是魔术，是那些可爱的英语词（组织、决心）的结果。”
他试着去想象一个在德国的孤独、恐惧的人，待在一栋黑漆漆的房子里，或是在黑漆漆的公寓里，把广播音量调得很小，不让邻居们听到。他对美国人演讲只能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如今可以对公众说德语了。他使用理性、人本主义的语言，能唤起高尚的觉识。
“正在对你们发言的是，”他说，“一个德国作家，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都被你们的统治者驱逐出境了。因此，我很高兴能利用英国广播给我的机会，一次次向你们讲述我在美国，在这个我找到了家园的自由伟大的国家中的见闻。”
有几次他遏制不了自己对德国普通顺民的愤怒，他想，这些人越来越让人难以原谅。
“由于我的同胞们，”他说，“对人性加诸如此残暴、如此难忘的恶行，我无法想象在将来他们将如何生活在人人平等的世界中。”
他问在听的人是否还记得，他在前一次战争中的看法。他问他们，是否觉得他还是同一个人。因为他如今认为，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普通的优缺点，并非特例。
“德国就是这样，”他说，“它本质上并不特殊。如今它被敌人包围，因为是它把敌人招来。它对犹太人的野蛮行为，让它无以赎罪。为了被拯救，它必须被打败。”
假如他的观念能一百八十度转变，那么他就能鼓励一些同胞反思他们的政治。假如他能觉醒，那么其他人也可以。
在录音室中，他努力让自己语气保持平稳。他希望他声音中偶尔的颤抖，能让听众触及他深沉的感情。
这年年末，埃丽卡回来时，联邦调查局有封信等着她，想要调查她，了解一九三三年前在德国参与反法西斯运动、如今身在美国的都有谁。
当卡提娅从阳台上目送那两人离开时，她说埃丽卡一定让那两位调查者战战兢兢了。他们看起来像是为此事了结而喜悦，卡提娅如是说。
埃丽卡有好几天都在恼火，动辄为小事发怒，她想写文章或者做讲座、接受采访来讲述她的遭遇。
“他们问的什么问题！他们怎么这么消息不灵通！还固执追问，连最基本的技巧都不懂。”
托马斯从最后一句中推断出，他们想必是问了她和女人的关系。
当他收到联邦调查局的信，请他抽空在家接受调查时，他几乎感到庆幸。他被列入他们的调查名单，也许会让埃丽卡感觉他们并没有单独针对她。
“如果他们问到任何与你有关的问题，”他对埃丽卡说，“我会说，我是你可怜的无辜的父亲，没人告诉我任何事。”
“他们会说你是共产党。”她说。
“布莱希特可就高兴了。”
约定时间后，房子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朝气蓬勃，精神抖擞，另一个年龄较大，死气沉沉，他决定在书房中会见他们。主客厅的加利福尼亚风格，与联邦调查局的反法西斯调查似乎格格不入。而书房的氛围也许能让他们端正态度。
三人落座后，年长的那位面无表情地向他解释了他所有的权利。托马斯让他们说得慢些，允许他在非母语的语言中挣扎。
“我们完全听得懂你的话。”年长者说。
“我也能听懂你们的话。”
接着他们直言是来了解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及其同伙的情况的，托马斯发现，无论自己说什么，都将处于艰难的处境。在西海岸的德国流亡者圈子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显然是一个难以绕过的话题，但他对托马斯及其作品的蔑视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他的客人保证会保密，但托马斯怀疑这一会面的消息将会泄露出去。他考虑在这天结束时联系布莱希特，告知这一会面，或通过与他经常联系的海因里希告知。
“你知道布莱希特先生是共产党吗？”年长者问。
“我不了解别人的政治倾向，除非他们自己告诉我，但布莱希特先生从未与我讨论过这些事。”
他发现，他因这些问题而按捺的怒火，让他的英语变得格外自信而准确。
“你认识第一夫人吗？”
“事实上我也认识总统。”
“你能说他们不是共产党吗？”
“这很奇怪，难道不能说吗？”
“那么，你能说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不是共产党员吗？”
“这很奇怪。”
“为何奇怪？”年轻人问。
“如果他是共产党，他一定会去更欢迎共产党的苏联，而不是来到不欢迎共产党的美国。我想这事不证自明。”
“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托马斯犹豫起来。他不想在这两人面前贬低布莱希特的作品。这会引发其他许多问题。
“以前慕尼黑有时会上演他的作品，但他在巴伐利亚并不很受欢迎。”
“我们知道，布莱希特先生是这栋房子的常客。”
“他从未来过这栋房子。他也许会和我的兄长见面，但他不是我们圈子里的人。”
“是的，我们知道他和你的兄长关系密切。你和你的兄长持相同的政治观点吗？”
“没有两个人持相同的政治观点。”
“在美国，有些人是民主党，另一些人是共和党。”
“是的，但他们不会在每件事上都持相同的看法。”
“你的兄长是共产党吗？”
“不是。”
“你的女儿呢？”
“哪个女儿？”
“埃丽卡。”
“她不是共产党。”
“我再次问你，你是否熟悉布莱希特先生的作品。”
“我不熟悉。”
“为何不熟悉？”
“我是小说家，他是剧作家和诗人。”
“小说家不看剧作和诗吗？”
“他的剧作和诗不合我的口味。”
“为何？”
“它们不适合我。很多人很欣赏他的作品。没有特别的原因。同理，有些人喜欢看电影，有些人喜欢打篮球。”
他看到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心知他们在想，他藐视了他们。
“我们请你严肃对待此事。”年轻人说。
他微笑点头。如果这事发生在任何欧洲国家，他有理由害怕。但在这儿，他只需要与这两人虚与委蛇即可，不说明显是虚假的事，不羞辱他们的智商，但也不说可能会给布莱希特招致祸患的话，不提他俩之间的不和。
“去年你和布莱希特先生见过多少次？”
“有时我在德国文学圈的聚会上见到他，但我们没有聊很多。”
“为何没有。”
“我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工作和家庭上。任何人都会告诉你，我不爱社交。”
“能否告诉我们，你与布莱希特先生的谈话内容，包括最简短的。”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我们都没谈过文学，更别提政治了。我们可能谈的是天气。我说的是真话。我们的谈话很随意也很礼貌。我们是德国人，天生不会饶舌，我们是作家，习惯处处提防。”
“您现在处于提防状态吗？”
“任何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人都会提防的。”
调查又持续了一个小时，其中提到了托马斯与罗斯福夫妇以及迈耶夫妇的关系，仿佛这事也有疑点似的，又有若干次旁敲侧击问到托马斯与布莱希特的见面，以及他对布莱希特剧作的看法。
他觉得最后的问题尤其奇怪。
“如果我们使用‘工人阶级’这个词，您觉得是何意义？”年轻人问道。
“一九一八年我在慕尼黑时，城市里发生了苏维埃革命。那是在通货膨胀之前。当时我们在城市里过着宽裕的生活。我们害怕革命，正如我们后来害怕法西斯。这次革命不了了之，但它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展开的。”
“现在那个工人阶级在哪？”
“和纳粹在一起。”
“布莱希特先生会赞同你吗？”
“这你得问他。”
“我们在问你。”
“我觉得他也许对这个问题有看法，但会比我的看法更为微妙。”
一天傍晚，在圣莫尼卡的德国人聚会上，出席的大多是作曲家和音乐家。托马斯注意到了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他之前也与他见过一面。现在他们愉快地聊了片刻。
托马斯开始出席他认为勋伯格也会出席的社交场合。他觉得在所有说德语的艺术家中，勋伯格是最重要的。
勋伯格发明的十二音技法，最为明确地创立了古典作曲的无调性理论。德国音乐因他而有了根本的改变。
托马斯并不想和他亲近，或与他讨论自己的作品。他想观察他，从他身上获取一种形象。从最初的第一次相遇，他就几乎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在他的小说中，他想象了一个在一九二〇年代生活在德国的作曲家。此人与某种黑暗力量签约，让他的伟大抱负得以实现。他看到了这部书的雏形。他的叙述者将会被取名为蔡特布罗姆。他是一个德国人文学者，也是一个著名作曲家的朋友。小说中的蔡特布罗姆，将会是一个观察着、留意着、审视着的人。另一个主人公，那个天才作曲家，将会是一个黑暗、不可知的形象，被鬼魂缠身。他招来毁灭，最终也毁灭了自己。认识他，将令他周围的灵魂枯萎。
当托马斯在花园里用早餐时，加利福尼亚的天空是多么美好，早晨是多么柔和，这种美如此充盈、无瑕，并没有潜在地改变他的思想，想到此处，他不由得笑了。相反，灰色的天空、多雨的春季、漫长的冬季、伊萨尔河上粼粼的波光，或是吕贝克顽固的天气，已经塑就一种稳定的感性，它无法被天堂中持久的魅力所影响或改变。因此，他的小说呈现不出任何他离开德国的迹象。
托马斯和卡提娅每天看新闻，读晨报，中午和傍晚听广播。他发现他们的心情会随时因一次失利或胜利而改变。当轴心国军队在东线暂时取胜，他们都垂头丧气，但当联军轰炸鲁尔河、柏林和汉堡的消息传来，他们开始幻想战争会很快结束。
同样，孩子们的信和电话也能让他们的心情起起落落。伊丽莎白密切追踪着战况，尤其是意大利前线的战况。已经去了纽约的莫妮卡的来电却很好笑，讲了许多她的倒霉事，还有她与房东、出租车司机的争执。有时候这成为轻松一刻，因为她绝口不提战争。
“她在打她自己的小战争。”卡提娅说。
因为米夏埃尔没有保持联系，卡提娅开始给格蕾打电话，而格蕾让弗里多在电话上跟祖父说话。戈洛在伦敦，在美国广播公司的德语部工作。他的来信有多么工整，埃丽卡的来信就有多么潦草，她四仰八叉的字能划到信纸边沿。克劳斯来信比别人更少。有时能看出他是在深夜写的信，许多句子被军队审查人员划掉了。
阿格尼丝·迈耶在电话中对托马斯说，每一个说出口的字都要谨慎，哪怕是私下里说的。华盛顿有些人计划彻底摧毁德国，令其工业永不复使用，让德国人被胜利的盟军统治。她说，他不久应该站出来反对此事。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内莉过量服用药物。海因里希发现她时，她已不省人事。她在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海因里希说，他看到她时，她平静、美丽。
仍住在洛杉矶的那些德国作家来参加她的葬礼，布莱希特和德布林也来了。仪式简短，海因里希抹着眼泪。他准备独自回家时，托马斯和卡提娅跟着他，用他们的车把他带到太平洋帕利塞德。午餐后他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然后他们送他回家。
内莉过世后，海因里希一直提起她。他说她是多么心善，没有旁人能像她那样照顾他。
“她在美国过不下去，”他说，“她在美国过不下去。”
他告诉他们，他摸着、嗅着她的衣服，从中得到慰藉，他没有送走任何属于她的东西。他说，他早晨写作，然后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就想着她。在她死后，一切都不同了。
他对托马斯和卡提娅说，他收到了朋友的一封信。朋友在信中说，在这个全世界共同经历的可怕时代，她只想要一个通风的坟墓，一具柔软的棺材，上面挂一盏阅读灯，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回忆。他说，他的感觉差不多，只除了回忆的部分。他想要他的回忆。
托马斯要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底做一个讲座，题目是《德国与德国人》，这是他在国会图书馆的职责之一。他并不指望总统或第一夫人会来出席讲座，但他以为他们会读一读提前打印出来的演讲稿。他写演讲稿时，心里想着罗斯福，他从阿格尼丝·迈耶那里得知，总统仍然把全部心思放在打败日本上，对欧洲的未来没有任何具体设想。
托马斯想，德国将会被打败，并被迫认罪。每个有军衔的人都会入狱。这个国家已经成了废墟。
“纳粹确保，”他写道，“德意志帝国不能被完整地拯救，只能分崩离析。不存在两个德国，一个是好德国，一个是坏德国；只有一个德国，美德被狡诈的恶魔腐蚀成了邪恶。这个邪恶的德国正是那个遭遇了不幸、犯下了罪行的好德国转变、颠覆而来的。”
甚至当他与卡提娅在海边散步时，他也在心中默默地与罗斯福对话，思考着如果他们在华盛顿见面，自己将对他说什么。于是四月间，当罗斯福的死讯传来，他便消沉了。他认为，别无他人能领导盟军对德国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度。没了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是干不好的。他不认为杜鲁门拥有罗斯福的能力。
他一度考虑是否将华盛顿的演讲变成对过世总统的颂文，但阿格尼丝·迈耶告诫他说，这只会在杜鲁门阵营中树敌。
他想，他想说的话，也许在这个阵营两极分化的时候，显得过于复杂而不会被人重视。他认为全体德国人都应该被谴责，他想要提出，德国文化和德语中包含了纳粹的种子，但也包含了一种新民主的种子，它将会催生出一个完整的德国民主。他提到了马丁·路德的例子，将他作为德国精神的化身、自由的代言人，但他自身也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因素。路德是理性的，但他的演讲毫无节制。他是一个改革家，但他在一五二四年对“农民起义”的反应是疯狂的。他种种愤怒和愚蠢给了纳粹启发，但他自身也包含了一种心理——愿意改变，愿意接受理性，愿意有能催生新德国的进步。
他写道，路德身上有两种极端，但也有治愈的双重性。德国人正是以他的形象被塑造。不明白这点，便不了解这个国家及其历史。
他读着演讲稿，叹了口气。他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有赖于罗斯福对他的肯定。罗斯福认为如他这般理性的人，如今正有用武之地，因为善恶之争应该被实用性的讨论所取代。罗斯福走后，托马斯想进行的那种论证，即在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上唤醒过去，并对当下表达出微妙主张，将被那些取代了他的人视为模糊、无关。
托马斯决定，他将去华盛顿做出敷衍的演讲，装作它很重要，但他知道，将此事视为空洞的表面文章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
当消息传来，希特勒死了，德国彻底投降，托马斯给海因里希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来用晚餐，并在自己家中过夜。这些天，海因里希在电话里显得疲惫，声音虚弱。但这次他想争论。
“现在我们将看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真正面目了。”他说。
“也许还能看到德国人，”托马斯说，“会有审讯的。”
“他们会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大美国。一想到军队给孩子们发糖果，我就觉得恶心。”
“如果我有选择……”托马斯欲言又止。
“什么选择？”海因里希问。
“选择我的国家被美国人解放，还是被俄国人……”
“你会拿到糖果的。”海因里希打断他说。
当托马斯告诉卡提娅，海因里希不想来时，她说她过几天去看他。
“我们有香槟，”她说，“但我想等几个孩子回来。我时常梦想着，我会在一个普通的傍晚，用普通的食物和酒，可能还有普通的蜡烛，来庆祝希特勒的倒台。我们可以有一个希特勒不希望我们拥有的傍晚。”
“普通的？”托马斯问，“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后？”
“只一晚，”卡提娅说，“我们就假装一下。同时，我还有我们很喜欢的温巴赫酒庄的雷司令酒。我们聊天时就冰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