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变成瑞士人呢？”莫妮卡问。
“因为瑞士不颁发国籍，”托马斯说，“事实上他们不把国籍给任何人，更不用说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德国人。”
“我们就是这类人吗？”米夏埃尔问。
“醒醒，我的小弟，”埃丽卡说，“我们说话时，希特勒正在看你的档案。他看到了一个恶形恶状、满脸雀斑、脾气暴躁的小伙子。”
她做了个舞台上的怪相，朝米夏埃尔伸出胳膊，像是要打他，然后她追着他满桌子转。
他们想在屈斯纳赫特这栋湖景房中安居下来。他们不仅把他吕贝克祖母家里的大烛台搬来放在餐厅里，把魏玛版143卷的《歌德全集》摆在了他的书架上，卡提娅还以她的风格布置了私密而舒适的角落，以及更大更豪华的空间。她每到一处都这么做，在萨纳瑞是，在慕尼黑也是。
他开始梦见他以前住过的房子。在每个梦中，他都是当下的自己。经过某种神秘的安排，他可以短暂地返回那些已经清空的房间。在吕贝克，他看到了原先放钢琴的地方，还有母亲的梳妆台的位置，以及楼梯井那幅仕女画被取下来后，墙纸上留下的痕迹。
他穿梭在蒙斯特劳斯街祖母的房子里，心知它终有一日会归他所有。
但另一栋房子，就是慕尼黑波琴格街的房子，经常在另一个梦中出现。那里的房间没有人，没有家具，没有书，也没有油画。他回去找遗落的某物。必须把它找回来。黑夜里，他摸索着找路。他越来越焦虑，记不起来他想带走的是什么东西。正当他担心有人会在这里找到他时，就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叫喊声，他被捕了，无助地被带出房子，送上军车，飞驰在慕尼黑的街道上。
一九三五年春，他和爱因斯坦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他以为卡提娅会担心身在慕尼黑的父母而不愿远行。曾经有一阵子，她的父亲下决心搬家离开，但卡提娅的母亲犹豫不决。后来等她母亲决定了，她的丈夫却改变了主意。由于他们经营的不是犹太人商行，没有被勒令关门。她说，他们深居简出，威妮弗雷德·瓦格纳也一再保证会保护他们。她说，他们从不喜欢瑞士。为何会有人想去瑞士呢？
尽管担心父母，卡提娅仍然坚持要他接受荣誉博士。
“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盟友，”她说，“如果知道哈佛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就能睡好觉了。”
轮船比他想象得更舒适，旅程也更平稳。他在小放映室里看美国电影自娱，并避开其他乘客。
轮船靠岸后，他的美国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克瑙夫做出了大动作，要求允许新闻记者登船采访这位伟人，要求当局给予托马斯和卡提娅特殊待遇，这让同船乘客大吃一惊。
在哈佛盛典上有六千人。爱因斯坦似乎很高兴作家得到的喝彩声比科学家的更响亮。
“就该这样，”他说，“事情倒过来的话就乱套了。”
托马斯心想此言何意，但他忙于为仰慕者们在书上签名，无暇多想。在午餐以及后来晚餐前的酒席上，他注意到爱因斯坦在故意逗卡提娅发笑。
“他比卓别林更风趣，”她说，“我之前很怕他会聊科学。我父亲对他的理论颇有研究，可我已经忘了。他不会原谅我的。”
“谁？”
“我父亲。他曾说过，只要爱因斯坦能听他的，事情将会大为不同。”
托马斯差点想说这就是普林斯海姆家的特点，但他不想打破其乐融融的场面。
他们收到许多请柬，被请去波士顿与纽约之间的多处豪宅客居，但当白宫晚宴的邀请送来，所有计划都改变了。既然要与罗斯福会面，托马斯就得思考他该如何评论德国。他想，也许他可以与总统谈谈德国的犹太人的遭遇，有多少犹太人走投无路，到处藏身，这个话题应该十分有力。他想知道美国能否成为他们的避风港。但他应该避免让总统感觉他是在为某个群体代言，是来游说或威吓他的。
在纽约的某一天，卡提娅接起他们房间的电话，发现是《华盛顿邮报》来找托马斯。他知道德国大使馆在监督他的行动。在之前数次采访中，他尽量少说话，声称只想谈文学。他不想有意外，于是当卡提娅递来话筒时，他摇了摇头。
“我恐怕他不会接受任何采访。”卡提娅努力用英语说。
他看到她皱起眉，听到她用德语和电话那头的人说什么。她说了好几遍道歉的话。
“她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卡提娅捂住听筒说，“她说她曾联系过你。她叫阿格尼丝·迈耶。她说德语。”
他记得在哈佛收到过一张具名此人的便条，但他没有回复。
“我该怎么处理？”卡提娅问。
“她想干什么？”
他还没来得及让她别问，卡提娅已经问了电话那头的女子有何贵干。托马斯从自己坐着的地方都能听到阿格尼丝的咆哮声。
“要么我挂电话，要么你自己和她讲。”卡提娅再次捂住话筒说。
托马斯接过话筒时，那个女子还在大骂卡提娅，她以为卡提娅是一个秘书。
“刚才接电话的是我的妻子。”托马斯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接着阿格尼丝·迈耶说欢迎他来美国，随后立刻说请他去白宫是她的主意。
“他需要了解中间派，”她说，“迄今为止他只知道纳粹，他不喜欢，还有反叛者，他更不喜欢。我向他保证，你会在整件事上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在华盛顿饱受诽谤。”
“我们？”
“德国人。”
“也许那很对。”托马斯说。
“总统不会想听到这个的。”她说。
他不喜欢她的语气。
“你是谁？”他问。
“我是阿格尼丝·迈耶，《华盛顿邮报》老板尤金·迈耶的妻子。”
“你打电话来有何贵干？”
“别这么和我说话。”她说。
“你不如回答我的问题？”
“我打电话来是想说，我们应该在华盛顿见个面，我就在华盛顿。我不会参加晚宴，那将是一个私密场合。我打电话来是因为你需要知道两件事。第一，罗斯福不会在位很久了。第二，我会对你很有用。”
“谢谢。”
“等我看到你的日程，我会添上一次和我的会面，地点在我们住的新月山庄。这将是一次私人会面。现在我得挂电话了。谢谢你接电话，请向你的妻子代为致意。”
白宫比他想象得更小。他们被带进去的那个边门毫不起眼。在一间在他看来壁纸太花哨、窗帘太像剧院的客厅里，他见到了罗斯福夫人和其他几位客人，他们都问他和卡提娅旅程如何，打算何时回欧洲。
他努力地说英语，但翻译接手后，他感觉轻松多了。
在餐厅里，总统也来了，是一个男助理用轮椅推他来的。他穿着紫色的晚宴服，似乎很高兴见到他们。
“欧洲人觉得我很奇怪，”他说，“我既是总统，又是总理。但这没有坏处。”
在这顿非常普通的晚餐上，总统什么都没问，只是发表了许多幽默的评论。当听说曼家夫妇接到阿格尼丝·迈耶的电话时，他和妻子都觉得好笑。
“私下里，她是个可怕的人，”他说，“但电话上，她是一个歌剧演唱家。”
“我们最近还听了一场歌剧，”罗斯福夫人说，“总统现在犹有心悸。”
晚餐后，他们看了一场电影，然后总统以有紧急事为由，被轮椅推走了，他的妻子带他们参观他的书房。
托马斯以为他和总统会有一次单独对话，也许会谈谈德国的事，但总统显然无意于此。
第二天，阿格尼丝·迈耶向他保证，这是罗斯福夫妇表达友善的方式。
“他们极少对别人这样，”她说，“他们说话越少，食物越简单，就表明他们越喜欢你。他们没有邀请要人，就说明他们信任你。你看，我对他们说过要信任你。第一夫人想要深入了解你，我认为她喜欢你有所保留的态度。哈佛那边的人觉得你古板，但罗斯福夫妇更有见识。你瞧，他们都赞赏你的妻子，此事意味深长。他们是很看重家庭的人。”
托马斯不知该如何接话。
“你随时都可以给我发信号，”她继续说，“我会为你在美国打开方便之门。克瑙夫出版社只对纽约一知半解。他们是书商，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如果你不给我信号，我等到时机成熟时，会给你发信号。”
“发什么信号？”
“你会在美国定居的信号。同时，你也得抓紧学英语了。”
托马斯从美国回来，仍然没做任何不利于当局的公众发言。当埃丽卡发现他决意不批判希特勒，是为了不把他的德国出版商贝尔曼拖入泥沼，便致信他说，现在他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还说她不在乎贝尔曼。
“她不明白你父母的危险处境。”托马斯对卡提娅说。
“克劳斯、埃丽卡和海因里希火力全开，”卡提娅说，“若会出什么乱子，早就出了。你的发言不会对他们有影响。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是时候离开德国了。”
“看来我的发言会对埃丽卡有影响。”
“会对我们都有影响。”
当贝尔曼因为留在德国继续出版而受到流亡者的指责时，托马斯发表声明支持贝尔曼，这时埃丽卡写信给他，语气是有节制的愤怒。
您也许会因为这封信很生我的气。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友好相处的时光注定会让人分离。您与贝尔曼博士及其出版社的关系是不可终结的——您似乎准备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如果这对于您是一种牺牲，那么我，毫无疑问，终将成为您的损失，如果到这一步，也不必介怀。这对我来说是悲伤而可怕的事。
托马斯把信给卡提娅看，他以为她会有很多话要说，说埃丽卡从出生那天起就试图以各种方式控制他们的人生。可卡提娅什么都没说。
他知道，埃丽卡要与他划清界限的事也许会传得众所周知。他也从阿尔弗雷德·克瑙夫那里了解到，去见他的美国读众是把他视为在世的最重要的德国作家，只因反对希特勒而流亡在外。如此一来，向他们解释他的沉默便不那么容易了。
迄今为止，他都将自己视为一个例外，因此他不曾想过加入反对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害怕。卡提娅理解这点，但埃丽卡、克劳斯、海因里希不理解。他们不理解怯懦。对他们而言，只有透彻。但托马斯认为，这个时代的透彻只属于少数勇士。对其余人而言，这个时代唯有混乱。而他归属于“其余人”的方式，如今并不让他感到自豪。他想要以有原则的形象立足于世，但他觉得这个形象其实是软弱的。克劳斯拍来的电报给埃丽卡点燃的火上又浇了把油，托马斯独自去湖边散步。等埃丽卡写信后再行动，正是克劳斯的一贯做法！他差点想写信给他俩，说既然他们如此精明，不妨把自从一家人流亡以来，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钱都加起来算算。
但最令他更生气的是，他知道埃丽卡和克劳斯是对的。
他每天都在写基于《旧约》中的约瑟故事的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即便好战者的声音在德国日渐喧嚣，他仍然觉得这样的书会有读者。然而一旦他开口反对政体，他就会失去德国读者。他已经写下的那些字将会死在纸页上，只能仰仗翻译。而且他将会永远留在纳粹的黑名单上，卡提娅的父母也会进一步遭受逼迫。但当他朝家走去时，他告诉自己，其他作家都曾面对此事，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
他忠于他的出版商，他想保住他的德国读者。他闪烁其词，拖延应对。他曾试图不去想自己该怎么做。他不敢面对他已经失去了德国的现实。他一旦发声，将别无选择。
他当然要批判希特勒！但在女儿的勒令之下，在众目睽睽下这么做，他觉得颜面扫地。只要埃丽卡能不作声，他就会行动起来。
卡提娅写信给埃丽卡，对她的语气表示伤心。她强调说，埃丽卡给父亲写这样的信，让他俩都很难过，她很注意没有与托马斯拉开距离。托马斯则在数日后写了一封温和的信安抚埃丽卡，说他可以发声的那天即将到来。
这两封信却让埃丽卡愈加恼怒。
几天后的早晨，他从书房窗口看到卡提娅在门口车道上收到邮件。他看着她拆开一封信，读着读着皱起了眉，他就知道是埃丽卡的信。他奇怪卡提娅没有立刻来他书房把信给他。午餐时，他们聊着当天的各种事，唯独没有提到埃丽卡。直到后来他找到卡提娅，问她要不要陪他去散步，她才把这封满纸尖酸刻薄的信交给他，但一起交给他的还有她自己用老式手写字体起草的一份宣言，抨击纳粹的宣言，这是让他拿去发表的。
“你们都要跟我作对了吗？”他问。
“这事不急，”她说，“我这只是一份提纲。我相信你自己能写得更好。这里写的你都想过了。”
“埃丽卡要为我做决定吗？”他问。
“不，决定是我做的。”她说。
“你同意她信里的意见？”
“我对她的信没有兴趣。今天早晨我扫了一眼。我已经忘了信里写了什么。”
数日后，他的宣言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面面俱到地批判了政体，但缺乏真正的尖锐。他写的时候，卡提娅站在一旁看着。
起初，他的宣言几乎无人注意。他收到了海因里希一封短信，热烈祝贺他站对了位置，但其他人都没来联系，他也没有收到来自政体的任何威胁。他猜测，纳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此信唯一的实际后果是，伯恩大学撤销了他的荣誉博士学位。
他在这件事上思考得越充分，就越想写一封更长、更有激情的，能被全世界报纸转载的信。如果埃丽卡能发怒，那么他会让她见识何为真正的愤怒。如果她能说，他更能口若悬河。他没把这番打算告诉卡提娅。他要一个人做。
读者经常抱怨他的句子太长，格调太高。他决定这次的文风要更为高蹈。他要用他掌握的所有体系对纳粹发言。他要用纳粹出现之前的作家曾使用的语气，居高临下地站在德语的地位上对他们发言。他要把大量的从句和嵌套从句掷向那些相信自由与进步的人士恐惧和厌恶的人。他会提出一个仿佛他有权得到回答的问题：所谓的领袖如何在短短四年内，把德国降格成了一个无法被准确描述的国家。他会提出一个仿佛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一个习惯于对文字负责的作家，该如何在这个毁灭灵魂的政权危及整个大陆时保持缄默。
他知道此信将会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被阅读，因此他会强调这一点，镇压、消灭一切反对势力的唯一原因，就是要让德国人备战。
他动笔时心里很清楚，此事做得太迟了，而这番如此高傲、自信的语气，像是来自一支已经写了许多批判希特勒的檄文的笔。托马斯意识到，从沉默到发言，他转变得太快，可当写下这些句子时，他找到了自信，他把文章再读一遍，感到心头一松。他本该在希特勒上台那天晚上就写的。
海因里希对托马斯第一封信的反馈是礼貌的，也是平淡的。但这次他的来信显然激动了，他很高兴看到弟弟一口气铿锵有力地说出了所有该说的话。他肯定地说，之前托马斯长期的沉默，并没有让世界遭受损失，因为如今他说的才是最终陈词。
埃丽卡给母亲写信表达她的喜悦之情。现在魔术师把一切都拨乱反正了，她说。克劳斯也来信表扬父亲对纳粹骄傲的出击。
“如果你给克劳斯写封信，”卡提娅说，“也许会有用。”
“写信说什么呢？”
“我相信你会知道该说什么。也许可以写你盼着读到他的下一部书。埃丽卡说他正在写一部现代版的《浮士德》。”
他们的美国之旅让他们明白，要把英语说得流利，还得多加努力。卡提娅找了个女子把句子和词组从德语翻译成英语让她记诵。她已经学会了所有的时态和规则，还记了五百个单词，但她开口说话仍然不自信。英国诗人每天和他们练习一小时对话，他发觉他们犯的错误后，就再讲一小时语法。
“这个‘did’，”托马斯说，“能让我一命呜呼。你可以说‘hediddo’，否定是‘hedidn'tdo’<注："德语中否定句一般直接在句尾加否定词，无须添加助动词。因此这一点对托马斯很难。">。难怪英语像打仗。”
“那么‘does’呢？”卡提娅问。
“难道不是‘do’吗？”<注："托马斯没学会助动词的单数第三人称变形，以为现在时的“hedoesdo”是“hedodo”。">他问。
“两个都是。还有动词短语，”卡提娅说，“我买了一本这方面的书。”
托马斯留意到去湖边散步的人越来越少。他想，如果纳粹真想把他遣返，从山林田野间把他抓走就行。这个念头闪过之后，便挥之不去。瑞士和德国的边境是互通的，把他拖上一部汽车，绑在车厢里，给他注射一针安眠剂，这事并不难。他犹豫着是否要把这些担忧告诉卡提娅，但他觉得她一定早已想过。如今他们应该更认真地考虑美国的邀请。
一天下午四五点钟，他们朝房子走去时，看到有个人站在一辆车旁，车子几乎堵了他们的车道。托马斯朝卡提娅打手势，意思他们应该转身。
“我感觉不妙。”他说。
“每次有人来送货，或是邮递员来时，我都有这种感觉。”她说。
他们迂回绕到房子正面。当他们能把整个景象看清楚时，那人已经走了。
次日一早，卡提娅走进他书房。
“他又在我们房子外面了。”她说。
托马斯来到楼上的窗口，朝下瞥了一眼。那人三十多岁。他随意地站在他们车道前面，双手插在兜里。
“如果我们报警，”卡提娅说，“会很难跟他们解释。而且也会让我们引人注目。”
托马斯想，如果埃丽卡在，她就能把这人赶走，不管他是谁。
午餐后，他决定出去看看这人是何来历。卡提娅从窗口观望，随时准备报警。
他走到那人面前，那人把手从兜里伸出来，面露微笑。
“我接到命令不能打扰你，所以我想就在你家门口等到你出门或回来为止。”
“你是谁？”
“我是恩斯特·托勒的朋友。我们曾在萨纳瑞的咖啡馆里见过。有人告诉过你，他曾监视你家，我就是那人的同事，但这次是托勒派我来的。”
“他想干什么？”
这人似乎因他的语气吃了一惊。托马斯努力笑了笑，缓和气氛。
“他派我来传个口信。”
“你要进来坐坐吗？”
进了门，他向卡提娅自我介绍，说他去年曾在萨纳瑞街头见过她。
“你是流亡者吗？”她问他。
“是的，”他说，“可以这么说。我曾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但现在就是一个流亡者。”
“对于这些身份而言，你似乎太过年轻。”卡提娅说。
“我在慕尼黑革命期间是恩斯特·托勒的助手，但我没有被监禁。他在狱中时，我为他工作。”
“革命时期你一定还是个孩子。”卡提娅说。
“是的。”
在托马斯的书房中，咖啡端上来后，他看到此人流露出之前没有的硬气。他想到此人看似文质彬彬，但其实干过革命，便不由觉得好笑。他想，也许列宁也曾经如此。
“我得告诉你，埃里克·米萨姆是怎么死的，”此人突兀地开启话题，“这就是恩斯特·托勒派我来的目的。我知道你曾在埃里克死后，寄钱给他的遗孀。我们现在已经把事件始末拼凑了起来。”
“他是吕贝克人，”托马斯说，“我不赞同他的政治观点，但听到他的死讯，我是很震惊的。”
“你必须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因为曾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如今正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犹太人，任何被纳粹盯上了的人。人们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米萨姆被关过三个不同的集中营。他几乎不间断地遭受折磨，我们对此有真凭实据。据说希特勒恨他是因为他参与慕尼黑革命。他们可以指控他，甚至处决他。可他们没有这么做。托勒让我来告诉你，这种新的暴虐行为已经很普遍了。集中营里的守卫，行为没有任何制约，可是在米萨姆这件事上，他们是有计划的。他们打碎了他的牙齿，这可能是即兴行为，但他们还用烧红的烙铁在他头皮上打了个“”字印，这一定是有预谋的。他们让他自掘坟墓，还模拟了行刑。最后他们让他在厕所里上吊，他拒绝了，他们就杀了他，把他从演兵场上一路拖过去，他的头骨碎裂了，然后他们把他吊在厕所里。对此我们有见证人。在埃里克的监禁期间，我们有证据证明他每天被打。这些发生在将近十八个月中。”
“你为什么来告诉我这些？”
“托勒觉得你不明白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他以前对你说过埃里克的事。可是无人能救他。现在，轮到其他人了。”
“我能干什么呢？”
“谨慎小心。我们从未见过这种事。我们所有涉及那次慕尼黑事件的人都在名单上。”
“我并没有支持过慕尼黑革命。”
“我知道。当米萨姆和托勒阻止其他人抓捕你、没收你房子时，我就在那屋里。米萨姆说，在我们即将创造的新世界中，你将会有用武之地。可是并没有什么新世界，只有集中营里创造的那个世界。”
他站起来时，托马斯觉察出他有种军人的仪态。
“现在你要去哪？”托马斯问。
“托勒打算去美国，如果我可以的话，会跟随他去。他相信，或有时相信，我们在那里会安全。现在到处都弥漫着绝望。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走，哪里对我们都不安全。你也是。”
托马斯送他出门，站在门口看着他走下车道。
“他是谁？”卡提娅问。
“恩斯特·托勒派他来传话，”托马斯说，“他是一个来自过去的人，或许来自未来。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