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往一样，导言部分很长，情绪饱满。拿着麦克风的人大喊说，在世的最伟大的文学家将要对大家演讲。然后他又说了一遍，示意观众欢呼喝彩。最终麦克风到了托马斯手中。
“我们知道，许多事把我们分开，但有一件事让我们团结。在当今美国，有一个词可以代表许多其他的词。它是美国成就的核心。它是美国世界影响力的核心。这个词是自由！自由！在当今德国，取代了自由的是谋杀、威胁、大量监禁、对犹太人的袭击。但与所有风暴类似，这场风暴也会过去。当狂风终于止息，在平静的早晨，德国人会再次喊出这个词，这个没有国界、没有界限的词。这个词将是自由。我们现在呼吁自由，终有一日，我们的呼声会被听到，届时自由将再次胜利。”
他停下来看了看听众，台下鸦雀无声。
“我是经历过恐惧并在美国寻求自由的许多德国人中的一个。正如德国人害怕希特勒及其党羽，整个世界，这个自由的世界，也有理由害怕纳粹。恐惧是对暴力和恐怖的自然反应。可是很快我们的恐惧将成为我们的反抗，将被我们的勇气和决心所取代。因为如今还有一个词对我们很重要，一个值得为之斗争的词，一个将美国人与全世界的自由人团结起来的词。这个词是民主。民主！”
他高声喊出这个词，知道观众会立刻欢呼鼓掌。
“我来此不是为了告诉你们，未来的斗争还要经历黑暗。我是来告诉你们，民主终将胜利。我是来代表人性精神，我骄傲地站在芝加哥，呼唤崇高的人性精神，我也呼唤自由，呼唤民主，我告诉你们，民主终将回到德国，如同河流归向大海，因为民主就在我们的精神之中。它不是一件礼物，不能给予或被夺走。它和食物、水一样，是我们的福祉所需。
“我站在这儿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作家，或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独裁统治下的难民，我站在这儿是作为一个人，我对这里的男人和女人讲述我们共有的尊严，我们每个人身上闪耀的内在光芒，以及我们享有的权利，我们作为人类为之奋斗的权利，我们应有的权利。我站在这儿，因为我相信这些权利终将回到德国。纳粹不会长久。他们不能长久。他们不可长久。他们不会长久。”
最后一个“长久”落下之时，人们都站了起来。
在纽约，他在酒店的一间私人房间与专程从华盛顿来见他的阿格尼丝·迈耶会面。他知道她想写一本关于他和他的作品的书，但他并不想与她讨论此事。他也不想和她讨论他的演讲。巡回演讲的内容和观众的人数已经广为报道，他以为她一定会对他将来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发表意见。他决定不让她指手画脚。
“现在，我要你写一份接受函。”她一落座就说。
“我的接受函？”
“你将被聘为国会图书馆德国文学顾问，年薪四千八百美元，另有一千美元的年度讲座费。你得每年在华盛顿住上两星期。”
“这是怎么来的？”
“我一直在默默工作，我得确保在宣战之时，不会有人支持对在美的德国人采取行动。必须在宣战前让这份任命书生效。你没法把一个国会图书馆顾问当成外敌拘捕起来。既然不能拘捕这个顾问，自然也不能拘捕这个顾问的同类人。与你的讲座相比，这是一件小事，在任何一个权力部门，这都会被视为合乎情理。他的原话是‘高尚且有益’。”
“是谁说的？”
“是私下说的，但如果这位说话的人不在最重要的职位上，我是不会对你讲的。”
“所以我会收到一封信吗？”
“是的，但我现在需要你的接受函，我们去把它打印出来吧。战争随时会爆发，我想在那之前办成此事。”
珍珠港遇袭的消息传来时，托马斯正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洛杉矶出租房的卧室中。由于戈洛通常不会来到他的卧室门口，他就知道有大事发生了。他们在楼下看到卡提娅和莫妮卡坐在收音机旁。在之前的三天中，他们一直等着对德宣战的消息。
第二天晚上，他们正要离开餐桌时，莫妮卡不经意间说了一些关于她亡夫的事。迄今为止，她每次一提及他，就眼泪直流，但这次她说着他的名字露出微笑。
“他是什么样的人？”戈洛问，“我很早就想问，可是我们都不想你伤心。”
“耶诺是个学者，”莫妮卡说，“在佛罗伦萨的一个上午，我在乌菲齐美术馆和皮蒂宫都碰到了他。然后那天下午，我去布兰卡契礼拜堂时，他又在那儿。他也每次都注意到了我，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
“他在写意大利艺术的书吗？”戈洛问。
“那是他的课题，”莫妮卡说，“他能记住一幅油画或一件雕塑上的细枝末节。可是这一切都逝去了。他能记住什么，如今已无关紧要。”
“可惜我们没能认识他。”埃丽卡说。
“如果他还活着，”莫妮卡又说，“他大概也在这里。他的意大利雕塑的书可能已经写完了。你们所有人都会赞赏他的。”
莫妮卡环顾餐桌，看了看父母，然后是埃丽卡和戈洛。
“我看到你出去散步时，戈洛，”她接着说，“我常想，耶诺可能会和你一起散步，因为你们可以聊书。魔术师也会喜欢耶诺的。”
“很遗憾我没能认识他。”托马斯说。
那一会儿，托马斯以为莫妮卡要哭了，但她深吸了口气，放低了声音。
“我无法想象他那样死去是什么感受。但我知道他想活着。他此刻想坐在这里，得知美国将要参战的消息。”
卡提娅和埃丽卡拥抱了莫妮卡，托马斯和戈洛在旁看着。
“我不知道为何他淹死了，而我得救了。没人能对我解释这个。”
两个月后，他们一搬到太平洋帕利塞德，克劳斯就从纽约来了。托马斯和卡提娅去联合车站接他，把他带到新家，但他对新家几乎不看一眼。当卡提娅说这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他也没有回应。克劳斯和他姐姐一样，三十五左右的年纪。但与她不同的是，他似乎已耗尽精力。他的头发变得稀疏，眼睛里失去了光彩。
然而真正的变化是埃丽卡对他的反应。她都不看弟弟一眼。餐桌上，她高谈阔论要去申请bbc的工作，打算报道战争。克劳斯数次想谈谈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她就转向他打断他的话头：“克劳斯，你可以问我们，但别对我们说教。莫妮卡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我待在伦敦。你父亲一直从当局得到消息。我们对战争很清楚。像你这样的人，和画家、作家还有上帝知道的什么人待在纽约，不会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所以请别对我们说战争了！”
托马斯记得，在他俩十几二十岁踌躇满志之时，埃丽卡和克劳斯每次回家总是霸占餐桌。如今戈洛和莫妮卡沉默地旁观埃丽卡独霸餐桌。托马斯注意到克劳斯对她让步，说了几句迎合她的话。但当她的弟弟开始说他认为在当下反法西斯的战场上，文化，尤其是文学，作为武器的重要意义前所未有，埃丽卡打断了他。
“这些话我们早就听过了，克劳斯。”
“因为说得还不够多。”
“反法西斯最好的武器就是武器，”她说，“真正的武器。”
她朝父亲瞟了一眼，寻求他的赞同。托马斯不想鼓励她继续说，但也不想与她争吵。
埃丽卡说她要出门，又补充说她会和朋友们待到很晚。但克劳斯问她能否捎他到附近的某个地方，托马斯看到卡提娅的脸色一沉。
“我可以捎你过去，”埃丽卡说，“但你得自己回家。”
“你去哪儿？”克劳斯问她。
“去会朋友。”
“什么朋友？”
“你不会认识的人。”
她的语气十足冷漠，托马斯看到了克劳斯受伤的表情。
后来，卡提娅走进他的房间。
“好像克劳斯的处境还不够糟糕似的，”她说，“埃丽卡就是想当着我们大家的面贬低他。”
“他们俩要去哪？”他问。
“克劳斯有个朋友住在附近某家酒店里。”
他理解为这大概不是一个体面的朋友。他也认为，要么是卡提娅不敢把布鲁诺·瓦尔特的消息告诉他，不然就是她对埃丽卡许下承诺保守秘密。她去见朋友了。一瞬间，他眼前出现一幅景象，刚从音乐会上回来的布鲁诺·瓦尔特，在洛杉矶市中心某家奢侈酒店的房间里脱下裤子，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椅子上，而埃丽卡抽着烟看着他。他想起戴维森曾说起，他无法为瓦尔特工作，因为这个指挥家不停地吹嘘自己的功勋。戴维森说，没有哪个音乐厅配得起这样一个人。
星期六，他和伊丽莎白通话时，她告诉他克劳斯确实在一家酒店里有个不体面的情人，这两人都开销很大，都需要一直吸吗啡和其他毒品。
当托马斯提到他对布鲁诺·瓦尔特和埃丽卡的想象时，伊丽莎白对他说，其实他俩是在比弗利山庄瓦尔特自己的房子里偷情。伊丽莎白以为她母亲知道更多的细节，但伊丽莎白犯了个错，让自己显得对此事过于感兴趣，而卡提娅并没有透露此事。
“卡提娅知道埃丽卡和瓦尔特的事？”
“什么都瞒不过我母亲。”
“她也知道克劳斯和毒品的事？”
“就是她告诉我的。”
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托马斯一直等着阿格尼丝·迈耶的电话。她似乎也很乐意听到他的近况，虽然她打电话来只是为了通知他，有些事在登报之前她就知道了。当西海岸的日本人要从各自家中被带走的消息传来，她打电话来说，他们在纽约见面那会儿，她就暗示过此事会发生。
“但很多事我不能明说。”她补充说。
“是否在讨论要对在美的德国人采取行动？”
“这事已经取消了。”她回道。
一天早晨，他正在书房里写作，克劳斯进来见他。在之前一个星期中，他越来越不修边幅，脸日渐消瘦，牙齿发黄，走路急躁不安。他先是欣赏父亲的书房。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他说，“一间这样的书房。”
托马斯心想他是不是在讽刺。如果是其他孩子对他这样说，他们必定语带讥诮，但克劳斯或许不是，他是最诚恳的那个。
“我以为你很享受你的自由。”托马斯说。
“我把这话视为指责。”克劳斯回道。
“你在写作上很有成就。如果新德国建立，你将有用武之地。”
“我想加入美军，”克劳斯说，“现在还有一些障碍不让我加入。纽约的生活并不简单。那里有很多间谍和传播谣言的人。”
“我觉得军队里的生活也未必简单。”
“我是认真的，”克劳斯说，“母亲不相信我，埃丽卡不相信我，但我下次来时一定会身穿军装。”
“你是想让我帮忙吗？”
“我是想让你相信我。”
“我能想象那些障碍是什么。”
“他们需要我这样的人。”
托马斯差点想问，他指的是不是瘾君子、同性恋、向母亲要钱的人，但他发现克劳斯快要哭了。他觉得应该说几句安慰的话。
“我会骄傲而欢喜地看到你加入美军。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能更让我高兴。现在这是我们的国家了。”
他望着克劳斯，仿佛自己是一部电影里的父亲。
“你觉得我能行吗？”克劳斯问。
“参军？”
“是的。”
“我觉得你要对你的生活做出重大调整。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
在克劳斯关注的目光下，托马斯迟疑了一下。他注意到儿子脸色苍白。
“如我所说，重大的调整。”托马斯直视克劳斯说。
“你也听信那些流言蜚语。”克劳斯说。
“你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托马斯回道。
“你也一样，在你堂皇的新房子里。”
“确实。这个房子随时都欢迎你来。”
“我离开这里就无处可去。”
“你想要什么？”
“母亲说了，她不会再给我钱了。”
“我会跟她谈谈。你来见我就是为这事？”
“我是来请你相信我。”
“很难想象凭你目前的状态，军队会接受你。”
“我目前是什么状态？”
“你自己说吧。”
“我保证下次来见你一定穿着军装。”
“军队不会给你津贴，但我不想争执这个。话已经说明白了。”
“那么，我想这是送客的意思。”克劳斯说。
托马斯没说话。克劳斯起身，径直离开房间。
等到克劳斯回到纽约，埃丽卡去了英国，米夏埃尔和格蕾带着弗里多还有他们的刚出生的男娃一同来住。米夏埃尔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期间会与其他三个音乐家一起排练，他们打算组成一支四重奏乐队。
托马斯发现，弗里多比照片上更显得生猛可爱。这孩子看到陌生人就绽开笑容。
弗里多盯着他的祖父，先是注意到了托马斯的眼镜，然后对托马斯回视他的目光和逗他的手势大感兴趣。
托马斯看到米夏埃尔和戈洛去花园里散步，就跟上了他们。他们听到他从后面走来，都狐疑地回头张望。他们停下脚步，都没有笑。
“戈洛在说海因里希的处境很不好。”米夏埃尔说。
“是什么方面？”
“他没钱了。他已经两个月没付房租，他们威胁要把他和内莉赶出去。”
“车也坏了，”戈洛也说，“不付钱，修车厂就不给修。”
“内莉的身体有问题，可是没钱去看医生。”
“我昨天去那儿时，”戈洛又说，“他们都一筹莫展。海因里希连话都不说。”
“你母亲知道此事吗？”
“昨晚我告诉她了。”
托马斯立刻明白为何卡提娅只字不提。解决海因里希的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定期补贴他钱，而这将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我会和她谈谈。”托马斯说。
“我觉得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戈洛说。
“我知道需要什么。”托马斯回道。
他朝米夏埃尔转过身。
“格蕾告诉我，你和你的朋友们正在排练贝多芬op.132四重奏。我希望你们能尽快在这里演奏。我们会邀请海因里希来。我知道他会很愿意来听的。”
“这太难了，”米夏埃尔说，“我们这个四重奏乐队才刚刚组建。”
“我知道很难，但这对我和对你母亲来说都有特殊意义。”
“别这么夸张。这对我母亲没有特殊意义。”米夏埃尔说。
托马斯立刻后悔提到了卡提娅，她从未对贝多芬的四重奏发表过意见。他得赶在米夏埃尔之前找到卡提娅，让她一口咬定自己对op.132有特殊情怀。
“你能把这个音乐会办好吗？”托马斯问。
“我们的第二小提琴手不会说英语，他是罗马尼亚人。”
“但他能读谱？”
米夏埃尔轻蔑地扫他一眼。
“四重奏排练时，需要大量的讨论。”
“尽你所能吧。”托马斯说。
托马斯从两个儿子身边走开，他知道如果他回头，就会看到他俩都冷冷地望着他。他很想告诉已经三十二岁的戈洛，伊丽莎白说过，在三十岁之后，没人还有权利为任何事指责他们的父母。他还想对二十二岁的米夏埃尔说，他还有八年，应该善加利用。
他找到卡提娅，让她发誓会说她出于个人原因，很想在家里听米夏埃尔用小提琴演奏贝多芬四重奏。
在四重奏演奏当日，海因里希和内莉按照约定时间早早到来。托马斯已经给兄长寄去一张支票。他看到他俩穿得十分得体。海因里希虽然身体衰弱，行动迟缓，但他的西装熨得平平整整，鞋子擦得发亮。内莉穿着红色连衣裙、红色鞋子、白色羊毛衫。她的手提包、帽子都和羊毛衫搭配得很好。他想，无人能想象就在数日前，他们还很缺钱。
前一天在晚餐桌上提到内莉时，卡提娅特地声明，她欢迎内莉来家中做客，但不愿和她单独相处。
“如果我发现我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儿子，不必说还有他的女儿，让两个妻子单独待在一起，错以为两位曼夫人有很多话要聊，那么我会在你们的卧室里放老鼠。”
“那我呢？”格蕾问，“我也是曼夫人。”
“你被免除谴责，”卡提娅说，“但我不会和内莉单独待在一起。从她踏入房子那一刻直到她离开，我要你们保证这一点。”
戈洛陪内莉坐在花园桌旁，托马斯和海因里希在房子周围散步。托马斯寄出支票时，还附了一张友好的便条，说他们应该尽快谈谈海因里希的经济问题。他想，现在应该可以谈了。可是渐渐地当海因里希聊起他刚写了第一章的小说时，他们似乎又回到了慕尼黑，或是回到了在意大利写作的青年时代，当时海因里希总是信心满怀，随时表现他对世界和书籍的博学广知。如果托马斯现在告诉他，他计划写一部以浮士德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海因里希会说，这个已经被写过很多次了。如果托马斯又说，他的主人公是一个现代的作曲家，海因里希会说，写音乐是不可能的。托马斯记得自己创作《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没有对海因里希透露很多，就是担心一句鄙夷的评论会令他怀疑其价值。
他让海因里希聊他关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小说，聊他认为他们将会拍一部好电影。
他们朝房子大门行去时，格蕾带着弗里多来了，弗里多把全部注意力投向了海因里希。
“太好了，终于碰到了一个不用疑神疑鬼的目光看人的曼家人。”海因里希说。
因为其他人都不在场，托马斯认为这句话是针对他的。他想，这种语气是因为他寄给兄长一张支票。顷刻间他觉悟到，他将来接济哥哥，只会受更大的罪。
格蕾带内莉去看孩子时，海因里希建议他和托马斯再去花园里散一圈步。托马斯以为，这次他们可以谈钱的事了。
“我每天夜里都醒来，”海因里希说，“想到米米和戈斯基。也许米米是安全的，但我无法得知。她可能因为我的原因被特别关注。戈斯基也是。她二十五岁了，应该是最快乐的年龄。我把她抛弃在地狱中，正如我抛弃她的母亲。”
“你对她们的情况有无确切的消息？”
“她们在布拉格，如果德国人动手的话，她们会被捕。我们在蓝天下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散步。我们建造新房。我们生活在富足之地。但我抛弃了她们，她们在夜里喊着我。我都无法把我的焦虑之情告诉内莉。”
托马斯意识到这也是针对他的。修剪整齐的草坪正是他们此刻散步的草坪，他的房子就是富足之地。但他决定不去听哥哥故意要让他内疚的话。他应该强调，他已经尽力去找海因里希的前妻和女儿的下落，也答应动用他的影响力把她们接到美国。但那一刻他很想告诉海因里希，事实上，现在几乎不可能把沦陷在中欧的任何人拯救出来，给他们办好美国签证。他知道不该点燃海因里希的希望，但也不想对兄长道出真相。
“我问过很多次了。一有消息，我会告诉你。我会继续施压的。”
“你能直接向总统提这事吗？”
“不行，”托马斯说，“这个办不到。”
虽然哥哥没有说话，他还是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这是一种背叛。
“卡拉和卢拉是幸运的，她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海因里希说。
他们与米夏埃尔的同事、三个英俊年轻的音乐家共进晚餐。托马斯竭力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兴趣。他们都穿休闲西装，理了同样的发型，包括那个讲法语的罗马尼亚人。托马斯的一侧坐着格蕾，另一侧坐着第一小提琴手，于是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对儿媳要足够周到。他们聊了一会儿弗里多和他的婴儿弟弟，然后就想不出其他话题了。小提琴手问他为何对op.132特别感兴趣，托马斯朝他转过身。
“因为第三乐章，”他说，“我喜欢这种‘新力量感’。”
“你感到了新的力量吗？”
“当我思考我要写的书时，我感到了，或者我希望我感到了。”
晚餐后，他们进了主客厅，格蕾离开去给婴儿喂奶，内莉去餐厅装满她的酒杯。
“海因里希提醒我说，这会很长，很无聊。”她小声对莫妮卡说，莫妮卡哈哈一笑。
四个年轻人摆好了乐谱架。他们坐下来后，开始跟着罗马尼亚人调弦，后者的乐器已经调好。托马斯喜欢这个罗马尼亚人，此人环顾几名听众的眼神平静而若有所思，但真正占据他注意力的是那两个美国人。大提琴手比第一小提琴手的脸部线条更为柔和，还有棕色的眼睛。托马斯想，他的纤美将会在几年后消失。第一小提琴手相比之下并不那么英俊，他的脸过瘦，几乎谢了顶，但他的身架是四人中最壮实的，肩膀也最宽。
音乐响起时，托马斯就被抓住心弦，它大胆、安静地释放某种痛苦，接着表达抗争的调子，暗示这种抗争将带来痛苦和快乐，极大的快乐。他知道，他应该停止思考，不从音乐中寻找简单的意义，而让它进入他的灵魂，凝神聆听，仿佛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很难不去看演奏者，不注意到他们的严肃和专注。托马斯看着他们从第一小提琴手那里得到信号。第一小提琴手和拉中提琴的米夏埃尔似乎结伴对抗，彼此从对方那里得到能量。音乐慢慢走向坚定的情绪，维持片刻后开始高扬。
他朝卡提娅看了一眼，她对他报之一笑。这是她父母的世界，他们曾在慕尼黑的家中举办许多类似的室内音乐会。他们被迫逃离那个旧世界后，米夏埃尔是唯一显露音乐才能的。托马斯看着他缓缓拉着弦，巧妙而沉着，他不动声色地让中提琴的暗调覆盖在另两把小提琴的甜美的声音上。
随着音乐继续，第一小提琴手和大提琴手少了几分美国人的样子。他发现，他们高大的体魄，友好而阳刚的坦率气质，这些之前显而易见的特点，被脆弱和敏感所取代，他们仿佛是几十年前的德国人或匈牙利人。他想，也许这只是他的想象，是被四把乐器合奏的力量制造出来的。它们时而亲密合作，时而沉默或独奏，但托马斯关于过去时代鬼魂的想法却挥之不去——曾经走在欧洲城市街道上的鬼魂拿着乐器，前来排练，出现在这栋面朝太平洋的南加利福尼亚的新房里。
第二乐章结束后，托马斯发誓从此他会专心听音乐，不再胡思乱想。他装作没看到内莉离开了房间。在他印象中，这首贝多芬四重奏的调子是悲伤的，有时是哀悼的。但他此刻讶异的是，虽然基调是忧郁的，但乐器稍稍顿止后又开始，接着转向优美的曲调，音乐开始上扬。每个音符中都埋着痛苦，但数分钟后有了一种更强烈的感觉，一种不屈的美，它似乎对自身的力量感到惊异，它升腾起来，令他停止思考，停止寻找其中的意义，只是倾听，让心灵吸纳此刻的演奏。
卡提娅阖上了眼睛，海因里希也是。戈洛和莫妮卡专注地看着演奏者。莫妮卡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他想，从轰鸣的交响乐到这曲孤绝的四重奏，对于贝多芬自己而言，也是一段不易理解的旅程。那一定像是某种陌生的、犹豫的、飘摇的认知突然变得清朗。
托马斯希望自己可以这样写作，从超越自身之处寻找一种语调或一种文本，它扎根在光明辉耀之处，是可见的，但它盘旋在事实世界的上空，并进入一个精神与物质能够融合分离再融合的地方。
他曾做出重大的妥协。当他安坐在自己的豪宅中，洗过脸，剃过须，西装领带，家人围在身旁，他的书摆放在书房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尊重秩序，正如他的思想和他对生活的回应，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商人。
他低下了头。那一瞬间，演奏者们松懈了，米夏埃尔进入得过早。托马斯抬头看到米夏埃尔停止演奏，等待第一小提琴手的信号，然后他轻柔地把乐器带入，让声音铺垫在小提琴的声音之下，犹如一幕剧的背景。这时他注意到格蕾进了房间，坐在内莉的位置上。
当四位演奏者即将把四重奏的调子从悲哀的幻想转得接近歌曲的时候，米夏埃尔看了一眼戈洛，戈洛赞赏地朝他点点头。在这部分中，他把时间拿捏得很准。
托马斯想，在他自己的书中，有那么几次，他超越了作品所扎根的普通世界。比如《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汉诺的死，或《死于威尼斯》中欲望的质量，或《魔山》中的招魂术。也许这些在其他的作品中也有。但他觉得没有。他让冷幽默和社会背景主导了他的作品。他害怕自己一旦不够谨慎，放松控制，这些东西就会占据主场。
他可以想象文雅，但在邪恶滋长的时代，这几乎不算美德。他可以想象人性，但在颂扬群体意志的时代，这毫无作用。他可以想象脆弱的智慧，但在尊崇野蛮力量的时代，这了无意义。当缓慢的乐章沉重地结束时，他意识到，如果他能鼓起勇气，他就要在书中接纳邪恶，他就要敞开大门，面对外面他理解不了的黑暗。
有两个他没能成为的人。如果他能恰当地勾勒出他们的灵魂，也许能用他们来写一部书。一个没有他的才能、抱负，但有他的敏锐。这人在德国民主的氛围中如鱼得水，他喜好室内乐、抒情诗、安宁的家居生活、缓慢的改革。他具有良知，但即便德国变得野蛮，他也会留在德国，流放自己的心灵，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
另一个不知谨慎为何物，想象力如同性欲一般狂野而不肯妥协。他毁灭了爱他的人，他想要创造出藐视一切传统的严肃的艺术品，如同正在成形的世界一般危险。他与魔鬼擦肩而过，他的才能正是与魔鬼签约的结果。
假如这两人相遇会如何？会产生什么能量？会成就什么书？会从中诞生什么音乐？
他知道，不应该再去想他会写什么书，会创造什么人物。经验告诉他，专注地听音乐就会引发无法控制的情绪和不能诉之于口的意图。自从他们搬进新家后，他时常在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时想到小说的点子。当他随即起身去书房时，他确定这点子会变成有形之物，但当他坐到桌边拿起笔时，它就消解了。
音乐令他不稳定。但接着他听到了短乐章，可爱的进行曲和舞曲节奏响了起来，随即干净利落的最终乐章优雅地流淌出来。这时他感到，他想象中的两个人，他自身的两个影子，不会像其他想象之物一般离他而去。他们会融入他已经构思好的内容，也就是那部关于作曲家的书，这位作曲家和浮士德一样，与魔鬼签订了协议。
四重奏接近尾声时，他强迫自己只听音乐，不想其他。不去想小说和人物！只有声音，只有中提琴和大提琴的旋律。然后旋律被两个小提琴手打断，他们穿梭在彼此的轨迹中，仿佛另两位音乐家不存在。现在米夏埃尔的中提琴演奏得更加自信果断，似乎他的声音不仅仅是一个底衬，即便它不能够统领小提琴热情四溢的高昂情绪。
托马斯想，如果音乐能唤起同时包含混乱、秩序、决心的情感，既然这首四重奏留下的空间让浪漫的心灵狂喜或在悲伤中垂首，那么导向德国之难的音乐将是如何？它不会是战争音乐，也不是进行曲。它不需要鼓点。它会更甜蜜，更狡猾，更柔顺。德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肃穆的音乐，还得是柔滑而模糊的，还有对严肃性的戏仿，它提醒人们，不仅仅是对领土或财富的渴望导致了德国现在这种对文化的嘲弄。他想，是文化本身，是塑造了他和他这样的人的现实文化，包含了毁灭自身的种子。这种文化在压力下毫无还手之力。而这音乐，这浪漫音乐，以它发出的至强情绪，帮助滋养了原始的愚昧，如今它变成了野蛮。
他听音乐时自身的迷乱状态则是一种恐慌。音乐让他摆脱了残余的理性。它制造混乱，令他获得灵感。它不可信任的声音创造了让他能够写作的条件。对于其他人，包括如今统治德国的人，它则激发了残暴的情绪。
他听着音乐家们开始在第一小提琴手的指引下加快节奏。第一小提琴手面带微笑，促使大家跟着他增大音量，再柔和下去，然后再次以更大的力量回来。
演奏到末段时，他感到一种被带离了时间的兴奋，也生出一种决心——这会儿他想到的点子和思路是有意义的，将会填满他一直在悄悄创作的空间。演奏结束的一刹那，他确定自己得到了灵感，他看到了这个场景，他的作曲家正在波林的一栋房子里，那是他母亲去世的地方，但当他和其他人起身为四重奏乐队鼓掌时，这个意象消失了。乐手们整齐划一地鞠躬，这一终场动作和他们的演奏一样，是事先排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