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华盛顿,一九四二年

埃莉诺·罗斯福带着他们快步通过走廊。

“这里有些不对我的胃口,但我不被允许在不必要的新装修上花钱。”

托马斯发现她这句话更多是对卡提娅说的。之前他被告知,总统也许会见他,但既然罗斯福夫人没有提及此事,他认为见面应该是被取消或推迟了。当日上午消息传来,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对德国第六集团军发动反攻。他寻思,罗斯福是否在一心关注战况。

他们得和罗斯福夫人喝茶,尽管他们刚在阿格尼丝和尤金·迈耶家中用过早餐。他们住在迈耶家。

“我希望,”他们在小侧间里落座时,埃莉诺说,“早在你提醒我们说武力只能用武力来对付时,我们就听了你的话。”

托马斯不想打断她说自己并没有讲过这种话。他领悟到,她故意说他对希特勒的威胁有先见之明,只是想吹捧讨好他。

“我们很希望你,”罗斯福夫人接着说,“继续做这样的广播,这会转播到德国。你是希望的火炬。当我在伦敦时,大家就这么说。他们都很高兴看到你参与其中,我们也是。当他们看到你在希特勒势力上升时仍然坚持这么做,都很感动。”

卡提娅问了罗斯福夫人她参与战争的情况。

“我得谨慎,”她说,“在战时,你无法批评一个在位的总统,但你能攻击他的妻子。我得隐退。我觉得我的英国之旅是有意义的。我喜欢国王和王后,他们都很尽心,但我觉得丘吉尔这人很难说话。我的主要兴趣是尽可能地与平民还有我们的军队见面。”

“你太了不起了。”卡提娅说。

“我们许多年轻人是第一次看到英国。我希望,这会成为他们的终生回忆。”

埃莉诺悲伤地摇摇头。托马斯明白她本想说,只有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才行。

“我们会赢得战争,”她继续说,“我相信我们会赢,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很快我们必须全力投入赢得和平。”

她朝卡提娅看了一眼,卡提娅报以赞赏的微笑。托马斯心想,此刻总统办公室中是否有什么重要的事,让总统无法来见他们。

“我们之前见面时,”埃莉诺说,“我们都很敬畏你的丈夫,他崇高的人性,还有他的书。但恐怕我们没能足够关注你。”

她对卡提娅说话的口气就像老师面对一个学生。

“现在我发现,你是一个奇人,一个真正的奇人。我很想听听你昨晚说了些什么,但我想当面听你说,而不是从阿格尼丝·迈耶的电话上听二手的。”

“她给你打电话了?”卡提娅问。

“她每天打电话来,但我每周只接她一次电话。”罗斯福夫人说。

“是的,她也给我丈夫打电话。”

托马斯突然想到,此刻是个机会,他可以问问第一夫人能否帮助米米和戈斯基。虽然他觉得已经太迟,但问一问或许会得到新的消息,或至少对海因里希是个安慰。

他把此事告诉罗斯福夫人时,她表现出关切。

“她们是犹太人吗?”她问。

托马斯点头。

“这不是好消息,”她说,“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消息。所以我们必须……”

她话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

“我什么都做不了。抱歉。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事,但现在没法做更多了。我们只能心存希望。”

在一片沉默中,托马斯知道最好还是不要让海因里希知道,埃莉诺·罗斯福认为她无法帮到米米和戈斯基。他垂下了头。

他们前一天傍晚去迈耶家做客,一开始并不顺利。新月山庄的房子富丽堂皇,但有些墙壁很薄。在晚餐前,他和卡提娅听到了阿格尼丝和她丈夫激烈争吵的大部分内容。事情是关于一封没有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信,但他事先保证它将会发表在那天的报纸上。

“终有一天我会离开你,然后你就苦了,”阿格尼丝咆哮了好几次,“你是怎样一个傻瓜,你会知道!”

“我想她这句话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卡提娅说。

“她激动的时候就这样。”托马斯说。

“她现在就很激动。”卡提娅说。

餐桌上有一个议员,他刚被介绍给托马斯和卡提娅,就断然说他不支持美国参战。托马斯冷笑耸肩,表明他懒得跟这种庸人争执,此人就沉下了脸。托马斯不明白为何会邀请这样一个政客,他又为何会来,但他寻思着华盛顿一定是个孤独的地方,特别是对这种不擅社交、政治观点落伍的议员来说。

然后阿格尼丝向他介绍一个名叫阿兰·伯德的人。她说,他在国家部门当德国顾问。他清澈的蓝眼睛、方下巴,以及军装风格的整洁衣着,让托马斯产生兴趣,但当他意识到他对伯德投注过多的目光后,他就把注意力转向此人的妻子。她似乎因他的注意而受宠若惊,说她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可是带着小孩很难。

其他客人中有一个充满魅力和自信的年长女性,她为多家报刊写专栏。阿格尼丝介绍说,她也是埃莉诺·罗斯福坚定的支持者。很快来了一位腼腆的诗人,他正在为一家小出版社翻译布莱希特的诗。诗人的妻子身材高大,相貌冷峻,明显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她对托马斯说,她读过他所有的小说,听过他所有的演讲。

“您会拯救欧洲,”她说,“是的,您就是那个人。”

尤金·迈耶闷闷不乐地坐在桌子一头,而阿格尼丝霸道地坐在另一头。之前与丈夫的争吵,似乎让阿格尼丝寻求更多的争吵,第一道菜还没上,她就开始挑拨客人。

“你们同意吗?”她问,“过早反对希特勒的人也许会失去在德国获得真正稳定的影响力的机会。”

托马斯瞟了卡提娅一眼,卡提娅正低着头。他假装没有听到阿格尼丝的话,餐桌上无人回应她的问题,这令他略感宽慰。

托马斯希望阿格尼丝之前曾对他说过阿兰·伯德的情况。如果此人不是被刻意安排在他对面,那么只能说他给人的感觉便是如此。他用关注而怀疑的目光观察着托马斯。托马斯想到,他今晚最好不要上阿格尼丝的钩,不发表任何意见。他会努力保持缄默,或者无论阿格尼丝要说什么,他都只做出有趣或羞怯的反应即可。

“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战争无法被阻止怎么办,”她说,“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我是说,当你确实看到乌云压顶的时候。”

议员对侍者打了个手势,要再上一道汤。他把餐巾折到了衬衫领子里。他发出一个响亮的声音,表明他有重要的话要说,然后往嘴里送了一勺汤。他咽下汤后,抬起眼,整个桌子的人等他发言。

“在上一次战争中,我们在那里没得到什么好处,”他说,“这次也不会在那里得到好处。这不是我们的缠斗。我们有自己的斗争,特别是要斗那个可怕的女人。她会让这个国家垮台。”

国家部门的人看了一眼托马斯,托马斯假装自己并没有听懂议员指的是埃莉诺·罗斯福。

“她做的都是好事。”专栏作家说。

第二道菜上来时,阿格尼丝试图寻找其他能引发争议的话题,但就连议员和专栏作家——他们似乎对彼此知之甚详——也懒得吵架了。尤金压根没开口。诗人也一直沉默。他的妻子倒有几次在聊天间隙提到了托马斯的书名,变得情不自禁起来。

“它们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她说,“还教会我如何生活。”

“等战争结束,当然了,”阿格尼丝说,“对德国会有大量的投资。到时美国会花钱,真正的钱。”

“我不认为这是好事,也不觉得有可能。”卡提娅插嘴说。

“哦,这一定是可能的,我觉得也是件好事。”阿格尼丝说。

“是的,我同意,”专栏作家说,“会有东西从瓦砾堆中出现,我希望一切都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出现。”

“我听得够多了,”议员说,“在我居住的地方,没人想给德国人一分钱,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和平年代。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而且我们没有必胜的保障。”

“但是必定会建立一个新德国,”阿格尼丝说,她没理会议员,“我们中间也许会有人成为新德国的首任总统。”

“我们不想重建德国。”卡提娅说。

“亲爱的,为何不想啊?”阿格尼丝问。

“投票选了希特勒的那些德国人,”卡提娅说,“还有他身边的暴徒。他们支持纳粹。他们旁观着残暴。事实上不仅仅是有一群野蛮人站在上面。而是整个国家,以及奥地利,都是野蛮的。而且这种野蛮并非新事物。这种反犹太主义并非新事物。这是德国内在的一部分。”

“可是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呢?”阿格尼丝问。

“让我恶心的就是这点,”卡提娅说,“纳粹领袖和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画,读同样的诗。这让他们自觉代表了某种更高等的文明。这意味着没有人在他们那里是安全的,犹太人尤其不是。”

“可是犹太人当然……”诗人说。

“别对我说犹太人如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卡提娅截住他的话头。

“我不知道你也是……”阿格尼丝说。

“你真的不知道吗,迈耶夫人?”卡提娅打断她说。

托马斯从未见过卡提娅在一群陌生人中如此激动。他也从未听她以如此坦率而挑衅的姿态公开声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她的英语比平时更流利,她娴熟的语言说明她早已打好了腹稿。

当阿格尼丝问卡提娅,如果联军胜利,对战败的德国应该怎么做时,他发觉阿兰·伯德很注意卡提娅。

“镇压,”卡提娅说,“想到这个就让我害怕。”

“但如果德国战败,你和你的丈夫会回去吗?”阿兰·伯德问。

“这场战争对我们而言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再也不会在德国生活。想到要和那些顺从的、默不作声旁观的,还有参与其中的德国人生活在一起,就觉得很可怕。”

“可是你难道不是和他们一样是德国人吗?”

“一想起我曾是德国人我就感到惭愧。”

“可是你不觉得……”阿兰又开口。

“我为我的父母感到难过。我的感受就是如此。他们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变得一贫如洗,他们的孩子都逃出国去。我的父亲在瑞士边境被剥光衣服。但他们是走运的。有老朋友帮了他们,有个富裕的瑞士家庭救了他们,但这些老朋友的名字如今列在最不光彩的德国人中。

“是谁帮他们逃脱的?”阿格尼丝问。

“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卡提娅说,“我父亲热爱瓦格纳的音乐。他和他的父母都是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头一批赞助人。现在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犹太人出钱赞助瓦格纳——但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而她,瓦格纳的儿媳记得此事。我的父亲接受了她的帮助。他别无选择。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希望我不会感谢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鄙视她。”

卡提娅说得掷地有声,在场所有人都被她的语气镇住了。托马斯想,卡提娅和他已经习惯了在美德国人的身份,一直明白他们随时会招来不经意的怀疑。此刻卡提娅抛却了她一贯的谦虚谨慎。她让整张桌子沉默了。就连议员望着她的眼神中也稍许流露出一种中西部地区的敬畏。

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时,发现克劳斯正在等着部队召集。令他们惊讶的是,他终于参军了。冬日里暖洋洋的,他们欣慰地看到他早早起床,在花园里读报。傍晚他放松下来,喜欢和戈洛还有父亲争论战争进程,但不会乱发脾气。

那年年初,一百五十吨燃烧弹投掷在吕贝克,造成众多平民伤亡。中世纪中心基本被摧毁,包括天主教堂和圣马利亚教堂,以及蒙斯特劳斯街的曼家老宅。

“必须要有一次更激烈的运动,”克劳斯在餐桌上说,“谴责这种以平民为目标的轰炸。”

“吕贝克人,”托马斯平静地说,“是最顽固的纳粹分子。”

说出这个观点,相比描述此事对他的意义还是容易的。他父母和祖父母走过的那些街道,刻在他记忆中并不时来到他梦中的那些街道,一夜之间全没了。

“那么你要烧了他们吗?你要烧死他们的孩子吗?”克劳斯问,“你和纳粹一样去打仗吗?”

托马斯眼前浮现出夜色中的蒙斯特劳斯街,它曾是多么平静、繁荣。他希望卡提娅能让克劳斯别说了。

“如果我们使用他们的手段,那么我们与他们又有何区别?”克劳斯问。

托马斯放下刀叉。

“区别在我心里,”他说,“我是那里的人。那些是我的街道。但它变得野蛮起来,我逃离了那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如何去感受。我希望我能像你这么坚定。”

“我也希望你这么坚定。”克劳斯说。

托马斯经常觉得,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房子是个错误。客人还没走进房子,就能一眼看出这个花园花费不菲。

再然后,这房子像是杂志上的样板房。当他从兄长的角度来看时,觉得无比尴尬。海因里希和内莉住在邋遢的公寓里。他们分期付款买了一辆二手车,还和房租一样经常延迟付款。虽然托马斯给了兄长一笔资助,他心知那并不够。有几次他们坐在花园里时,他注意到海因里希的目光从豪宅移开,四下张望。海因里希都不必开口,弟弟显而易见的宽裕和他自己的窘境,两者间的差距是一目了然的。

托马斯责怪那个诗人——在华盛顿阿格尼丝·迈耶家中几乎没说话、带着斯堪的纳维亚妻子的那位——把卡提娅在迈耶家餐桌上的话传了出去。但是添油加醋了很多,传到托马斯耳中时,成了在白宫餐桌上发生的一场争论,罗斯福夫妇也在座。报道说,卡提娅说德国应该被烧毁,然后只种蔬菜。在报道中她说,德国可以成为欧洲的农场,所有工业区都用水泥封起来。

就连海因里希听到这个段子时都信以为真。

阿格尼丝·迈耶继续与托马斯通信。她在一封信中说,他的三个儿子都应该为联军战斗。她很焦虑为何克劳斯还没有上战场。她听说戈洛在做宣传工作。她说,考虑到美国对曼家如此慷慨,他们至少应该积极参与。当托马斯尖锐地回应她后,她若无其事地回信,仿佛只是收到一封常规的仰慕信,并说她很高兴听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失利,丘吉尔与罗斯福发表声明,他们只接受无条件投降。

不久,阿格尼丝打电话来,要他见一个年轻人,此人会与他联系。托马斯问年轻人的名字,她说她不便相告,但他会联系曼家,要同时见到托马斯和卡提娅,但不见其他人。他来联系时会说出阿格尼丝的名字。

他以为阿格尼丝又在故弄玄虚,于是他并未多想,也没对卡提娅提起。

一星期后,托马斯正在午睡,莫妮卡叫起了他。他穿好衣服下楼,发现卡提娅站在他书房门口。

“来了一个男孩。他说他认识阿格尼丝·迈耶。他说我们答应了会见他。”

男孩约莫十八九岁,戴着圆顶小帽。他站在门口,一脸异乎寻常的自信。卡提娅请他进主客厅,他跟她进来,然后指了指莫妮卡。

“我要单独见曼先生和曼夫人。”

一瞬间,托马斯以为他是来兜售东西的,但这个念头随即被男孩的严肃表情驱散了。

莫妮卡离开房间后,卡提娅问他要喝水,还是茶或咖啡,但他摇头。

“原则上不能接受饮料。”

这个年轻人如此正式严肃,托马斯寻思他是不是有什么宗教目的。他说一口地道的德语。

“我的工作是拜访要人,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欧洲正在经历什么。”

“我在这个话题上做过几次演讲,”托马斯说,“也做过广播。”

“我们读过您的演讲。”

“出了什么事吗?”卡提娅问,“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吗?”

“是的。所以我才来和你们说。现在我们都很清楚,最高层已经达成了一个议程,要彻底消灭欧洲的犹太人。”

“是在集中营里吗?”托马斯问。

“集中营的目的就在此。集中营不是为了让人干活,也不是为了把人关押,而是为了消灭人。在工业尺度上的谋杀。他们使用毒气。速度快,效率高,没声音。他们计划杀死欧洲所有有犹太血统的人。杀成人,也杀小孩。计划是欧洲一个犹太人也不留。”

这些话说出来后,房间里顿时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气氛。这个高敞舒适,有着玻璃板壁,清漆木隔断,摆着相称家具的空间,似乎让这些话的意义变得模糊起来。

“你知道总统现在的处境很难吗?”托马斯问,“反对接纳难民的声音很大。”

话音刚落,他就知道这话显得无情又愚蠢。

“我对总统和他的处境都没兴趣,”年轻人说,“反正对难民来说,一切都太迟了。人都死了。”

“那么你想要我们干什么?”托马斯问。他尽量让语气显得柔和、关切、和善。

“我们想要你们知道,那一日会到来。我们想要你们无法说出你们不知道。”

“你在洛杉矶还见了谁?”托马斯问。

“这不关您的事,先生。”

托马斯觉得他的语气粗鲁到毫不掩饰。

对于传递如此重要的消息,他似乎太过年轻。

“您是在信教的家庭中长大的吗?”年轻人和善地问卡提娅。

“不。我小时候压根不知道我们是犹太人。”

“您希望自己是在信教的家庭中长大的吗?”

“有时候是的。但我父亲不想让我们和周围的人有隔阂。”

“他们对去犹太教堂的人和不去的人一视同仁。”

“我知道。”

“在未来,如果还有未来的话,欧洲将不会有犹太人。在安息日当您走在那些城市的街道上,只会看到鬼魂。”

“我们不会回去的。”卡提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