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斯纳赫特，一九三四年
他从未打算逃离自己的国家。他没能看出预兆。他误解了德国，这个本该刻在他灵魂上的地方。他想到只要自己一踏进慕尼黑，就会被从家里拖走，带到一个再也出不去的地方，就恍如身在梦中。
每天早晨他们用餐时读报，总有一人会分享新闻，纳粹又犯下什么暴行，逮捕了谁或是没收了谁的财产，又有什么威胁了欧洲的和平，对犹太人、作家、艺术家或共产党又有什么古怪的指控，然后他们就叹口气沉默下来。有时候卡提娅读新闻，会说最糟糕的不过如此，但随即埃丽卡纠正她说，自己看到了更耸人听闻的事。
起初，他觉得他的意大利英语老师过于穷酸，他都无法集中精力学习。语法学习和不停的重复教学也很乏味。戴眼镜的老师显然恼了，他拿出一本但丁《地狱》的英译本，带着托马斯一行行地读，让他抄写所有的生词，并在下一堂课前记住这些单词的意义。当托马斯在餐桌上说到他在学习但丁的英语原著时，埃丽卡和米夏埃尔都跳起来纠正他。
“我拿过诺贝尔文学奖，”托马斯说，“我知道但丁是用哪种语言写的！”
卡提娅决定一起来听课，但托马斯觉得她更像老师而不是学生。她已学完了一本英语语法书，她要求慢慢地、细致地讲解规则，从现在时态讲起。每天早晨，她交给托马斯一张二十个英语单词的列表，背后写着德语词义，她说他得在晚上之前记住它们。上课时，她努力做得比老师更好，经常一不高兴就讲德语，但意大利人不懂这门语言。
数月后，卡提娅找了一个住在附近的年轻英国诗人，请他来家里上对话课，不讲语法。她说她更习惯过去时态，想要聊聊历史。
“历史都是过去时，”她说，“所以讨论历史有助于学习。他在过去。它在过去。她在过去。他们在过去。这个在过去。这些在过去。”
托马斯知道，终有一日他不得不从安全的外界批判德国的事，但此刻尽管承受压力，他不想让卡提娅的父母再遭危险，也不想让自己的书从书店下架。而且他的出版商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还在德国。如果托马斯的书无法在国内发行，贝尔曼就没有生意可做，重印这些书也只会让他落入更大的险境。虽然卡提娅和埃丽卡持相反论调，托马斯仍然认为希特勒的将军会让他下台，或者会发生群众起义。他每天早晨打开报纸，都希望能看到纳粹的势力正在衰退。
他发现他与卡提娅的护照即将到期。他去更新护照，德国官员先是驳回，然后不予理睬。他曾指望瑞士能介入此事并给予他和他家人国籍，但他发现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他明白这个接纳他的国家既是一处避难所，也是一座堡垒。最终瑞士给了他临时居留身份和让他能够旅行的临时证件。
这时，瑞士的报纸毫无讽刺地称希特勒为“元首”。托马斯开始失去信心，觉得德国政权不会倒台了。他意识到纳粹不是慕尼黑起义中的诗人。他们是街头打群架的混混，但攫取权力后并没有失去对街道的控制。他们既当政府，又当反对者。他们凭借敌人的理念崛起，把敌人包含在自身之内。他们不怕负面宣传——相反，他们想把自己的恶劣行为传遍天下，让每个人，包括他们的死忠党，都害怕他们。
起初他背井离乡，离开他那仿佛永固的慕尼黑豪宅，还缓不过神来，以为只需要找个安全的落脚点。但当他拿到瑞士的证件时，他开始不安了，似乎卢加诺只是第一站，是临时的避难所。离家令他恐惧。那些日子里当他想到一本书，就知道它大概在书房的什么位置，但他无法把书取下来，无法打开书，这令他心里难受，有时也感到恐慌。另一方面，住在瑞士，听着当地人说话的有趣口音，读着当地报纸，让他感觉轻松自在，犹如踏上了一段冒险旅程。
于是，迁往法国南部的决定似乎是一时兴起。但决定之后，他和卡提娅都不想列举种种理由来说明这一变化的合理性。没有理由。他们觉得应该做些什么，就下定决心去做了，想到这点，他不禁微微一笑。别人问他，他就说南法会让他觉得更舒服，许多德国人都迁去了那里。一家人先到邦多勒，然后跟着其他作家去了萨纳瑞苏梅尔，在那租了一栋大房子。
在卢加诺和阿罗萨，托马斯能读到德国报纸。而在萨纳瑞，谣言四起，还有各种派系斗争。大多数德国流亡者每天早晨去咖啡馆。他发现，犹太人感兴趣的是留在德国的犹太群体的命运，他们受到的威胁与日俱增。社会民主党忙着憎恨共产党，共产党也憎恨社会民主党。他发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很能惹是生非，他一家家咖啡馆地散布异议。他惊讶的是恩斯特·托勒，此人曾是慕尼黑叛乱的领袖之一，现在也在萨纳瑞发表意见，仿佛他的意见很重要似的。其他人来来去去，包括海因里希。他主要待在尼斯，在当地一家报纸上用法语写专栏，批判希特勒及其政权。
他早间的作息一成不变，但到了下午时常忍不住去镇中心走走，去报摊看看新到的外国报纸，在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托马斯很乐意和犹太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坐在一桌上，但他会避开共产党人的桌子。
一天下午，他独自坐着，发觉旁边一群讲德语的年轻人正在注意他。当其中一人过来邀请他与他们同坐时，他笑着站起来，和每个年轻人打招呼。他发现自己的到来引起了这群人中两个瘦长脸的疑虑。他一出现，他们就停止了交谈。他看到邀请他加入的那个人欲言又止。
“你是诗人吗？”托马斯问他。
“不是。有时我写一两句，但接着就会涂掉，连手稿都不留。”
“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呢？”
他意识到这话问得有些嘲讽。
“我为自己感到遗憾。”这个年轻人说。
另一人笑起来。
“他不喜欢德国，”他说，“但他更讨厌法国。”
“你的慕尼黑豪宅还在吗？”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问。
“我觉得房子快被没收了。”托马斯说。
“慕尼黑叛乱时，我是负责监督你的人。”
托马斯面露困惑。
“别惊讶。当时我十六岁，看起来天真无邪。我盯着你进进出出，然后把所有的事上报。”
“为什么？”
“因为你写了那些书。”另一个人窃笑着说。
“你本来可能会挨枪子儿。”年轻人继续说。
“那我可能就会名声大振了。”托马斯说。
“是托勒阻止了这件事。”
“我知道。”托马斯说。
“现在他在这里身无分文，而你和你家人住着大房子。总有一天这一切会改变。”
“你是说在希特勒的手中改变？”托马斯问。
“你知道我的意思。”年轻人答道。
托马斯发誓再也不去咖啡馆，但他不能拒绝所有流亡者朋友的邀请。他想，这可真奇怪，就连他们中间最爱谈论政治的人，也兴致勃勃地谈起自身的苦难了，比如财产损失和签证问题。他观察他们时，觉得他们是一群已经被打败了的、正在蒙受真实和想象中的痛苦，同时等着新闻或钱的人，他们的衣着日渐寒酸。
他想避开这群人的原因之一是，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正在慢慢变成什么样。和他们一样，他每天等着消息，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或内版的一则故事可以让他安睡，也可以让他做噩梦。
其他人都以各种方式批判这个政权，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这么做的。他知道以布莱希特为首的这群人正注视着他——这个他们当中最有名望的人。他和卡提娅傍晚去广场散步时，特意不穿看起来很新或很贵的衣服。
一天傍晚，卡提娅略感不适，他独自去参加了一场流亡者的晚宴，饭局上他与恩斯特·托勒打了个照面。
他一直不明白为何这个不成熟的年轻人能成为革命领袖，当上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所谓的总统，即便只当了六天。他不明白是什么驱使恩斯特·托勒把慕尼黑搅得天翻地覆。
托勒紧张激动地和他握手，问他是否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或酒，托马斯以为这位诗人是想要钱。他带了点现金，他想可以一坐下来就把钱给托勒，或许还可问问托勒是否欠了酒店钱，他可以帮忙付账。
然而托勒没有提到钱，却问他对克劳斯写文章激励国外民众起来反抗希特勒的事有何看法。
“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惭愧。”托勒说。
托马斯说他与儿子已有段时间没联系了。
“他非常优秀，”托勒说，“他孜孜不倦地写作。也许他的成就只有在将来才能被认可。”
托马斯一直听人这么评价海因里希，但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克劳斯。
“我想单独见你是有原因的。”托勒说。
他越发紧张了。托马斯寻思他是否会开口要一大笔钱。
“埃里克·米萨姆被纳粹抓了。他们在国会纵火案后拘捕了他。我知道他被用了刑。他和我们其他人不同。你知道，他是剧作家、诗人，但也是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监狱里是不会为自己争取好处的。”
托马斯想起来，米萨姆是另一个不太可能但却当上了慕尼黑革命领袖的人。
“你是说他会直言不讳？”
“是的。”
酒送来了，他们沉默无言地坐着。
“他一直为你说好话，”托勒最后说，“我能否请你帮他？”
“怎么帮呢？”
“你是在世的最有影响力的德国人之一。”
“现在不是了。”
“可你一定有一些朋友和熟人？”
“在纳粹里吗？”
“在有影响力的人中。”
“如果我有，我怎会还在这儿？”
“我来问你，也是束手无策了。想到他我就睡不着觉。你一定有人可以联系。”
“我在纳粹里没有朋友。”
托勒悲伤地点点头。
“那么他完了。我没有其他办法了。”
走在回家路上，托马斯自问那些流亡者是否真的认为他有足够的影响力，能把一个人从监狱里解救出来。他想，托勒的请求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托马斯认识的唯一一个纳粹就是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如果贝尔特拉姆收到托马斯·曼的信，要求他动用自己的权力把一个参与慕尼黑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监狱里放出来，托马斯都能想象他的惊讶。
他什么都做不了，但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令他不安。当他独自坐在书房中时，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引发外界，甚至是美国，对米萨姆案件的兴趣，但这也许会让他的处境变得更糟。最好还是什么都不做。他去睡觉时想明白了这点。但他不知自己的动机是否单纯，他做出袖手旁观的决定是为了规避风险，还是有更好的理由。
越来越多的德国作家、艺术家携家带口离开这个国家，包括海因里希的新女友内莉·克勒格尔。海因里希和米米几年前分手了。米米和戈斯基现今生活在布拉格。海因里希时常写信给托马斯，提及他离开她们的内疚感，以及对她们命运的担忧。他无法邀请她们来尼斯，因为他自己都生活拮据。等内莉来了，经济就更困难了。
海因里希也把法语剪报寄给托马斯，还在剪报上画了重点。托马斯和卡提娅想过回寄一些东西，但后来也就忘了。托马斯决定每周六给哥哥写信，即便无甚新事可谈。他可以告诉海因里希他正在读什么小说和诗，但他知道海因里希对政治进展更感兴趣。
海因里希从尼斯搬来和他们同住后，对萨纳瑞的流亡者数量之多大感兴趣。他通常一早起床，去市中心买报纸，然后看看咖啡馆里都坐着些什么人。等托马斯和卡提娅下来用早餐，海因里希早已收集了一箩筐的最新消息。托马斯以为萨纳瑞的大部分德国人，包括布莱希特、瓦尔特·本雅明和斯蒂芬·茨威格在内，见面只是为了聚众赌博，但海因里希说他与他们一起讨论艺术和政治。
“无论德国是谁掌权，”托马斯说，“这些人都会觉得被排挤在外。”
“你应该和他们多相处，”海因里希说，“他们的视角超越战争，甚至超越和平。他们见面是为了讨论思想，这当中会诞生重要的书。”
“他们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托马斯说，“但我更喜欢旧世界。所以我对他们没用。”
海因里希又倒了些咖啡，往椅背上一靠。
傍晚，他们去广场散步，顺便把海因里希送进某家咖啡馆，回家路上没有海因里希，托马斯和卡提娅都感到如释重负。
有海因里希时，他倾听、微笑，在餐馆里他坚持付账。他问到米米和戈斯基，也问到内莉·克勒格尔。
他们说好，等内莉来尼斯，她和海因里希就会去萨纳瑞，住在一家小酒店中。等她来了，托马斯和卡提娅会去接她和海因里希，为他们接风洗尘。
当他们去酒店大堂接他们时，托马斯看到哥哥身边坐着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子。那一瞬间，他以为她是酒店员工，或是酒吧里的侍者。当内莉站起来拍手，发出一声欢呼，引得周围人都朝她看时，他注意到卡提娅的神色顿时严峻。
“啊，一顿美妙的盛宴，有汽水、红酒、汤，还有龙虾，或者我们能吃鸭子吗？你觉得他们会有鸭子吗，我的小鸭子？”
她抚弄着海因里希的一只耳朵。
“他们会给你准备一切。”海因里希答道。
他们走向餐厅时，内莉把目光投向卡提娅。
“天热的时候，我觉得冷，天冷了，我觉得热。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希望在长途旅行之后我不会感到寒冷。但有人说，嗒嗒的火车声能让人快速热起来。”
卡提娅冷冷地望着远处。
餐桌上，海因里希想和托马斯聊聊他从下午的报纸上读到的消息，但内莉打断了他。
“不谈政治，不谈书。”
“那你想谈什么呢？”托马斯问，“你是客人。”
“哦，谈美食和爱！还有别的可谈吗？也许可以谈钱，也许谈我们女人能否在冬天到来前买到皮大衣，还有皮帽、丝袜。”
餐厅里有一个长桌上坐着一群古板的中年法国人。他们正在彼此低声交谈，然后似乎吃了一惊，因为内莉在餐后点了科涅克白兰地，说只要她还没有向法国和所有法国人祝酒，这个傍晚就不能结束。
托马斯看到，因为她是用德语祝酒，那张长桌上的人并没有被打动。
她还要继续，这会儿连海因里希也让她坐下来，侍者似乎也面露忧色来到一边。
“为了法国，”她说，“我为法国干了这杯。你们不想为法国干杯吗？”
她终于坐下后，把注意力转向了海因里希。
“亲爱的，我想今晚就在镇上逍遥。先找家高档酒吧，一直喝到港口的烂酒馆，怎么样？”
“这就是我盼望见到你的原因。”海因里希说。
“卡提娅，”内莉说，“你知道晚上去哪里玩最好？”
“我这辈子从来没真正地晚上出去玩过。”卡提娅说。
“啊，那你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去。你可以把俾斯麦留在家里。我肯定他还有一部书要写。”
来萨纳瑞的流亡者越多，当地人就越讨厌他们。托马斯走在街上，不想被人认出是德国人，卡提娅也不喜欢走进商店时因为她的国籍而受到注视。十五六岁的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还在上学，他们希望可以生活在一个不会因为他们说的语言而被区别对待的地方。
托马斯决定举家搬回瑞士，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可以等开学后去上德语学校。他们希望在萨纳瑞郁郁寡欢的莫妮卡，能在瑞士找点事做。
他们一回去，卡提娅就又找了一个英语老师，来弥补意大利老师工作上的不足。
“是的，我了解但丁，”她对托马斯说，“人生的中途、幽暗的森林<注："引自《神曲》的开篇：“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田德望译）。">，所有这些我都了解，但这帮不了我去杂货店买胡萝卜，也没法和一个管道工解释水管渗漏的事。我们需要学习日常美国英语。”
克劳斯主编了一本文学杂志《集合》，当创刊号从他居住的阿姆斯特丹寄来时，托马斯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列在未来的作者中。他想，他没有特地批准让自己的名字被印上去，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了将会为杂志撰稿。然而无人告诉他，尤其是克劳斯对此只字不提，它会采取如此尖锐的政治立场。海因里希的文章和克劳斯的编者按都激烈抨击纳粹政体，克劳斯写道，虽然这份出版物不是政治性的，但它有明确的政治使命。
自从一九三〇年的柏林讲座后，托马斯还没做过触犯当局的事。在流亡法国和瑞士的这些年里，他谨慎地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他从他的出版商贝尔曼那里得知，他的缄默已为柏林所注意。纳粹也许会没收他的财产，拒绝更新他和他家人的护照，但仍然允许他的书出售。
他想到在未来某一天，他的书会在德国下架，他便恐惧起来。他回想起为他奠定声誉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魔山》，意识到假如他当初在写作时就知道，没有一个德国人会被允许读它们，那么这两部书一定会大为逊色，不会有如此的自信和强度。他在写那些书时，不必去想它们会在想象层面上干预本国焦虑的公众生活。这种空想是不必要的。他的词汇与德国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平和自然的。他知道这种关系迟早会被打破，但他希望尽可能地推迟这一天。
如今克劳斯把他的名字印在杂志的未来撰稿人中，就是把他拖进了流亡者的叛离网，把一切都置于危险之中。
“是的，”卡提娅说，“我也认为这是一种误判。他也许应该发表海因里希正在写的长篇的一个章节，而不是一篇针对希特勒的檄文。而且你说得对，这篇编者按太过尖锐，虽然也无人能说他写得不对。而且最好删掉未来撰稿人名单。”
“克劳斯故意把我列入他的异见者名流群。”
“克劳斯头脑发热，欠缺考虑，”卡提娅说，“但他光明正大，不耍阴谋诡计。我建议你写一封信，语气要平和，但要强调这种事不能再发生。”
托马斯想，如果不是德国的一份贸易杂志发布了德语写作促进会办公室禁止书商经销克劳斯的杂志的警告，那么此事或许就会平息。贝尔曼着了慌，他联系托马斯，说他与这一惹事的出版物的关系或许会导致他的书下架。托马斯没有与卡提娅商量，便拍电报给贸易杂志，确认《集合》的创刊号与其初衷不符。
他的电报被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德语报纸攻击。戈洛告诉了他，于是他知道克劳斯是多么伤心，在深夜打了让母亲付费的电话，说他饱受打击，父亲对他的事业毫无尊重。戈洛说，克劳斯不相信父亲会这样背叛他。
“他觉得有需要时就利用我的名字，”托马斯说，“与此同时他也不觉得损伤我的名誉有何不妥。”
“谴责希特勒并不会损伤你的名誉。”戈洛说。
“是否要谴责希特勒，此事由我决定，而不是别人。”
戈洛起身离开房间。
很快卡提娅来了。
“以后发电报必须和我商量，”她严厉地说，“但你发了这个很有用。”
“我不觉得……”
“哦，是的，这让我告诉克劳斯，他父亲和他一样头脑发热，他听了似乎很开心。”
托马斯以为埃丽卡会对他横加指责，已经打算求她放过他。当时他和卡提娅正忙着搬进一栋三层楼的别墅，那地方靠近苏黎世，在屈斯纳赫特的湖边。等埃丽卡来住时，她和母亲一起去买新家具，并负责接收他们从慕尼黑救回来的书籍和油画。她眼下忙个不停，顾不上还在阿姆斯特丹的弟弟的苦难。
得到瑞士当局让《胡椒磨》——她在离开德国前就排演过的反纳粹卡巴莱歌舞——重新上台的批准后，她开始重写几首紧扣时事的歌曲。她订场地，雇新演员，电话终日响个不停。
“我想让他们恨我。”首演之日临近时，她说。
“哦，这不难吧。”莫妮卡说。
“我要让瑞士恨我，但要等到歌舞剧结束。我要让纳粹知道我还在舞台上。如果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做，很快希特勒就会来粉刷我们的门厅，费用还比现在的低。”
“如果没有希特勒，你会做什么？”戈洛问。
“我从来不想‘如果’。”埃丽卡说。
“但你刚刚还说‘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做’。”戈洛指出。
“戈洛，我太忙了，顾不上前后一致。我有太多事要干。”
《胡椒磨》在剧院里满座上演了。卡提娅告诉托马斯，卡巴莱歌舞剧巡回演出时，埃丽卡和一个女伴坐头等车厢，住最好的酒店，而其他演员坐二等车厢，住便宜酒店，托马斯不由好笑。
“她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说，“她还是娃娃时就相信自由市场。”
埃丽卡在阿姆斯特丹见到了克劳斯，他被戈培尔废除了国籍，这让托马斯意识到自己的半无国籍状态也不会长久。他考虑像海因里希一样申请捷克国籍。托马斯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捷克外交部长爱德华·贝内斯，被告知说他们乐意接受他的申请。埃丽卡的德国护照即将到期，她回来时告诉父母，她决定自食其力，找个外国丈夫。
“我第一眼见到那个叫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人时，”她说，“就知道他适合我。他是矮个子、英国人、作家、同性恋。我把他勾引到了克劳斯喜欢的一家阿姆斯特丹的酒吧的角落里，我直奔主题。我以为他会说他愿意。但令我惊骇的是，伊舍伍德说了不，说障碍是他男友还是他母亲，或者两者都是。然后他主动提出联系他的朋友，那人更有名，更像英国人，也更像同性恋。他叫奥登。这个奥登说他很愿意和我结婚。于是我换上最好的套装，飞去英国，他人很好，就是有点儿难以琢磨。所以我不仅结了婚，还变成了英国人，现在人人都得多看我一眼了。”
“我们要见你的丈夫吗？”卡提娅问。
“我不确定他能否待在英国之外的土地上。”埃丽卡说。
当埃丽卡告诉她的家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得知自己为她“拉皮条”而出名后很高兴，他们告诫莫妮卡说，她也快失去国籍了，她也应该找个诸如英国人的丈夫。
“他们不洗衣服，”伊丽莎白说，“英语里没有‘肥皂’这个词。”
“你得嫁给伊舍伍德，”米夏埃尔对她说，“如果他愿意娶你的话。他不想娶埃丽卡。”
“他要我的，”埃丽卡说，“但时机不对。”
“魔术师，”莫妮卡说，“要把我们都变成捷克人。”
“我宁可变成丹麦人。”伊丽莎白说。
“或者巴西人，就像我们祖母一样。”莫妮卡说。
“如果海因里希伯伯能成，我们都会变成俄国人。”米夏埃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