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仔细看了看这些手提箱，又看到内莉的长筒袜破了，一只鞋子的后跟松了。韦费尔的鞋子脱了底。他抬起头时，戈洛还是盯着他。托马斯朝他走过去拥抱了他。
“一个纽约交响乐团的人，”阿尔玛说，“答应会来接我们。他为我们订好了酒店。如果他在接下来的三十秒钟内不出现的话，他的乐队将和古斯塔夫的音乐永别了。”
他们朝车子行去时，看到一个人举着“马勒”的牌子。
“是我，”阿尔玛对这人说，“如果你能出现在更方便的地方，就会见到脾气更好的我。这更让我相信，美国不应该参战。否则只是个障碍，而不是帮忙。”
卡提娅示意托马斯，他们应该赶紧上车。
阿尔玛走在他身边。
“别在意你那个僵着脸，噘着嘴，拒人千里之外的儿子。他只是不相信我们能成功。这次真是冒了大险。”
她牵住托马斯的胳膊。
“每个人都喜欢戈洛，”阿尔玛继续说，“虽然他并不值得。他不说话，连笑都不笑。但大家好像都不在意。船上的服务员喜欢他。边关的守卫喜欢他。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喜欢他。甚至那个可怕的内莉也喜欢他。现在我希望我已经把她送走了。我得花一周时间去消化她那些恐怖的方方面面。海因里希倒是个十分明理的人。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发疯的时候。所以海因里希娶了内莉。再看看我，嫁的那些犹太人。”
走在前面的卡提娅听到了最后这句话，她忧心地回头看了一眼。
阿尔玛发出一声大笑。
他们走到车边，阿尔玛和韦费尔答应很快会去普林斯顿拜访他们。阿尔玛在与其他人道别之前，吻了托马斯的唇。
当阿尔玛的车前座载着那个闷闷不乐的纽约交响乐团的人开走后，海因里希说他会和托马斯、卡提娅一起去普林斯顿，内莉和戈洛可以坐后面那部车。
车子驶出霍兰隧道时，托马斯明白了海因里希为何要单独和他们坐一部车。
“我想救米米和戈斯基。”他说。
海因里希已与米米离婚十多年。托马斯想，他们的女儿戈斯基应该二十出头了。
“她们在哪？”托马斯问。
“还在布拉格。”
“她们情况如何？”
“情况就和类似的人差不多。米米是犹太人，她们也会因为我的关系而受牵连。我收到了米米的求救信，此事内莉不知。我和瓦里安·弗赖伊说过此事，他认为我应该和你说。他似乎以为你的能量很大。”
托马斯知道要救助兄长的前妻和女儿并非易事。
“如果你能把她们的具体情况告诉我，我会去说说，但我不确定……”
“有时候，”卡提娅打断他说，“事情进展得很慢，然后一下子变快。你们不用担心。”
托马斯希望她没有说这句话。这似乎在暗示他真能帮上米米和戈斯基。
“你上次见米米是什么时候？”托马斯问。
“有段时间了，”海因里希说，“我十年前就该料到会有今日。我提醒过所有人。”
“我们能在这里已经非常幸运。”卡提娅说。
“我老了，不能适应一个新国家了，”海因里希说，“我也老到不能待在法国了。我们得知，我们刚离开酒店，他们就来找我们。前后只差一天。”
“法国警察吗？”
“不，是德国人。我们差点就被直接遣返回国。你写你的书，写小说，做演讲，然后就成了法西斯的眼中钉。可怕的是我把内莉也牵连进来了，我还抛弃了米米和戈斯基。”
他们一到家，就把莫妮卡的事告诉了戈洛。他时常想象她的丈夫在她面前淹死的情形。
“你刚刚经历这次旅程，”卡提娅说，“你是给她写信的最佳人选。我们都写过了，但埃丽卡说这个可怜的孩子仍然睡不着，不能安宁，一直在哭。”
“换了我也会一直哭，”戈洛说，“想想看被鱼雷炸！这无法想象。”
晚餐前，戈洛去托马斯的书房找他。
“美国要宣战吗？”他问。
“这边的反战情绪高涨，”托马斯说，“也许等到伦敦挨了轰炸就会改变这一切，我也不确定。”
“他们必须参战。你表明你的立场了吗？”
托马斯揶揄地看着他。
“你又沉默了？”戈洛问。
“我在等待时机。”
他差点说，他不想因为批评美国政府而影响到戈洛、海因里希、内莉的求生之路，但他以为戈洛也许已经意识到了。
“怎么没人提到克劳斯？”
“他在纽约。”
“那他怎么没去接我们？”
“有段时间联系不上他了。他一家家地换酒店。你母亲想找他都找不到。”
托马斯都忘了如今二十一岁的米夏埃尔和比他年长十岁的戈洛是多么亲近。戈洛一到，这两人就拥抱在一起，无视其他人。格蕾和孩子也来了后，戈洛拥抱了弟弟的妻子，然后端详着孩子，满脸骄傲和快乐。他要求把孩子给他抱，他把小弗里多抱在怀里摇来摇去。
孩子在另一间房间睡熟后，托马斯看到戈洛在餐桌上专注地和格蕾交谈，生怕她感觉被忽视。托马斯想，他是一个替人着想的、有责任感的儿子，当年他母亲在疗养院里休养，他父亲一心关注战事和写书，埃丽卡和克劳斯都在自行其是时，是他照顾了莫妮卡。
“普林斯顿最好的事，”米夏埃尔说，“就是我们的父亲可以进图书馆。他可以无限量地借书。德文馆藏非常丰富。”
第二天，卡提娅让米夏埃尔和格蕾出去吃午饭，她来带弗里多。她禁止戈洛把他从婴儿床上抱起来。
“如果我不抱他，怎么和他熟悉起来呢？”
“你父亲喜欢坐在那里看着他。如果我们能让米夏埃尔和格蕾走出这房间，他就会这么做。”
“可怜的孩子不会被吓坏吗？”戈洛问。
“和这家的其他人不同，”托马斯说，“弗里多性格可好了。”
“那我就更有理由要抱他了。”戈洛说。
他弯下腰，对着婴儿床悄声说话。
“我是你的伯伯，刚从纳粹那里逃出生天。”
“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个词。”卡提娅说。
“我是你的伯伯，刚回到家庭的怀抱中。”
托马斯等到米夏埃尔和格蕾带着孩子去纽约，才打开新的唱片。他放起了勋伯格，它比米夏埃尔用小提琴演奏的更触动人心。他希望能读一读乐谱，看看究竟有何技巧。往常他买了新唱片，卡提娅会待在房间里一起听，但这回她几次走到门口，又返回厨房。
后来几天一直下雨，家里人声喧哗。内莉不是待在自己房间里，而是到处找人聊天。托马斯饶有趣味地发现卡提娅很有技巧地避开与她长时间接触。托马斯自己如果听到内莉的鞋跟在走廊上敲响，他就不从书房里出来。内莉已经被卡提娅提醒过，在任何情况下都别打搅他。她和戈洛相处过几次，翻了几本他珍爱的书，之后戈洛就把自己和书都搬到了阁楼。
过了一阵子，内莉开始与用人们聊天。
弗朗兹·韦费尔打电话来时，托马斯邀请他和阿尔玛来用餐。海因里希、内莉和戈洛听说他们接受邀请，都发出一声呻吟。
“我们本来有平静的生活。”戈洛说。
“我们所有人，”卡提娅说，“都得好好表现。”
阿尔玛穿一身白衣，脖颈挂着昂贵的珍珠项链。韦费尔跟在她后面。他看着托马斯的样子，仿佛觉得自己很快会被驱逐出去。
第一杯酒还没上，阿尔玛就开始说话了。
“在纽约太忙了。过了晚餐还有晚餐。过了午餐还有午餐。外出活动之后还有活动。你知道，在维也纳，我出名是因为我的第一任丈夫，但在纽约他们熟悉我自己的作品，特别是我的歌。我是说，不是每个人，但知道的人知道。他们涌入我们的酒店。布丁累坏了。”
她指了指韦费尔。
上酒后，她站起来。
“现在我得去参观你的书房，”她对托马斯说，“我一直很想看看我的人在哪里写作。”
当他经过卡提娅身边去书房时，她看了他一眼，仿佛在说她很欣赏他的朋友的性格。
“啊，很壮观，”阿尔玛说，“房门看起来很结实。美国的房门经常用最便宜的木头做。有那个内莉在，你需要一扇好门。”
托马斯觉得他应该切换话题了。
“就在马勒过世前，我见过你们，”托马斯说，“不知你是否记得。我在慕尼黑时听过他的第八交响曲的彩排。”
“那时我就知道你，或者说知道你会来看。你们夫妻俩从不错过慕尼黑的歌剧。每个人都认得出你。你来了，他觉得很荣幸。我一直把第八交响曲叫做苹果交响曲，因为里面有很多苹果花和苹果派。那些合唱还有很多肉桂和糖。那段时间我没有安宁可享。”
“我认为它是一部极为优秀的作品。”
她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背对着门。她似乎很兴奋。
“我当时想到，”她继续说，“我们是真正天造地设的一对。你和我。我想嫁给一个合适的德国人，外表要像你这样，而不是像古斯塔夫和韦费尔那样总是一脸沉郁。就连格罗皮厄斯也是这样，虽然他不是犹太人。几千年的哀伤史能最终拖垮一个人。”
托马斯觉得他也许应该提醒她，不要在纽约任何的公共场所发表这种看法。
“我想要为你打理家政，”她继续说，“我一直觉得你比你哥哥更英俊。现在我们亲近了，我对你的感觉更确定了。”
托马斯寻思着，若是风流男士，也许应当说几句话回应。但他只想记住她说的每一个字，好过后去向卡提娅复述。
在餐桌上，阿尔玛信马由缰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
“我认为自称生病的人就应该真的得病，”她说，“如果古斯塔夫鼻子上长了一颗粉刺，他就觉得自己完了。我想他是勇于坚持信念的，因为他年纪轻轻就过世了。他确实病了。但此事仍然令人吃惊，因为他病了那么多次之后才真正生病。”
托马斯想，她这样说马勒真奇怪。过世三十年后，他已经跻身伟大作曲家的行列。阿尔玛随意谈论着他，好似她曾经嫁给了一个可怜人。他望着她闪闪发光的眼睛。她一定曾经以这种天马行空的闲言碎语令马勒的生活焕发光彩。
“古斯塔夫也会沉默下来，就和你刚才一样。这是一种蕴含力量的沉默。我问他在想什么，他会说：‘音符，颤音。’你又在想什么呢？”
“词语，句子。”托马斯说。
“布丁和我想要你和卡提娅去洛杉矶住。我们决定去那里定居。布丁要写剧本，或至少有此打算。我们看了那里所有人的名字，除了勋伯格夫妇，我们没人可以聊天。”
“勋伯格夫妇是什么样的人？”托马斯这么问是为了转开大家的注意力，因为海因里希和内莉也打算去洛杉矶定居，而且他们并不在阿尔玛的聊天名单上。
“他们是纯粹的维也纳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只关心他的音乐，其他都无关紧要。哦，还有后代。他还关心那个，她也是。他俩都是心思单纯的人，说的话都很有意思。这就是维也纳人。”
托马斯隔着桌子看到内莉的连衣裙的一条肩带从她肩上滑下去了，露出了一部分胸罩。正如他发现阿尔玛·马勒的挑衅的语气令他想起他已经失去的德国，他也为内莉的莽撞而觉得有趣。阿尔玛就像是慕尼黑那些咖啡馆里的波希米亚年轻女子，内莉则把在商店或酒吧工作的德国女人的腔调带到了大西洋对岸，这种腔调轻浮中带着一丝轻蔑，说明其主人能看透大多数形式的伪装。
他听着这两个女人说话，就像吃着来自童年的不同的食物。
“我渴望去晒晒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内莉说，“难道我们不都是吗？洛杉矶一定有很多汽车，我喜欢汽车。大家都说美国生活精彩。哎，他们是没来过普林斯顿，我只能这么说！上星期我很想喝酒。不只是喝酒，而是去酒吧喝。于是我沿着马路找。然后我找到了什么？一家酒吧都看不到。我问了一个人，他告诉我，普林斯顿没有酒吧。你们能相信吗？”
“你自己出去找酒吧了？”阿尔玛说。
“是的。”
“在维也纳，我们对这种女人有一种说法。”
内莉起身慢慢走出房间，她的饭菜还没吃完。
“在所有第二维也纳乐派的作曲家中，”阿尔玛对托马斯说，“最有天分和创造力的是韦伯恩。但当然他不是犹太人，所以受到关注很少。”
“可是他没有写过歌剧。”戈洛说。
“因为没人请他写。为何没人请他写？因为他不是犹太人！”
卡提娅把双手放到桌上，沉重地叹了口气。海因里希和韦费尔都神色不安。
“我的妻子，”韦费尔说，“小酌几杯后就爱说犹太人坏话。我曾经希望她不会把这毛病带来美国。”
从另一间屋里传来碰撞声。唱片机的针掉在了一块金属上，因为音量调得很高，发出的噪音令人难忍。不久又传来吱吱的摩擦声，唱片针没有在唱片上放好，爵士乐在整栋房子里回响。
内莉端着酒杯走进餐厅时，卡提娅大喊：“把那个关掉！”
“我想要在傍晚放点热情的东西。”她说。
她脚步不稳地走到海因里希椅子后面，抱住他的脖子。
“我爱我的海因里<注："海因里是内莉对海因里希的昵称。">。”她说。
卡提娅走到另一间房间，关掉了唱片机。
“我觉得现在我的妻子应该去睡觉了。”海因里希说。
他艰难地起身，像是身上有什么病痛。他从内莉手中拿走酒杯，放到桌上。他牵起她的手，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走出房间，没对任何人道晚安。
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他们上楼去了。
“我刚才正在说，”阿尔玛说得仿佛她被打断了似的，“我对舒曼从不怎么感兴趣。我不喜欢他的交响曲。不喜欢他的钢琴曲。不喜欢他的四重奏。特别不喜欢他的歌曲。我觉得你永远能凭歌曲来评判一个作曲家。我丈夫的歌曲就很精致，舒伯特的也是。我喜欢某些法国歌、英国歌，还有几首俄国歌。但不喜欢舒曼的。”
“我的父母很喜欢他的《诗人之恋》，”卡提娅说，“以前经常在家里放。我很想再听听。”
戈洛开始朗诵：
从我的泪水中开出
许多盛放的花朵，
于是我的叹息变成
一首夜莺的合唱。
“啊，海涅，”阿尔玛说，“他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舒曼用他的作品真是聪明。可是它并没有对我唱歌，无论有没有叹息。如果洛杉矶没有舒曼——我觉得不会有，那么我会是个快乐的女人。”
没人提到内莉放的唱片。托马斯为阿尔玛和韦费尔订的车来了之后，他们就告辞了。他们让曼家夫妇答应会考虑搬到加利福尼亚，住在他们家附近。
“可是不能有舒曼，记住！”阿尔玛大声说，“不能有舒曼。”
她唱着他某首歌的开头，上了车。
当戈洛准备回自己的房间时，卡提娅让他和托马斯跟她进了餐厅，关上门，以防被人听到。
“我对她只有三个词，”卡提娅说，“我无法想象一旦这个消息走漏出去，会有多么丢脸，海因里希·曼夫人被看到独自晃荡在普林斯顿街头找酒吧。她是娼妓、荡妇、酒吧女。更糟的是，今晚她在阿尔玛·马勒面前还表现了一番。我不知道阿尔玛会怎么想我们。”
“阿尔玛自己也挺尽兴的。”戈洛说。
“她一直有些夸张，”卡提娅说，“但她毕竟经历了很多。”
“你是指，她失去了两任丈夫？”戈洛问。
“她很爱马勒，据我所知。”托马斯说。
“哎，她很长一段时间不会答应再来我家了，”卡提娅说，“我们很期待他们来做客。你知道这里很孤独，戈洛！”
次日上午，托马斯正在书房中，卡提娅开门进来，在身后关上了门。她面带忧色。她刚把海因里希和内莉送到车站，让他们去纽约买衣服。托马斯以为她要说内莉又干了什么。
“不，不是内莉，是戈洛。我刚和他喝了杯茶，他说了一些我认为你应该听一听的话。我让他先等在起居室里。”
戈洛在读一本书，他的父母走进房间时，他也没抬头，虽然托马斯确信他听到了他们进来。
“并不是我想大惊小怪，”戈洛说，“是母亲问我对昨晚的看法，我觉得我别无选择，只能告诉她。”
托马斯发现他的语气像是一个年长得多的人，甚至像一个牧师。他坐在沙发椅上，跷着二郎腿，严肃地看着他俩。
“你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离开法国的细节，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再想那些事，”戈洛说，“但有些事你们应该知道。当我们遇到韦费尔和阿尔玛时，她有二十三个箱子。二十三个！她、韦费尔和箱子都在卢尔德。她唯一关心的似乎就是那些箱子的命运。当瓦里安·弗赖伊告诉她，她也许得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得尽量让自己不惹人注意，她问他，那么谁来运送她的箱子。”
他望着远处好一会儿才继续说。
“马勒夫人有一个手提箱，就是她登岸时还带着的那个，里面装着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的原始手稿，还有一束贝多芬的头发，这是曾经送给她丈夫的礼物。我不知道她打算拿头发怎么办，但我知道她对布鲁克纳是有计划的。她想把它卖给希特勒。希特勒也想买。我说的希特勒，就是阿尔道夫·希特勒。他们已经谈妥了价格。问题是她想要现金，但巴黎的德国大使馆没有那么多现金给她。可她还是打算卖给希特勒，而希特勒也显然很关心布鲁克纳的手稿。”
“这只是她编的一个故事吧？”托马斯说。
“你去问她吧。她会给你看来往信件，”戈洛说，“她对此毫无愧色。在从法国去西班牙的途中，她也毫无愧色，那段旅程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更为艰苦。有时候要攀爬岩石。我们的向导很紧张。我一直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带我们绕路，好让我们在无人知情时被捕。我们穿的衣服都不对，但阿尔玛穿得就像去舞厅。她的白裙像是迎风招展的投降旗，数英里外都能看到。我们刚出发，她就大喊大叫说想回去。她叫着韦费尔的各种绰号。她给犹太人取的绰号真是配得上一个奥地利人。”
戈洛停下来看着他们。托马斯一度觉得他是在忍住眼泪，现在他看到戈洛冷静下来了。
“太可怕了，”戈洛说，“昨天晚上我们还得陪着阿尔玛。在翻越比利牛斯山时，内莉非常善良，非常体贴。她爱海因里希，她真的爱，这点从她身上一直看得出来。好几次他身体太弱走不动时，她还帮我去扶他。她对他太好了。我们休息时，她安慰他。她是最优雅、最温柔的人。在轮船上，当伯伯躺在船舱里画女人时，内莉告诉我，他从柏林逃到法国时，其实把她抛下了。他把她留下来，从他的银行账户里提款，处理他的事务，这些都让她置身于更大的危险。有一次她差点被捕，但侥幸逃脱了。与此同时，阿尔玛还在担心她的行李。瓦里安·弗赖伊带着她的几个箱子穿越了边境，后来她从巴塞罗那把这些单独寄去了纽约。瓦里安在她的箱子问题上有无穷的耐心，他在救我们这件事上一直都很明智。将来世人会知道他都干了什么，他有何等的勇气。但此刻在这个家中，我得说内莉所做的事也应该被理解，她的宽宏大度应该被感激。我不想听到有人说她是娼妓、荡妇，或是别的什么。她是一个好女人。我想要人知道这点。是的，她以前确实是酒吧女，但我们眼下是在流亡，我相信我们没有把在慕尼黑摧毁我们生活的势利眼带过来。”
托马斯决定让卡提娅来回应，但她一直沉默，他便不得不开口。
“我相信内莉是很好的人。她也是家里的一分子。”他说。
“既然在这点上达成了共识，”戈洛说，“我要求大家尊重她。”
托马斯差点要问戈洛，他是住在谁的屋檐下。是谁负责了他的安全？是谁供他读图书馆的书？他还想进一步问问，他在慕尼黑的生活如何被摧毁了？
但他只是冷冷地盯着他，然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他带着卡提娅从起居室去了书房。他们关上门，默默坐着，直到卡提娅离开，让托马斯独自继续他的晨间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