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口述，记者孙若茜采访整理，我稍作文字修改，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上。
艳粉街是我虚构的场域，在这一点上我和许多人没有共识，这里头包含了虚构者的狂妄和虚构者的弱小，狂妄是因为书写记忆就是创造记忆，或者说创造属于自己的精神真实，弱小是因为确实很多事情忘记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虚构的记忆侵占了真实的记忆，两者层峦叠嶂，不可细究。所以看到艳粉街在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第二部分：《艳粉街》）里出现的第一个镜头，我的眼泪就“唰”地下来了。那是另一个艳粉街。虽然也经过了遴选，但是那是伟大的事实，客观的，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街上是泥泞小路，一进屋就没了太阳，总有几个人在街上闲晃，人在白天也能喝得醉醺醺，站在破副食店门口一聊就聊上半天，无所事事。
我大概是在十岁的时候，1993年前后，从沈阳的一个繁华商业街的胡同搬到了艳粉街，市里最落魄的一个区域。那时候我们不说“艳粉街”，提起来都说“胭粉”或者“胭粉屯”，里面有很多闲杂人等，我的邻居大概有小偷、诈骗犯、碰瓷儿的、酒鬼、赌徒，也有正经人，但是得找。总之，在那个环境里，会看见各种各样的人，和后来一样。
那时我有个邻居，整了一条白色的京巴，把狗塞在别人三轮车底下，车一开，狗就“汪”一声跳出来，俩大眼珠子向外瞪着。“完了完了，你把我狗轧了。”他专门讹那些过来卖菜的农民，让他们赔个二三十块钱，或者至少也得给整根烟抽。外来的农民总还是干不过城里的地痞，不是因为身手不行，是因为陌生感，就像我刚来北京也不敢和人吵架，所以他总能成功。后来这条狗都跟着练成了，只要车一发动就跳得老快了，从来没受过伤，出来的时候还一拐一拐的，绝对是表演艺术家。
有一阵我们住在街拐角的一个房子里，那是个直角弯，经常会有车剐破别的车，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我经常在那个拐角里面，看着外面的人打架斗殴。有一次一个人把我们家门推开，闯进屋里抄起炉钩子就走。可气的是，我家的门锁老修不好，所以有一阵只要外面传来吵闹声，我就用手把门从里面拽住。是拽了一次还是每次都如此，我记不清了。
溜冰场、台球厅、游戏厅这三个地儿也老有打架的，冲突一般都是因女孩儿而起。溜冰场我不去，从小溜冰就不行，台球厅又去不起，那是逗大孩子玩的地儿，游戏厅我倒去过几次，里面乌烟瘴气，我们管那儿叫“大型儿”，用大型游戏机玩《街霸》，有人还专门把游戏币掏个眼儿，拴个绳儿，扔里边玩儿一把再给拽出来，再往里塞。我去得比较少，因为爸妈管我严，他们都比较正派、老实。实话说，我这点上遗传了我爸，人多的地方不爱去。
老实人生活在艳粉街，其实是有点格格不入的。我爸棋下得好，所以还算有点威望，很多人专门来找他下棋。不知道是因为闲人多还是怎么着，在我小时候，象棋在东北特别兴盛，街头有好多象棋摊，一般都和修车的或者配钥匙的伴在一起。大冬天，六七十岁的老头穿得倍儿严实，拿个暖水瓶在那儿一蹲蹲一天，感觉他们身体老好了，我蹲一会儿俩脚就没知觉了，人家没事儿。这些棋摊儿水平还都挺高，不像北京的棋摊儿，话太多，精力都花在嘴上。只不过我爸这威望渗透不到别的领域，这也是好事儿，保持了局部的单纯。
我虽然住在铁西区的艳粉街，但每天父母骑车送我去城里的和平区上学。艳粉街也有学校，叫艳粉小学，但是教学水平可以想见。到了市区，我又是另类。大家都住在学校附近，我是个野孩子。虽然一直成绩可以，但是总体上隔阂很大。初中时同学家里都有电话，只有我们家没有，放学之后他们互相打电话约着出去玩儿，永远找不到我。
老师也特别势利眼，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待人的方式，我还记得有一次开家长会，我妈穿着工厂的工作服去了学校，老师都不愿意跟她说话。同学的爸妈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自己做生意的个体户，条件都比较好。我过去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后来老师把这个职位换给了一个家境比较好的同学。其实当时我没有察觉，只是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够努力，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后来有次同学聚会，他们告诉我是这么回事儿，我才知道这么多年里我一直是个幼稚的人。
气愤，不是气愤，是一种意冷，想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的货色，比我想象的更卑劣，而我曾经被教导要向你们学习。我初中的学校，在我看来，是中国社会的恰当隐喻。控制和权威，人的懦弱和欲望，人的变异和坚持，这还是书生气的一种思考吧，也许并没什么太大的意义，隐喻在当下没什么力量。
家境的差别让我从那时起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这个自卑感是不用具体的事情提醒你的。当时就清醒地认识到，你无法和这个世界对抗，根本打不赢。我强烈地感觉到成人世界充满错误，包括他们教给我的东西和整个教育体系的运行机制。我的青春期叛逆不是非要往反方向走，而是对成人世界的失望。我当时还告诫自己，长大以后千万别忘了这种失望，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人，可惜就像钱德勒说的，人注定要老去并且卑贱，我也没有做得多好。
我曾经在《走出格勒》里写过这样一段：“这条街区里只有一个旱厕，冬天的早晨会在旱厕前面排起长队，想要拉屎的人站在寒风里等待着，相互说着话，嘴上冒着哈气。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大约四十几岁的女人，正在和身边的人开着玩笑，突然从队伍里跳出来，脱下裤子蹲在地上，把肚子里的东西拉在冰面上，它们会长久地冻在那里。我经常会想到这个景象，它像只手电筒一样，直射我的眼睛，让我在夜里读书时不那么困倦。……”
我小时候确实是一个很努力的学生，不能跟最努力的相比，但是自己跟自己比，我后来都没那么努力过，这里头包含了一种逃脱自我的决心，或者说建立了一直到现在都在我身上有效的思维方式，通过学习可能完成自我改造，知识不仅能改变阶级，甚至能改变天性。
我遵守规则小心翼翼地走，好好学习，学书法，上学第一天，我妈就拿个本子让我写日记，开始都还只能写拼音，后来作文就写得不错了。家里条件一般就修炼点儿才艺呗，你没有试错的成本，有什么别的出路？现实的强大就是你一旦走偏就无法再回来。我一直希望完成父母的心愿，成为一个工工整整的学生。中考的时候特别特别紧张，考试那三天都没睡觉，可能考前的一个月甚至半年都没怎么睡好过，就是紧张，特别怕辜负父母的期待，怕把自己毁了。他们本身对我的教育还是比较在意的，希望孩子能够变成一个有文化的人，或者说他们一生致力于把我培养成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也是那个时代的渺小的人，能做的只是以他们有限的能力支持这点小小的希望。
结果我真的没考好，语文成绩比我预想的低很多，我就特别想看一看卷子。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一起，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查分，结果徒劳无功。骑到中间吃了一个极甜的大西瓜，往地下一摔，一人吃了几瓣儿，那可能是我少年时期少有的亮色。我记得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特别小的窗口和一个特别敷衍的人。我觉得那可能就是那种生活的缩影，当你有疑义，它只是一个对着你的小窗口，毫无意义。
这种自卑一直困扰着我，我经常想，到现在我还因此是个比较懦弱的人。它让我害怕出错，行动力很差，于是才进入了一个空想的领域创作。最初开始写作，到北京生活的时候，我特别容易附和别人，可能心里觉得对方说得不对，但表面上又好像觉得他说得对。特别习惯点头，并且嘴里发出一种含糊的嗯嗯声。这给对方造成了不小的错觉，以至于觉得我“前恭后倨”，直至翻脸不认人，这确实也是事实，虽然我是下意识的。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理疾病，都是我的自卑感造成的。这几年好一点，我努力尽量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不愿意就是为了给别人留个好印象而非要说些什么，但是习惯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几年不知不觉也说了不少假话。
《艳粉街》那个纪录片非常真实。虽然里面也有他创作的成分，拍什么不拍什么，选择本身就是他的一个创作，但毕竟它是直接从生活中来的。甚至那些在镜头里前前后后走过的人我看着都特别眼熟。我特别怕在里面看到自己，心里非常忐忑，所以只看了个开头就不敢再往下看了，到现在也没把它看完。那种血淋淋赤裸裸的真实真的挺吓人的。因为它离我蛮近的，甚至已经进到我的内部了。特别近的东西，就叫“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吧，这个片子就是那个“来人”。有时候，真的挺害怕看见那种真实的，怕我脑海里的东西被粉碎掉，我觉得它还是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好一些。
好像阅读会给人错觉，其实我的小说里正面写艳粉街的东西并不多，故事发生在艳粉街的很少。在《光明堂》和《走出格勒》里艳粉街算是一个主体，其他的好像只是提到一个细节，或是一个场景，像《平原上的摩西》里就只有一个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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