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春）
唢呐强行送来欢乐，欢乐一刻都没断过。喜字成双出现在目之所及的一切角落，连厕所的墙上都有，喜庆至此，不容置疑。春红穿一套红色的上面有喜的喜庆衣服，像是要赴刑场一样哭丧着脸。没人的时候，她还哭了一鼻子，只好又打电话叫人过来给她上妆。春芳问她为什么哭，是不是不开心。母亲像被蜂蜇了一样跳起来，你个死孩子，胡说什么，这是高兴的哭，结婚这天都会哭的。那你哭了吗。春芳不识相地追问。我？我哭得更惨。母亲说完，又去劝春红，别哭了，哭花了脸还得麻烦人家过来给你化，这不都是钱吗？她转而去跟化妆的小姑娘搞价，问她这次能不能便宜点，得到否定答复后只好再去劝春红，听话，不哭了，高高兴兴的不好吗。她像对待病人一样拍打女儿的后背。春红止住眼泪，绷紧了脸。那到底是该哭还是该高兴啊，春芳说，你不是说因为高兴才哭吗，怎么又不让人家哭。你别说话了，母亲瞪着春芳，再说一句我让你哭。春芳吐吐舌头，跑了。屋子重回紧张的死寂之中。春蓝坐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里，姐姐就要结婚了，她却高兴不起来。早上起来，她是高兴的，并以为这将是高兴的一天。等院子里的人越聚越多，唢呐班子开始吹奏，快乐的音乐声和说笑声交替占据高频，汇成混杂不清的声浪，无形而又结实地罩住这个小院，好像声音也有了重量，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让她想起车间里的噪音，绵绵不绝且铺天盖地，置身其中，人似乎只有越变越小才能抵住压力。唢呐声乍一听是欢乐的，持续得久了，开始透出紧张与焦躁，仿佛只有不断地说、笑、走来走去和迎来送往才能抵消乐曲带来的兴奋——就像母亲那样。她没有这些应酬要做，所以只能躲在角落。有一首曲子来回重复，几首流行歌曲过后往往又是这一首，音符细碎、跳跃、俏皮而又伤感，大概跟唢呐也在葬礼上吹奏有关，个别音调稍不留神就会滑向哀乐。这首曲子叫《婚礼曲》，要等她结婚才知道这个名字，她跟母亲商量，能不能不要唢呐。那怎么行呢，母亲说，谁家结婚不吹打吹打。于是她再度听到这首曲子，她让春芳去问，这是什么曲子，她想知道让她困惑多年的梦魇究竟是什么。春芳回来，告诉她这是《婚礼曲》。在春红的婚礼上，她本也有机会去问，但是碍于姑娘家的害羞没有开口。母亲让她去给唢呐班子送茶水和烟，她把烟和茶叶撂到桌上就走了，都没太敢去看那帮唢呐匠。不过匆匆一眼之间，那个吹唢呐的雪白青年倒是让她印象深刻，在这场婚礼中，这个白得不像话的唢呐匠反而成了最像天使的那一个。
送走了春红，母亲和父亲开始躲在屋子里数钱。她和春芳负责打扫庭院，喧嚣过后的寂静同样让人难以适应，甚至都要怀疑是不是没有舒服的时候了。春红是不是有点害怕，春芳问她，还是说她不乐意。她们掀起菜汤横流的桌布，油水摔在地上又溅起来，下意识的躲闪中扯动桌布以致更多脏东西落下来。你能不能别说话了。她没好气地说。春芳识趣地闭上了嘴巴。她已经是个中学生了，多多少少懂了点事，虽然大多时候她还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当然，要不要得到就是另一回事了。
她进了屋，母亲还在点钱，现金一摞一摞摆了半张桌子。现在人随礼很少用零钱了，多是五十一百的，其实数目已经在账本上了，她点钱，只是为了确定账本上的数字。这隐约透着一种不相信记账人的嫌疑，不过也无伤大雅，人们看到钱，总是忍不住要点一点的。父亲翻看账本，手指划过一个个人名。王学成，二十元。父亲念出手指下的一串字。二十！母亲叫起来，意识到声音太大，她看了看外面，现在哪还有二十的，王学成是谁。就是窝头儿。父亲笑了笑，像是不在意，又像是为了表达轻蔑。这个窝窝头儿，就数他抠。母亲咬着牙说，二十块钱还拿得出手，还好意思带着小孩来吃我一顿。那人家也有理，父亲说，他闺女结婚咱也是二十。那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的二十跟现在的二十能比吗。让他等着吧，等他孙儿结婚，我也给二十。就你扯得远，父亲说，他孙儿才九岁，到那时候二十块钱能干什么。那我不管。母亲说，我就给二十。她又在数钱了。窝头儿人精，小算盘打得响，父亲说，他肯定是想着咱家闺女多，他就一个，要是每个都涨价他就亏了。那是该亏，母亲说，闺女多是我能生，他要是觉得亏让他女人再生啊，她生得出来吗？净说没用的。父亲笑了笑，这次是冷笑，意思是春蓝还坐在一旁，母亲的家常俚语该打住了。春蓝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更脏的话她也从母亲嘴里听到过，跟其他妇人相比，母亲算是节制的了。看得出来，母亲是真的高兴，窝头儿的二十块并不足以叫她生气。这是丰收的一年，春红的彩礼，据说给了十一万，相比而言，她拿回来的三千多块工资显然不值一提。也正因为有春红的十一万，母亲没有苛责她的三千块，不过她还是问了一嘴王雨婷拿回多少。我不知道。她生硬地回答，其实她是知道的，王雨婷拿了六千回来，在买了手机的情况下，意思是除去买手机之外她这一年的零花还是不满一千。而她只有三千，她也知道这一年花得似乎有点多了，她不知道母亲会不会去问王雨婷她妈，不过这会儿肯定还没问，她还顾不上这些。妈，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了出来，我听人家说你彩礼要得太多了，十一万，这么多钱春红嫁过去该受气了。你听谁说的，谁这么嘴欠。母亲摆出了战斗姿态，好像说她坏话的人就在眼前，他们知道什么啊就背地里胡吣，那十一万，是我暂时替你姐保管的，等他们有了孩子我就还她。也不想想，那么白白胖胖的一个大闺女就这么交出去了，不要点钱押在手里我能放心吗。原来如此，她松了一口气，并感到羞愧，不该跟着外人的口风误会母亲的。你告诉我，到底谁说的，我找他去。母亲不依不饶，骂骂咧咧，到底是哪个烂嘴角子的顺嘴淌脓。我不知道，是我在厕所听到的，她们在墙外面说，我哪知道是谁。她只说了部分事实，确实是在厕所里听到的，不过她听出了说话的是谁，是跟母亲很要好的两个邻家大妈。你也是笨，当场就该站起来骂他们，母亲说，我要十一万？那是俺闺女值十一万，他们想要，还得有人愿意给呢。等你结婚了我要十五万，等春芳结婚我要十八万，眼红死他们，我气死他们……好了好了，别说了，父亲制止了她，越说越不像话了，嘴长在人家身上，你管好自己就行了。我怎么管不好自己，我不光管好了自己，还把几个闺女养活得排排场场，还要给她们找到好对象。母亲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吗。行，是你的功劳。父亲摸出烟点上，意思是不想再说话了。天要黑了，院子里为了酒席扯的电灯灼灼放光，照着已经空空如也的桌椅。蓝，母亲暧昧地叫她，窝着笑说，你姐的心我算是操完了，下一个就该你了，早上你姑说她们那儿有一户跟你特别合适，我让她安排过两天见面……
有一户特别合适，这话说得有点奇怪，她只是一个人，与之匹配的却是一户。她当即拒绝，说不见，接着又说，我还小。本地人说话，遇到好事至少要拒绝两遍，第一遍多被理解为谦虚，第二遍才开始当真。具体到家人之间，情况又有所不同，很多事情，即使拒绝成千上万遍，还是会被理解为是为家人着想而不是出自本心，家人则只能反过来以为你着想而一意孤行。好像个个都是赵匡胤，必须要为其披上黄袍才能作罢。你不用舍不得我们，母亲说，你要是过好了我们也就好了。她换了几个角度拒绝，母亲仍旧用这句话应对。她知道再多说也是废话，在心里，她打定主意，就算对方是天兵天将也绝不松口。
两天后，大年初八，那一户在大姑的带领下浩荡而来。他们是开着车来的，因此显得很有气势。那时候汽车还不常见，一辆破破烂烂的面包车足以引起围观。一帮好事的跟着车子，都想看看是往谁家去的。雪地泥泞，车子走得相当吃力，时不时陷入泥坑，好事的也很乐意上手推一把。等车子在春蓝家门前停下，大家就明白了，原来是相亲的啊。不得了，大闺女刚嫁出去，二闺女就相了个有车的，人们的议论带出艳羡，这就是母亲想要的议论。
小伙子长得还算周正，腰上挂着的一串钥匙和手机皮套让他看起来相当稳重，一般这样打扮的都是大人，年轻人很难驾驭。他腰上的钥匙比一般人多，更不简单了，这代表他有很多可以锁起来的东西。锁起来的东西，必然有一定价值。听母亲说他们一家在外面做生意，这就是合适的原因。被单独关在一起的那十多分钟，他们两个都没有说话。春蓝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烫，一定很红，她难过地想，为什么在自己家里还是表现得那么没出息。对方一直不说话，导致没有可供分散注意力的地方，只能专注地感受脸上的热。离开之前，他开了口，很郑重地，我看上你了，你要是觉得我也行，就跟你大姑说一声吧。他放下一封红包走出门去。这算是表白吗？没想到这个闷声闷气的年轻人这么勇敢，竟然当面把话说出来了，从这一点来看，他比崔志杰强多了。崔志杰看起来还是个小孩，如果把钥匙和手机别在腰上，一定会很滑稽的。
她咬紧了牙关不同意，被问及缘由，又说不出所以然。母亲以春红为例劝说她，并以对付春红的方法降服她，让她接受先定下来这个说法。她觉得不舒服，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母亲的方案看起来通情达理，并且已经有了春红这样的成功案例。只是她一直没找到机会去问春红，问出那个春芳已经问了好几次的疑问：是不是有点不太乐意。春芳还小，她的问题没人当回事。当然，她也拿不准换自己来问会不会得到答案，她也不大，她深知这点。
这事算是暂时完结了，可还是没办法轻松下来，那股从春红的婚礼上就压在心口的气好像一直不能吐出来。等钱超上门她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她打了声招呼就躲到里屋看电视了。她开大音量，不想听钱超在母亲面前赞扬她。她深知自己不算什么好员工，她相信钱超也知道这一点，互相看不上，又不得不往一起凑，仅仅是因为他需要工人，她需要工作。钱超走之前掀开帘子跟她再见，那张帅脸堆着笑，让人不忍苛责。她只好也笑一下。咱们初十走，钱超说，早上在汽车站汇合，别睡懒觉哟。这话说得十分家常，就像跟自己的家人说一样，别睡懒觉哦，明天咱们有事要干。在车间里，他从来不用嘴说，每天早上六点半，震耳欲聋的音响准时响起，日复一日放的都是同一首歌，明明是一首欢快的歌，听起来却像丧曲。这些天，她都是睡到自然醒，好像生活向来都是那么自然。睡觉这两个字从钱超嘴里蹦出来，瞬间召回了那些如丧考妣的清晨，胸中的那口气化为固体，卡得更紧了。
初九，春红携丈夫回门。短短三天，她已经和出门前判若两人，原本就圆的脸更圆了，满面油光，说笑大声，活脱脱是母亲的翻版。春蓝有点措手不及，没想到婚姻对一个人的改变那么大，那么快。她把满肚子疑问压在心底，春红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人，恐怕永远没办法再给她姐妹之间的答案。不过她还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化解了所有疑问，让春蓝彻底轻松起来。她是带着商量的口气跟母亲说的，杨刚强说我们家饭店缺个服务员，他看春蓝挺合适，能不能让春蓝去我们那里。我去！她赶在母亲之前回答，坚定得自己都觉得害怕。两姐妹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母亲似乎没理由反对，娘仨儿愉快地达成了共识。只是母亲隐隐担忧，被钱超押的那一个月工资还能不能要得回来。她知道肯定要不回来了，但她没说。
兴奋过后，她想起崔志杰，从而变得伤感。当天晚上，她找到王雨婷，从她那里给崔志杰打电话，告诉他自己不去了，让他也不要去了。短暂的沉吟过后，崔志杰邀请她一起去宁波。我要去杭州，她说，去我姐的饭店当服务员。那我也去。你神经病吧，你去干什么。我去了再找活儿，崔志杰说，杭州一定也有厂子。杭州没厂子，去你的宁波吧。好吧，崔志杰说，反正离得不远，等放假了我就去找你。到时候再说吧。因为王雨婷在，她不便多说，匆匆挂了电话。你真的不去了吗。王雨婷说。不去了，她快乐地说，说完才注意到王雨婷的低落。你也别去了吧。她说。我能去哪里呢？王雨婷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新手机。要不你跟崔志杰去宁波吧，正好你俩都会踩机器。好像不说出点办法，就是见死不救一样，于是她灵机一动，说出了这个好主意。此后数年，她都为说了这句话而后悔。
3
每有客人投诉，秋荣就很高兴。已经如此卖力，还是不够满意，这里面的水得有多深啊。她满脸堆笑地站在一边，听顾客告她的状，听老板娘数落她，状告得越凶、数落得越狠她越高兴。这种反应常常会惹怒顾客和老板娘，明明在挑她的错，她却一副嬉皮笑脸不知羞的样子，好像完全无所谓，又好像是个傻子，无论是哪一种都让对方的征伐显得可笑。她总是积极认错，但认错者的诚惶诚恐与患得患失绝不会出现在她的脸上。每一次，她都觉得自己赚到了，所以她快乐地认错，因为快乐，所以看起来不像真的认错。可她是真的快乐啊。客人挑错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指甲做得不好看啦；甲片贴不正啦；甲油胶涂不均匀啦；两只手有差异啦……这就是她忍不住开心的原因，有那么多错误需要加以修正，想想就觉得赚大了。面对投诉，老板娘多采取应付姿态，以把顾客哄走为目的，对她们提出的问题倒不以为然。的确，小小一片指甲，能出多大问题。这是关于美的工作，客人心里总有对美的想象，一旦她们的工作没办法印证想象就会造成不满，现实与想象，似乎从来没有互相满意过，想象勒令现实变成想象，现实逼迫想象面对现实。这大概是这份工作最大的难点，摆在眼前的看似只是一枚指甲，实则是瑰丽的想象。有时候，老板娘在客人面前骂完她之后也会安慰她：别放在心上，谁让咱们挣的是女人的钱呢，女人就是事儿多。她完全不这么想，她就喜欢事儿多的客人，事儿多才能进步。
有时她还会追问：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这无疑鼓励了那些胆小腼腆的顾客，让她们得以一吐为快。她认真倾听，拿一个小本子记下来。起初，老板娘不太喜欢她这么干，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后来找她的回头客越来越多，老板娘也就闭嘴了。再后来，老板娘给每个人都配备了一个小本子，并要求必须派上用场，哪怕只是做做样子呢。不止一个客人夸奖秋荣，这种拿着小本子记录售后服务的态度真是太专业了。秋荣受宠若惊，没想到自己还能和专业联系在一起，她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学徒而已。
从前，工作的时候她很少说话，在理发店给人洗头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水温合适吗；在足疗店给人按脚的时候，也顶多说一句力道合适吗。一旦合适了，就没有说话的必要了。她是一个提供服务的人，她深知服务要用的是手，而不是嘴。做指甲的时候，不得不说话了，女客们总有诸多疑问与要求，需要一一给出答复。她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也不喜欢听别人说话，母亲的抱怨，奶奶的唠叨，婶子的辱骂，男人的挑逗，朋友的交谈……全是废话。说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人们说话，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一直以来，她保持着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的好习惯，到了这里，全被打破了。埋首于一片小小的指甲之上，常常不知不觉和指甲的主人从头聊到尾。大概是因为屋子里全是女孩让她放松了警惕，也可能是距离太近让她觉得亲切，她的话明显多了起来，这才知道，说话不光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可以仅仅是为了开心。常常在说笑之中结束一天的工作，她从不觉得累，就算是累，也是因为说了太多觉得口渴，笑了太久觉得脸酸。
不少客人成了熟客，她们信任她，愿意让她在手上鼓捣些新花样，等她学会了文眉和一些美容项目，也放心地把脸交给了她。老板娘常说，脸就是女人的命，她不以为意，但也不敢大意。在她看来，脸就是脸，命就是命，脸是天生的，命不是。干了美容之后，她多少有些动摇，脸似乎比命更容易改变，脸上的改变也更容易被看见。日复一日，她改变着一双双手、一张张脸，也慢慢觉察到自己的改变，话说得多了，也就不那么坚定了，认准的道理，也会忍不住怀疑了——包括最重要的一条：必须要会一门技术——通过和客人们交谈得知，很多喜气洋洋的女孩，也不会什么技术，就是单纯的命好，当然，她们也大多漂亮——不禁又想到老板娘的话：脸到底是不是命？很多事情，越想反而越不明白。大体而言，她认为这是好的改变，多想想总没坏处，至于想不明白的事情，就让它不明不白地在那儿吧。
有一个叫大雪的熟客，很少说话，总是一副叫人琢磨不透的样子。每次来，她都找秋荣。这时候的秋荣已经习惯了说话，面对这么一个不爱说话的客人，反倒产生了兴趣。第一次来，她就猜出了秋荣的老家，精确到镇子。秋荣觉得惊奇，问她怎么知道。你们那儿的人总把“黑”说成“血”，大雪说，我们只隔十来里路，就不那么说。碰到老乡，还是那么近的老乡，秋荣开心起来，试图用家乡话跟她聊天。对方并不配合，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回她，且回得简短含混。姐你是做什么的？也没做什么。姐你出来多久了？没多久。姐你普通话说得真好。还行吧。短短几句话，已经能感觉到交谈的困难，这不就是以前的自己吗。她不再说话，专心往她的脚趾甲盖上涂红色的甲油，往手指盖上涂银色的甲油。她的手有些粗，想必小时候也干过农活儿。连手带脚二十个指甲做完，又开始做脸，清洁、水疗、美白、嫩肤——一整套结束，至少两个多小时，费用自然也不低。结账的时候，她眼都不眨一下。秋荣更好奇了，这个姐姐，到底是干什么的。看她年纪也就比自己大一两岁，却已经阔绰至此，她干的事情，一定很了不起。
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姐，你都会什么技术？
我什么都不会。
她觉得这位姐姐没说实话，什么都不会，怎么那么会花钱？花的钱都是打哪里来的？总不会是家里给的吧？她的家和她的家只差十多里路，想必也富裕不到哪里去。第一次，她对客人产生了诸多疑问。她能感觉到她不想多说，也能看出来她心事重重。一定是很难解决的事，十有八九是工作上的事，她虽然挣很多钱，也有解决不了的事。那是什么事？她想象不到。能挣很多钱的事都是些什么事？她没概念。越是对她好奇，越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好像这位叫大雪的漂亮姐姐就是知识本身。而知识是不会说话的，知识只能探索。
那你的钱都是怎么挣的？
大概是探索得太急了，问出那句话之后，一连几个星期，大雪没有再来，以往每个星期她都会来一次的。秋荣有些怅然，从小到大，她很少对什么感兴趣，母亲走后，她琢磨过一阵子离家出走的事，怎么逃跑，跑去哪里，跑出去怎么生活。她想的是再去广州，继续在天桥上要钱，可她不知道该怎么到那儿。只知道往南，还很远。目标和目的都有，因为没有方法，也就跟什么都没有一样。她没有鼓足勇气往南走过，虽然一度这么想过。她选择留下来，和两位姐姐一起安心干活儿，其实都谈不上选择，只是没有去做想做的事，被迫接受不想做的事而已。她不再主动去想什么，那让她羞耻。想什么呢，想也是白想。来美甲店以后，她的话多了，想得也多了。是不是想太多也算一种强求？想要了解一个人，跟对着天空求雨有什么两样，天上肯定有雨，天也总会下雨，可天不会因为有人求雨就乖乖下雨。她着实难过了几天，话也不怎么说了。有一些熟客看出她的变化，问她怎么不说话了。她笑笑，说出自己的思考成果：我怕说错了话惹您生气。客人们以为她在开玩笑，看出她的认真之后都热心劝慰，怎么会呢，你又没什么坏心眼；要是人人都怕说错话，那就没人说话了；别怕，我就喜欢跟你说话……客人们的热情鼓舞了她，于是她又说起话来，并再度感到快乐。但她还是会时常想到大雪，想必是自己太聒噪让她不耐烦了。刚入行的时候老板娘就说过，要看人头下菜碟，有的客人喜欢说话，就多陪她们聊聊，有的客人喜欢安静，就给她们足够的空间。她一向做得不错，到了大雪这里却忘了分寸，一定是自己过分亲热让她有了压力。在这一点上，她算是深有体会，和奈丽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不喜欢她的亲热。不同的是奈丽对谁都亲热，而她只亲热这一回就碰上了钉子。她有点想不通，不过也只能这样了，看来人和人确实要投缘才行。她和奈丽最终成了朋友，是因为投缘吗，似乎也不是，是奈丽的热情打动了她。来美甲店之后，和奈丽聚得多了，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也挺开心，虽然还是嫌她太吵，不过也很珍惜这个朋友，毕竟，在这里只有这么一个熟人。可惜的是前不久奈丽回家结婚了，跟阿耀。这下一个熟人都没了。大雪呢，人家那么有本事，一定不缺朋友，不打紧的热情反而是个麻烦——想到这里，总算不那么自责了，是啊，自己只是一个不打紧的人，人家可能都没有生气，仅仅是觉得麻烦就不来了。
1
从温州回来，大雪给莉莉打了个电话，吞吞吐吐地问她，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
不为什么啊，莉莉说，想走就走了。
真的吗？那你找到你妈了吗？
找我妈？什么意思？
莉莉的疑问惊醒了她，连忙改口：我是说你回去见你妈了吗。
我把她接到身边来了。
你在哪里？她问，马上又慢下来说，真好啊，可以和家人在一起。
是挺好的。莉莉说。
你们在哪儿呢？
无锡。
在那儿做什么？
和你一样，卖化妆品，不过是在网上卖。
网上也能卖吗？辛苦吗？
肯定辛苦啦，进货发货，客服售后都得自己来，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这样啊。
是啊。
好一会儿没人说话，她怕莉莉会挂掉电话，于是又说，你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在杭州的时候多好啊。
不开心，就走了嘛。
你现在，有对象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怎么跟调查户口的一样。
我关心你嘛。
那我问你，你有吗。
我……我还是老样子。
你也找一个吧，别总是老样子。
所以你是有的？对吗？
有啊，莉莉说，当然有啦。
你们会结婚吗？
那谁知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莉莉推说太忙挂了电话，她只能把满肚子的问题咽回肚子。一直以来，她都把莉莉当作一个可供学习的对象，跟着她练瑜伽，陪她喝酒，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买她会买的东西，学她说话的方式，简单地以为越像她就越进步。现在，她占了她的位置，却好像什么都不会了。她成了她，反而连自己都弄不清楚了。她站在她站过的窗前，想着她给的答案，她说得太简单了，并不能叫她满意：想走，就走了——人有多少时候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很少；不开心，所以就走了——人有多少时候是开心的，很少——看来她是极少数的人，我呢，肯定不是极少数，也肯定不是大多数，也许是大多数里面的极少数，吃着大多数的苦，做着极少数的选择，以致做不出选择。
车子停在楼下，她探身看他从车里钻出来，探出更多的身子看他走进门廊。等他消失，她收回身子，突然觉得这样站在窗前、这样探着身子像极了是在等他。也许就是在等他呢，也许骨子里就是这么贱，虽然嘴上从来不说，心里从来不想，以为随意站在窗前，就是看看街景，以为把爱和恨分得很清，以为早就想通了，没想到，连一个习惯性动作都经不起推敲。
他进门。她笑。他抱她。她也抱他。他喘息。她压抑着喘息。他叫出来，骂了个脏字。她也叫出来，抓紧了他。
这几天去哪里了。
找朋友玩去了。
你还有朋友呢。
我怎么就不能有朋友了。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
一个同学，男的。她想到光辉，上了大学，他很少打电话来了。
男的？你和一个男的玩了几天。
怎么了，不行吗。
行。
许你回家找老婆，就不许我出去找男人。
许。
你是不是吃醋了。
没有。
你连醋都不吃。你就那么不在乎我。
怎么不在乎，特别在乎。
那你不吃醋，我出去找男人你都不吃醋。
我吃了。
那你说没吃。
我嘴硬，行了吧。
她的手在他胸前划着圈，指甲与指腹交替触及肌肤，这也是习惯性动作，每次这么做他都很享受。她的手不是很软（自己很难知道自己的触感，只能通过对比得出，他摸起来是软的，那她理应是粗硬的那个），还黑，只能染银色的甲油，用夸张的对比彰显存在。这样的存在究竟算好还是坏，她拿不准，对自己总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以至于怀疑他究竟看上了自己哪一点。不过也有可以确定的地方，比如这么做的时候，明确知道他是喜欢的。黑白分明的手划过细嫩的身体，看上去还挺有视觉冲击的。不经意向下，去打探他的变化，确定他是真的喜欢。
你说话啊。
说什么。
到底吃没吃醋。
你烦不烦啊，我吃没吃醋，你还看不出来吗。
心里咯噔一下，原以为只是在无理取闹，看来是真的想知道，并且是真的不知道。他说话从来都是这样，几个字几个字往外蹦，一副半死不活的口气，不管说什么都让人想要再确认一遍。
我就是不知道，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没吃。
真的没吃？
你随便开个玩笑我就吃醋，那也太傻了吧。
你怎么知道是玩笑。
我还不知道你。
你知道我什么？
他不说话了。她停下动作。黑白分明的手悬在两人之间，僵住了。
你以为吃定我了是吧？早晚我也走，跟莉莉一样，让你再也找不到。
别跟我提她！
这下他是真的生气了，莉莉总能让他气急败坏。她常拿莉莉刺他，同时也在刺自己，她深知莉莉对他意味着什么。有时候她也想，要是真的一走了之，会不会让他一样伤心。后来她发现那不会比提起莉莉对他的杀伤力更大，虽然提起莉莉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可就是忍不住。她没办法不吃莉莉的醋，好像莉莉才是他离不掉的婚。
为什么不能提她，我就提。她提高了声量，随即矮下去，好好想想吧，莉莉为什么离开你。
把自己都想不通的问题抛出来威胁别人，这很不好，她也知道，可她就是忍不住。她常有一种感觉，和他在一起，就像在一间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的房子里，只有不断往外探才能一点点找到出路。
你就这么急着走？
你这么不开心，我在这儿干嘛。他穿戴整齐，居高临下看着她，摸了摸她的头说，答应我，开开心心的，不好吗。
和你在一起谁会开心，莉莉吗？她险些脱口而出，不过幸好忍住了。莉莉确实总以开心的一面示人，哪怕是假装的开心，不像她，什么都挂在脸上。
睡得越来越晚，因为没了早起的压力，晚点就晚点吧，第二天晚点起也一样。晚上没什么事干，电视里的人一刻不停地说话，映照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的她。到凌晨三点还睡不着的时候，才有点慌了，从没想过失眠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还以为只有睡不饱才会难受呢。天刚蒙蒙亮，被奶奶叫起来去菜地干活，费好大的劲才能睁开眼睛，起床气憋得人要爆炸。农忙时节，就着星光在院子里给玉米脱粒，脑袋一次一次往下掉，每次都像会真的摔在地上一样让人心惊肉跳。那时候就想，要是想睡就睡该多好啊。要是没人管该多好啊。要是再也不会挨骂该多好啊。现在，没什么能管到她了，连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了，控制不住的百爪挠心，头昏脑涨，又不甘心去床上。一天晚上，第二次看完《甄嬛传》大结局之后，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干啥，异常疲惫，却没有一点睡意。习惯性走到窗边去看，街上空空荡荡，抬起头，只能看到半边天，星星已经很黯淡了。穿好衣服下楼，坐在花园的长椅上，长时间看着夜空，这时候的天终于是圆的了。开阔的视界仿佛回到小时候，去菜地叫爷爷回家吃饭的路上，单是抬头看看天就能莫名雀跃起来。爷爷在温州的住处很小，院子里堆满了奶奶捡来的垃圾。老头依旧每天清晨骑着三轮车出去，只是车上拉的不再是菜而是垃圾，那是他一点一点从居民楼上背下来的，纸壳子、水瓶子、泡沫板和旧家具……他们的新生活由废弃物组成。她到的那天晚上，爷爷从柜子里拿出一块月饼给她，说吃吧，这可是好东西，收废品的时候人家给的。好像她还是那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小女孩，理应对给到手上的随便一点什么心怀感激。她吃了那个过期的月饼，虽然一点都不想吃，还有奶奶做的那些难吃的饭。晚上，她没有听从奶奶的安排和他们挤在仅有的一张床上，而是出去开了间房。在她的强烈要求下，他们跟她来到酒店，洗了洗免费的淋浴。他们实在是太脏了。送走他们，她躺在床上，想了好一阵该拿他们怎么办。要是还在卖化妆品，或许可以把他们接到身边，或许二雪也能来了，一想到卖化妆品，她就打住了，不可能再回去卖化妆品了，从开始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就知道，回不去了。她坐在凌晨的长椅上，心比天上的星星还乱。打开手机，翻看通讯录，看看能打给谁，虽然明知道没人可打。划到“美甲秋荣”的时候，停下了，她记得这个做美甲的女孩，她的老乡，总是特别热情，言语里似乎对她有诸多崇拜。因为总被问东问西，怕露馅，就没再去了。打给她，并不是有多喜欢她，仅仅是觉得她最有可能接，也最有可能大半夜跑出来见她。
姐，你咋想起我来了。
在曾经和莉莉常去的酒吧，秋荣忽闪着大眼睛问她。她看起来很兴奋，一点都不像被人刚从睡梦中叫醒的样子。大雪觉得找对了人，这个女孩，光是看到，就让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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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为会轻松不少，确实也轻松不少，不过远没有想象的轻松。什么时候下班，取决于最后一桌客人什么时候走，还要祈祷这期间不要再有人来。磨蹭到最后的往往是喝酒的人，桌上的菜不剩什么了，含混不清的醉话越来越多。她脾气太坏，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服务员，对这些点不了几个菜还总赖着不走的醉鬼向来没有好脸色。醉鬼们也不在乎服务态度这码事，将她的揶揄嫌恶当作调情，趁着酒劲儿跟她斗嘴，让她火更大。妮儿，再来一瓶。没有，菜都没了还喝个屁。那再来个花生米。花生米值几个钱，心疼钱喝什么酒啊。你这妮儿，年纪轻轻怎么那么现实，张口钱闭口钱的。不为钱谁在这儿伺候你们呐。好好好，再炒个尖椒肉丝，行了吧……要是她愿意，可以把这种对话一直进行下去。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对这帮过穷瘾的男人一百个看不顺眼。她苦着一张脸坐在旁边的空桌上等他们走，仰头看着电视，偶尔一两句酒话挤进耳朵，总能立刻分辨出哪些是大话哪些是真心话。她一点都不想关心，可听到了就没办法装听不到。大话听得多了也像真心话，肯定是心心念念的事，才会喝醉了酒还惦记着。无非是赚钱养家和挣钱成家这两件事，这话从男人嘴里说出来，最终往往指向女人。作为房间里仅有的两个女人，春红坐在收银台仰头看电视，她坐在空位上仰头看电视，春红很少搭话，就是搭话也是帮腔：是啊，不容易；肯正干，不愁找不到合适的；那就是她的不对了……客人们喜欢春红，她具备老板娘的一切要素，嘴甜、爱笑、富态。她刚好相反，嘴毒、脸苦、人瘦，所以她是服务员。好像天生长着反骨，总是无情纠正他们：别把自己摘那么干净，你要真那么能干人家能不跟你；别说得好像女人不干活儿似的，一点也没比你们少干；彩礼太多怨谁，规矩还不都是男人定的；说什么拜金，好像人家是为了钱跟你在一起的，真为了钱一开始都不会正眼瞧你……她总能呛得他们哑口无言，也有善辩的，辩到最后往往越辩越糟，连她也像喝醉了一样胡言乱语起来。像极了男女吵架，最后往往看谁的胜负心更大。她常能获胜，不过并不因此开心，她也拿不准自己说的是对还是错，和一帮酒鬼争什么对错呢，他们只是借着酒劲儿倒倒苦水而已。他们最大的罪过，也就是耽误了她的睡眠，而她偏要逞口舌之快，败他们的兴，还往往起到反作用激起他们的斗志。无论是扫兴还是助兴，她都不喜欢，那让她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她的老板，同时也是她的新晋姐夫，那个又黑又矮的胖子，杨刚强，她并不了解。来的路上她还以为自己是来给春红壮胆的，毕竟春红对他也不算了解，结婚之前，他们只是通了两年的电话，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从春红的反应来看，她还没有做好和这个杨刚强一起生活的准备，或许对他还有诸多防备，毕竟从一开始，她就没看上他。这桩婚姻，更像是屈服于金钱与父权的无奈之举，好像还是小时候，父亲在晚饭后拿出一块钱让她去买一包八毛钱的烟，她怕黑，她怵头，可还是因为难违的父命和那两毛钱的好处费踏上漆黑的夜路。春蓝出于姐妹义气自告奋勇和她一起去，以便回来的路上分享那两毛钱买来的糖果。到底是为了义气还是糖果，她也说不清楚，这是双赢，所以春红一让她来，她就来了。她以为这里有糖，她以为春红需要陪伴。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想多了，春红适应婚姻的速度出奇得快，比起她，春红和杨刚强更像是一家人，出双入对，窃窃私语，一致对外，同仇敌忾。杨刚强把她当仙女一样供着，收银台就是她的神位，她坐在那里看电视，数钱，嗑瓜子，屁股都不挪一下。有些活儿，她明明可以替春蓝分担一下的，可她就是不动。春蓝不光要点单传菜收拾桌子，没人的时候还要去厨房帮忙洗盘子洗菜。厨房里，杨刚强父子掌勺，杨刚强的母亲做面食，一家三口动作麻利，一刻不闲，把厨房弄得像车间，透着赶时赶工的焦躁。杨刚强不就是钱超的翻版吗，产业是自己的，所以没日没夜地干，不惜赔上自己，当然也就不在乎搭上员工。不同的是钱超有很多员工，而杨刚强只有她一个，以致在这里连个同病相怜的人都没有。从工作量上讲，这里比在钱超那里轻松不少，在心理上可就难受多了，至少在那儿还可以跟同事说说老板坏话，在这里跟谁说呢，跟自己的亲姐妹春红吗？快算了吧，她可是老板娘，并且是一个极其合格的老板娘。
她的未婚夫田玉，那个腰上挂很多钥匙的稳重青年，她同样不熟。他每隔一个月打一次电话过来，彬彬有礼且从不多话，总是寒暄几句就挂，让她挑不出毛病。逢年过节，他会寄一个小礼物过来，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都是实用的东西。如果他刚好在家乡，会载一车礼物去家里拜访，半扇猪肉、几只鸡、一些烟酒饮料，通常要把一辆三轮车的车兜装满——必须要开三轮车去，这是不成文的规矩，逢年过节去看未来岳丈，必须要够排场。这些礼物像筹码在心里积压，未来都是要退回去的，筹码越大，退起来越麻烦。她急需一套说辞，去退掉这桩婚，可他不给一点把柄。
她一直在想的人，崔志杰，她也不知道和他是什么关系，单是想到男朋友这个词，就让她心惊肉跳。他不断打电话过来，好像她的电话是专门为他预备的。电话响了，十有八九是他的电话，也只有他会给她打电话。他很健谈，只是说的都是车轱辘话，实在无话可说，就在电话里做实况转播：我在上班的路上呢，骑车去上班，对，这里的人都骑车上班，路两边全是自行车。我戴着耳机呢，别怕。到天桥了，桥底下有人卖水煎包，挺好吃的，不过肯定没有你们店里好吃，为什么？因为是你端出来的啊。小田汽修……凤霞超市……中国移动……逍遥网吧，什么小羊王八，是逍遥网吧，网吧，打游戏的地方。我去过两次，不过游戏太难了，我学不会，厂里有一个江西人，他玩得好……手机放在手边，好像也跟着他逛了一趟街。她打电话的结束语是“没事就挂了吧”，对他说不出这句话，通常被“这会儿有事先挂了”取代。他要请假来找她，她怕春红知道，不让他来。你就那么不想见我吗。那时候的抱怨还像是撒娇，第三次，连抱怨都没有了，一连几天没打电话过来。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躺在床上，盯着那个不再活跃的号码，按下去之前总跟自己置气，我又没有错，他凭什么生气，隐隐觉得他坚持不了多久了，隐隐觉得这会儿不打过去，等会儿他就打过来了。一个月之后，跟自己置气变成了跟他置气，好吧，不打就不打，谁怕谁。然而这一个月的不开心是实实在在的，有一天，她鼓足勇气，决定终结这种不开心，主动给他打了过去。他的语气很冷淡，寒暄几句就不说话了，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说出结束语，没事就挂了吧。
恭喜你啊，他突然说，订婚了也不说一声。
必然是王雨婷泄的密，不过她没有打电话过去谴责，那会显得她在乎崔志杰。他的讨伐她当然能一一反驳，但是她没有，那会显得她在乎崔志杰。为什么不让他来？因为怕春红看到告诉家里；从不主动打电话，是不是不在乎他？要是不在乎怎么会一次一次接你的电话。有些话说出来，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可她不说，她等着崔志杰先说。我凭什么在乎你？你说啊。她用最无理的方式还击，无非是想让他先说出那一句“因为我喜欢你”。可他也不说，他说的是，对啊，我是谁呢，凭什么让你在乎呢。
崔志杰不会再打电话来了，她也随着电话沉寂了。不再接那些酒鬼的话茬，一天到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您需要点什么？水煎包，胡辣汤，凉拌皮蛋和羊肉烩面，只要是菜单上有的，她马上就能端出来。她的需要不在菜单上，所以不知道找谁去要。从小到大，一直不太习惯主动去要，都是等别人给。最早的一段记忆是五岁，或者六岁，反正是很小的时候，夏天，特别好的天气，小伙伴们聚在一起玩塑料水枪，一种时髦的新兴玩具，好像是突然出现在大家手里。他们互相滋水，追逐打闹。她被滋了一身水，兴奋地哇哇大叫，可是没办法还击。找你爸要钱买啊。小伙伴们指了一条明路给她。那是一个犹如天启的瞬间，“找你爸要”，像是童话书里“芝麻开门”一样的秘密口令，以为说出来就能得到。父亲在人场里闲聊，她兴冲冲跑过去念出口诀，爸，给我一块钱，我要买水枪。小女孩玩什么水枪，不买。父亲具体说了什么她忘了，这句对白是根据以后的经验分配给他的。父亲的威严理应让她识相，可是一想到这样空手而回还是不能参与到众人的狂欢中去（或许还会受到嘲笑），她一阵心慌，这种带着场景的感觉一直伴随着心慌这件事——父亲蹲在土坡上跟人说话，她站在土坡下仰头看他，天气很好，阳光耀眼，父亲的脸掩在逆光里，看不清楚。她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死缠烂打，拽着父亲的胳膊，念经似的说，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在场的人被她的执着逗笑了，这无疑鼓励了她，也让她忽略了父亲的恼怒，以致父亲站起来赶她，她还是不走，而是蹲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地方，继续念叨，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这种念叨很快沦为大人们闲聊的背景音，为了夺回焦点，她捡起地上的树枝小土块往父亲身上扔。很快她就忘了要钱的目的，只是觉得好玩，往父亲身上扔土块，像是独属于她的亲子游戏，让她觉得被宠爱着。她在地上爬来爬去，寻找可以扔过去又不至于伤到父亲的小东西，有一个碎砖块大了点，她怀着恶作剧般的兴奋扔过去，根本没想击中父亲，可就是不偏不倚打在他的脸上。那一瞬心慌到了极点，伴随着弄巧成拙的尴尬，在父亲的暴喝声中跑出老远。躲在没人的地方，她哭了一会儿，抹干眼泪，迟迟不敢回家。后来的事就记不得了，怎么回的家，有没有受到责备。她再也没找父亲要过东西，也没有下过决心，只是天然地不再去要。母亲不会像父亲那样严词拒绝，她会摆事实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她知道她错了，或者让她明白“给不了”的苦衷。“你别听风就是雨”和“咱跟人家能比吗？”是她的口诀，“你别听风就是雨”用来拒绝无理的要求，“咱跟人家能比吗？”用来拒绝有理的要求。“咱跟人家能比吗？”也是“你别听风就是雨”的递进，想要一双运动鞋，会先听到“你别听风就是雨”，意思是不要异想天开，想要的不一定就能要到，刮了风也不是必然会下雨，要是后面能说出正当理由（大家都有运动鞋，上体育课要穿），等在后面的就是“咱跟人家能比吗？”，即使上体育课要穿，即使人家都有，可“咱跟人家不能比”，所以也就没办法像人家一样。母亲会夸大苦难，把她拉到同一个战壕，告诉她外面有多残酷，她们身处的战壕有多糟糕。她总能被母亲动员起来，生出一股同仇敌忾的昂扬斗志，也不知具体的仇敌是谁，仅仅觉得能跟母亲站在一起，就可以什么都不要。然而需求是打不退的，需求总是死灰复燃，总有穿运动鞋的人在眼前晃荡，总忍住去想运动鞋穿在脚上是什么感觉。她学会了迂回，不再主动去要，而是暗动手脚，想要一双新鞋，就把所有旧鞋磨烂，想要一件外套，就把所有外套弄破，这是一招狠棋，要么如愿以偿，要么换来一堆难看的补丁。她的需求，就是在补丁摞补丁之中得到满足的。
一开始，她想把这桩婚弄破，想想就知道有多难，要说服母亲，要退还礼金，要抵住压力。她不觉得自己能顺利地完成这一系列步骤，所以决定采用更直接、更大胆的招数，直接把自己弄破，并且只能由崔志杰来做那块补丁。前一天晚上，她将写好的请假条偷偷放在前台，留待春红去发现。第二天一早，她溜出门，坐上去宁波的大巴。这是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出来工作这几年，每一次都是跟着别人，从没有一个人上路，这一次，是真的一个人了。一路上，她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心跳，擦不干手心里的汗。到了城区，她认出崔志杰在电话里带她逛过的街道和店铺，经他描述的画面铺展在眼前，仿佛刹那间来到未来，和他漫步在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没有人在看着他们，他们也不怕人看。等在崔志杰提过无数次的工厂门口，紧张与恐惧化作期待，期待崔志杰看到她时脸上浮现的笑，期待他不好意思地说，你咋来了？下班的人群涌出大门，在纷乱之中辨认那个一弹一跳的身影，很快就认出了他，也认出了与他挽手同行的王雨婷。他们多快乐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们多自由啊，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她躲起来，等他们走远。两年后他们的婚礼，她没参加。
从宁波回到杭州，她有了新的需求，离开春红的饭馆，离开所有亲眷，去找一份没人能看到的工作。她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叫秋荣的女孩，在附近的美甲店工作，总来店里吃饭。她是真正的一个人。
3
秋荣爱上了哈哈大笑，都说女孩要笑不露齿，她以前确实是这样，不过以前也不是真的想笑，都是假笑，当然用不到牙。几乎是突然之间，她发现了哈哈大笑的好处，于是逮住一切机会去笑。一开始，她笑得并不大声，不过也很爽了。喝下第一口酒，辣得直吐舌头，大雪笑了，她以为是嘲笑，于是还以假笑。你没喝过酒吗？大雪笑着说。没怎么喝过。她假笑着说。别喝那么急嘛。大雪还在笑。她认出来了，不是嘲笑，是姐姐对妹妹的笑，是以诚心对憨厚的笑，所以她也笑了，你说的干杯嘛，我以为干杯就是把酒喝干。是把酒喝干没错，大雪说，不过有时候也是碰杯的意思，不用真的喝干。我明白了，她说，来，干杯。她再度把酒喝干，再度吐出舌头，不过这次是故意的。大雪又笑起来，你怎么又干了。她也笑了，说，我想让你笑。那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么做也是想让自己笑，后来不断地这么去做，才知道自己是真的想笑。想笑就能笑，还能让别人笑，何乐而不为呢。
那天晚上，她们坐在酒吧的一角说说笑笑，开心得不行。那时候还不是哈哈大笑，就已经那么开心了，没想到还有更开心的等在后面。她们无疑喝得有点多了，酒精放大了快乐，引来不必要的关注，正是这种不必要引发了更大的快乐。一个帅气的男人在她身边坐下，帅气地搭讪，嗨，美女，你们是一个人吗？她刚开始还有点惊吓，不知道这人是干嘛的，听到这句话就火大了，你是不是瞎，几个人都看不见？你是不是不识数，二都数不到？你自己都说你们，一个人能用你们？你连语文也没学好……她气势汹汹，义正词严，把人家的脸都说红了。大雪在一边笑个不停，那人走了好一会儿还止不住，你怎么、你至于那么凶吗。她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是不是跟喝酒吐舌头一样闹了笑话，怎么了，我说得不对吗。对，对。大雪说，只是他说的也不能算错，有时候问是不是一个人，意思是问我们是不是单身。哦，这样啊。她反应过来，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哈哈大笑。大雪本来已经停了，又跟她一起笑起来。男人有点发毛，频频回头看她们。她们不管不顾，笑得喘不过气，笑得脸都酸了。好不容易停下来，看看男人的背影，一对眼又笑起来。男人可能实在尴尬，从吧台起身离开了，不过那也耽误不了她们接下来的搞笑。
你问我，秋荣说，你问我是不是一个人。
废话，我问你的话肯定是一个人嘛。大雪说，我问你，又不包括我。
那你问。
好我问。
赶紧问。
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
你是不是瞎？我不是一个人，难道是一个猪吗？难道是一个狗吗？嗯？你是个瞎子吧……
又是一阵哈哈哈哈。大雪分好几次才把“你真有才”这四个字说完。整个晚上她们都在玩这个游戏，只要想笑，她们就说，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不管谁说都能引发笑声，有时候光是说到“嗨”就已经笑得不行了。太多笑声了，她完全没空去问那些一直想知道的事，你靠什么为生？你会什么技术？在街头分别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她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是累也是笑得累。你真是一个开心的人。大雪说。秋荣从没想到自己会得到这么一句评价，她从不觉得自己开心，不过她是真的爱上了开心的感觉。她不厌其烦地推广这个游戏，让每一个人问她，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或者突然去问别人，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只有在大雪那里屡试不爽。也有能给这个游戏增添新料的，在那家常去的家乡饭馆，她对不苟言笑的服务员春蓝使出这一招，没想到她也是同样憨厚的一个。我不是美女，她认真作答，把秋荣逗得哈哈大笑。又是一个精彩回答。春蓝被她的疯笑弄得不明所以，也笑了两下回应她。她认出那是假笑，像她以前那样。看来春蓝是真的不觉得自己是美女，所以这个笑话在她那里不成立，可能还伤了她的感情。你是美女。她肯定地说。我不是。春蓝坚定地反驳。你是。我不是，你才是。我是，你也是。你是，我真不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办法让春蓝认可美女的称谓。好吧，就算你不是美女，你的回答也很精彩，因为你把重点放在了“美女”而不是“一个人”上，应该放在“一个人”上的。她示范了一下正确玩法，春蓝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对啊，这么说才好笑嘛，所以美女，你是一个人吗？我不是美女。春蓝还是那么回答，还是那么认真。她以为春蓝恼了，愣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她是在搞笑，只不过是用她的方法。她们真正地哈哈大笑起来。
带大雪去豫香园吃饭，就是想让她见识一下春蓝的版本。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没料想春蓝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你瞎啊，我不是一个人？难道是猪吗？是狗吗……春蓝和大雪大笑不已，只有她被弄了个措手不及。你怎么又说这个了，你不是都说那个的吗。这么说才好笑嘛，春蓝说，怎么样，没想到吧。她也笑了，为春蓝机智的幽默才能。好啊，你知道我带她来是想听那个，就故意说这个。对啊对啊。春蓝说。哪个哪个。大雪被激起好奇心。快说快说。秋荣迫不及待想要看大雪对新版本的反应。嗨美女，你是一个人吗？我不是美女。春蓝马上变脸，认真作答。秋荣先笑起来，然后是完成表演任务的春蓝，这下轮到大雪不笑了。她看着大笑的二人，似乎还没从春蓝的认真之中缓过神来，后来，为了不让气氛太过奇怪，她还是笑了两声。怎么，不好笑吗，秋荣说，这就是她的版本。这样啊，大雪说，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你以为我是认真的对不对，春蓝说，就是认真的啊，本来就不是美女嘛，本来就不是说出来才好笑嘛，就像秋荣说她不是猪，她本来也不是猪啊。不不不，她是猪，你也是美女。大雪说。也许这是口不择言说出来的，不过这又让秋荣和春蓝笑起来了。你就是美女。大雪说。我不是，你们才是。春蓝说。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大雪说，但我觉得你是。我真不是，你才是。你是，我不是。秋荣在一旁看她们一本正经地互相推脱美女这个头衔，像是回到小时候，两位姐姐在她面前拌嘴，战火随时有可能升级，那时候她会有所偏向，站在自以为对的那一方（通常是秋雅那方），而她一站队，战火必然升级。这会儿，她想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都不要生气，她灵机一动，说出一个新笑话，好了好了别争了，我们都不是美女，我们是猪好了吧。这下三个人都笑了。
为了更多的笑，她频繁地组织聚会，只要是爱笑的人，她都叫上，也不管她们能不能合得来。在大雪常去的酒吧，在春蓝工作的饭馆，在狭小的出租屋，把一群女孩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制造爆笑的时刻。那么多女孩之中，跟大雪春蓝最合得来，也只有她们一叫就来。聚会的地点更多地改在出租屋，她会做饭给她们吃，她们俩也都有拿手好菜。三人之中，她最小，大雪比她大两岁，春蓝大一岁，她开玩笑叫她们大姐和二姐，很快就叫顺了嘴。真是怪啊，和两个亲姐姐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叫过她们，也没有真的像个小妹妹一样肆无忌惮地耍宝捣怪、逗她们笑。你太有才了。你真是一个开心的人。大雪和春蓝频繁地称赞，在被她逗笑之后。一个开心的人，听到这句评价总是不自在，有一种德不配位的心虚，她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开心的人，最多也就是一个想要开心的人而已。不搞笑的时候，她决定跟两位姐姐坦白：其实，我算不上一个开心的人。真的要说，才发现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说，做着一份喜欢的工作，拿着不错的薪水，想要学的技术一直在进步，有能在一起玩乐的朋友，好到都可以叫她们姐姐，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看来她们是对的：我是个开心的人，我无忧无虑。
可能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吧。大雪分析说，无欲则刚嘛。
谁说的，我当然有想要的东西。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了好一会儿，似乎也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要。
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没有。大雪说，比如说你在美甲店工作，你也想要开一家自己的美甲店，那就是特别想要的东西。
对，我想开一家美甲店，自己当老板。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刚刚没想到嘛，是你提醒了我。
那就不是特别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特别想要开一家美甲店，又开不成，肯定就不开心了。
我可以慢慢攒钱开嘛。她说，现在开不成也没什么不开心的。
对啊，所以说你也不是特别地想要。
大雪说得不无道理，不过并没有解决疑问，她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个开心的人。
那你呢，她问大雪，你特别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大雪也卡住了，她思考的时间比秋荣还要长，最后她说，我也没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那你也是一个开心的人喽。
对，我也是一个开心的人。大雪笑着说。秋荣认出来那是假笑，她肯定说了假话，她一定有特别想要的东西，不然也不会开启这个话题。她没有拆穿她，这是新近学会的技巧，有人说了假话，不必非要把真话问出来，当然也问不出真话。
你呢二姐，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她问春蓝。
我有。
是什么？
我想去你的美甲店上班，春蓝说，特别想。我想离开我姐的饭馆。
为什么，那可是你姐的饭馆啊。大雪说。
对啊，到美甲店上班还不简单，我分分钟帮你搞定。秋荣说，可为什么非要离开你姐的饭馆呢。
真的吗？你真能让我去美甲店上班？我还以为你们不要我这样的新手呢。春蓝开心得不行，开心到让人以为她之前的哈哈大笑都是假笑。
我分分钟帮你搞定。秋荣为她的开心打保票，这无疑说了大话，为了让老板娘接受春蓝，并给她一份工资，秋荣差点没磨破舌头，还不惜以辞职相逼。
可为什么非要离开你姐的饭馆呢？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春蓝迟迟说不出话来，后来她说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也让这个问题不再是问题。
要是不从那里离开，怎么去美甲店呢。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春蓝来了美甲店，成了她的学生，朝夕相处之间，开心更容易了。她也有了特别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不过也没有那么想要，慢慢攒钱就好了。差不多习惯了“一个开心的人”这样的评价，并为此骄傲。有一天，秋雅从成都打来电话，让她去参加她的婚礼，一下子就不开心了。她干脆地拒绝，又因为拒绝了自己的姐姐而长久地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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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总在夜里出动，几乎每天。越来越不愿意待在家里。他来得也少了。他来了。他又走。然后她出去。翻查通讯录，叫一个愿意出来的人，瑜伽老师、发廊小妹、饭馆服务员、服装店导购……多是女的，有时候也叫男的（看起来像女的那种）。实在叫不到人，就一个人出去，到人多的地方去。酒吧里喝酒（一杯喝很久）。舞池里跳舞（就是蹦）。泳池里游泳（现学的）。嗨美女，一个人吗？不断有人这么对她说。因为真的是一个人，她用不上秋荣发明的玩笑，没有秋荣在身边，她也使不出来。只要不太讨厌，她都愿意跟他们聊聊。你是干嘛的？她最喜欢这么问。我是工程师。我是摄影师。我是心理咨询师。搞音乐的。搞it的。搞餐饮的。每一个人背后都对应着一个新鲜的身份。面对反问，她的回答也变得多样：我是工程师。我是摄影师。我是心理咨询师。搞音乐、搞it、搞餐饮。她最喜欢的角色是餐饮店老板娘和冰棍厂老板的女儿。说起吃喝她向来很有一套，毕竟从小就开始做饭。冰棍厂老板的女儿是露馅后的临时补救，后来越补越像真的。你是干嘛的？我不干嘛，我爸是老板。是吗，那他是干嘛的。他是开冰棍厂的。什么牌子的冰棍。什么牌子都有。怎么会什么牌子都有。因为是冒牌的。那么厉害，你爸真有一套啊。对，所以他死了……不受控制地胡说八道，只要动动嘴，马上就变成一个新人。做冒牌冰棍的父亲死了，留下一大笔钱给她，这个罪恶的角色很受欢迎。她认识了很多人，第二天不会再见的人。只有一次，她失控了，第二天在酒店的床上醒来，不过那人已经走了。
和秋荣成为朋友，算另一种失控。和秋荣成为朋友像极了当初和莉莉成为朋友，不同的是她处于莉莉的位置，秋荣是当初的她，更年轻，更漂亮，更好骗。从一开始，她就告诫自己，不能和她走得太近，不能和她走得太近。秋荣总能让她想到二雪，看起来没什么心眼，大大咧咧，无所禁忌，只为快感而活。这是容易吃亏的角色，比如说聚会时总是抢着买单，不像她带来的那个叫春蓝的女孩，印象中一次单都没买过。大雪尽可能不让她吃亏，确保每次比她花的钱更多。她不是一个大方的人，说是小气也不为过，但和秋荣在一起，她宁愿吃亏的是自己。秋荣用笑声回报她，结实的笑声，出乎意料的快乐。认识秋荣之前，她都忘了笑是怎么回事了。平常的笑，是在柜台上学会的职业微笑，对着镜子练过的，好看，得体，为了取悦对面的人。你笑起来真好看。他常情不自禁地称赞。认识秋荣之后，才知道什么是情不自禁的笑。聚会上，秋荣会出其不意地乱拍照片，多是快乐的瞬间，每个人都咧着嘴笑，别提多难看了，就算捂住了嘴，左歪右斜的姿势也毫无纪念价值。还有拍糊的、拍出重影的、两眼冒红光的——因为拍照的秋荣也在笑。大雪很嫌弃，外加一点恨铁不成钢，费尽口舌想让秋荣知道怎么才能拍出好照片，最起码得先告诉大家一声吧。秋荣屡教不改，作为一个漂亮女孩，好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精致。她的手机里几乎没有静态的照片，都是通过抓拍得来的瞬间，焦点模糊，画面扭曲，群魔乱舞。她还特别喜欢分享自己的得意之作，经常一下子发一串照片过来。大雪每次都删得干干净净，因为实在挑不出一张值得保存的。一天晚上，照例给手机释放内存的时候，她看到这些照片，仿佛能透过屏幕隐隐听到笑声。几乎每一张都在笑，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特别地丑。她认出来了，那就是情不自禁的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快乐，所以就笑。
她留下了那些快乐的照片，同时也发现了快乐的副作用。快乐会放大烦恼。自从过上好日子，最大的烦恼变成了说不出自己是谁。秋荣对她冰棍厂老板女儿的身份深信不疑，可秋荣总有新的问题。很多次，因为不能及时撒一个漂亮的谎而吞吞吐吐，因为不能圆上上一个谎而面红耳赤，窘迫得像一个随时会露出马脚的罪犯。不敢让人知道自己住在哪里，不敢让人知道钱打哪里来的，不敢让人看到最亲密的人，可不就是罪犯吗。高档公寓，精美用度，漂亮的灯具，浴缸里的热水澡，舒服的沙发和清晨的阳台——所有喜欢的东西都不能与人分享，这跟那些贪了公款抢了银行的人有什么两样，不管弄来多少钱都只能偷偷花掉，或者因为害怕，连花都不敢。二雪离了婚，又一次打电话要来找她。她太想让她来了，可她不敢。实在编不出理由，只能生硬地拒绝，你别来，我就要走了。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起去。
现在还没定。
那我先去找你。
你先别来。
为什么不让我去，是不是怕我花你的钱，你放心，我去了自己找工作。
她伤心了，二雪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她们已经足够疏远。不过这也怨不了二雪，编不出好理由，她也只能这么理解。为了证明不是钱的问题，她给二雪打了钱。二雪更生气了，你以为我是跟你要钱的吗？我就是想去找你，我还没出过门呢。她哑口无言，不过也松了一口气，以为二雪生气了就不会来了。三天后，她接到二雪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妹妹，就来接我吧。二雪说完就挂了电话。
在火车站旁边的小饭馆里，她看着二雪狼吞虎咽。像所有第一次出门的人一样，她盛装打扮过，穿在身上的应该是最得意的一套，可还是显得土，外套太花，裤子太紧，鞋是那种冒充名牌的地摊货。口红红得发黑，头发染成黄色，还画了荧光眼影，她是那么的缤纷耀眼，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刚刚抛家弃子的离异女人。
你来了，孩子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