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我都说过太多次了。于是他们提的问题越来越少，相应地他们得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少，在有限的信息里他们甄别到底怎么样做才能不影响我的生活、工作，在所有的排序里他们个人的感受、方便，肯定是被放在最后面的。
他们第一次飞来日本看我的时候，由于是第一次坐国际航班，两个人都很紧张。电话里我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们要耐心看机场的指示牌，听从机场人员的指挥就不会出错。那时我是作为一个经常飞国际线的人在劝他们不要紧张，想想这挺荒谬的，因为当我第一次坐国际航班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说任何话也不能消除我的紧张。
让我震惊的是，后来妈妈告诉我，出发前她曾在网上查了一整夜，某个型号的手机充电器能不能带上飞机、什么物品必须托运。我当时生气地跟她说，网上说得并不一定对，你想知道为什么不问我？就算我不了解，我也可以查航空公司提供的信息，保证正确。
她不好意思地说，因为问题太细太多了，怕耽误我休息。
后来我独自飞国际线的时候，在北京机场偶遇了一个年龄和我妈妈相仿的女性。她说自己第一次坐飞机去看孩子，护照放在了托运行李里，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所有行李都打开找护照，打开的行李里没几件她的衣服，各种特产和零食塞得满满的，一定是她精心挑选要带去给孩子的。后来我去安检时她在长椅上睡下了，她说她的飞机其实是第二天上午的，但由于害怕意外情况，提前来到机场过夜等待。我眼眶湿润地想，她是否也在百度上搜了一夜充电器能不能带上飞机，而不敢问孩子一句？哪怕孩子一直都在用手机和各种不重要的人聊着不重要的话。我把这位妈妈的这两点细节写进了《在小山和小山之间》。
成年之后，我试图把我知道的新事物告诉爸爸妈妈，有时候却发现他们并不想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每次回国，爸爸都会给我端出来一盆又一盆的喜糖，用“盆”真的是不夸张的，天知道一年之间我的旧街坊邻居办了多少喜事？他们说自己已经把“不好吃的糖”吃掉了，留下的都是“好吃的巧克力”，特意留给我吃，甚至让我带回日本给丈夫吃。我看看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一箱子北海道生巧克力，再看看他们让我带回日本的“代可可脂加工制品”，感觉荒谬至极。
“代可可脂加工制品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它只是植物油加了香精和色素，冒充一点巧克力味儿罢了。”我跟爸爸说。
“好，好。”爸爸说。
“你吃吃这个北海道生巧，这才是可可豆的味道。代可可脂特别便宜，没有任何健康成分，还有反式脂肪。你知道反式脂肪吧？”
“好，好。”爸爸边尝生巧边说。
“好什么好？你们说的‘好吃的巧克力’，对身体不好的，还要给我吃。”我可不愿意带这些东西回日本。
“你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一袋喜糖里只吃这个‘巧克力’。你忘啦？”爸爸都有点委屈了。
我这才想起来，我确实最喜欢吃这个“巧克力”，第一次吃“巧克力”，惊为天物，觉得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每次吃喜酒，我都要把“巧克力”收集起来，慢慢享用。现在它对于我来说可可味儿太淡了、太甜了、太不健康了，是因为我离开家后吃到了更好更醇的巧克力，但爸爸没有。在他的记忆里，这还是好东西，必须要留给我的。是代可可脂还是可可豆，对他来说有什么重要呢？
我带了一包代可可脂加工制品回日本，让丈夫尝尝我“小时候的味道”。他吃后很感慨，原来他小时候也吃过类似的东西。
写《在小山和小山之间》，始于对一个批判自己妈妈“不开明、无法沟通”的网络陌生人的感慨，我试图站在“妈妈”的那一方看看，事情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吃惊地发现，对父母的人生，尤其是我记事前的人生，我了解得太少。也许有很多次他们想要跟我说说当年的事，但每次我都以没有时间或者不感兴趣为由逃走了，或者他们也知难而退了，不想打扰我。是的，我有很繁忙的工作、交际，哪怕我静下心来能独处时，脑海里也都是自己的事。
在小说里，我虚构了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儿”，虚构了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意外失去孩子的情节，但母女相处的细节大多数都是真实的，来自我自己和朋友那儿听到的。
父母也曾年轻过，天真过，心碎过。子女也会离开家，去闯荡，去受伤，去构筑。
血脉相连的最亲最近的人，却在同一空间分享着不同的记忆。这种隔阂、误解，该谈的闭口不谈，能谈的只是日常皮毛事，用真心去猜真心、用真心去碰撞真心，有时甚至碰撞到伤痕累累，这实在是把我刺痛了。真心和真心之间的距离，有时很远有时很近，但好在真心不会变，真心永远是真心，即便有痛苦，但仍然是我心里最美好的事。
去年我也成了妈妈，儿子出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和丈夫没睡过一个整觉。每天的频繁喂奶、换尿布、拍嗝、哄睡，更不用说他刚开始接触世界后一次次原因不明的发烧、急疹，这些占据了我们的主要生活，个人娱乐和工作先放一边。我们经常在儿子终于安睡后才想起来，还没来得及吃上一餐呢，怪不得肚子咕咕在叫。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的不能相信我会忘记肚子饿、忘记吃饭。当人全力集中在一件事或一个人身上时，大脑竟然能骗过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本能？看着熟睡中的儿子，我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是完美无缺的，这不由分说的情感力量打败了我一向的理智。
很会做美食、对食物非常讲究的丈夫竟然也不再讲究，冷冻室里的硬包子热一下、冷饭盖个炒鸡蛋、一把坚果倒在大杯酸奶里，我们就这样吃了一餐又一餐。“真好吃啊。”“是啊。”“冰箱里还有没有剩的汤？”“有！”“真走运，太好了！”我们灰头土脸没来得及洗漱，怕吵醒儿子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小，在闪烁的屏幕光下小声地交流着我们的幸福。
这时我理解了为人父母是如何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孩子之后的。
我更理解了这种所谓的“付出”“去爱人”并不是一种失去，而是一种得到，让人变得充沛而包容。
《在小山和小山之间》得奖后，我鼓起勇气再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你上次说‘挺好的’，能具体讲讲吗？”
沉默，再沉默。
“讲什么？”妈妈说。
“哎，还能讲什么？讲你的看法。”不管她怎么装糊涂，这次我是下定决心要“逼她”一把了。
“很流畅……你是最棒的……哎。我真的讲不好。妈妈不是搞文学的，说得班门弄斧啦。让你爸爸跟你讲。”又被她逃掉了。我一边想象妈妈是如何把电话像个烫手山芋一样移交给爸爸，一边忍不住笑了。我想起小时候她边给我穿衣服边教我背唐诗，而当我自己能读懂世界名著后就不愿意再看她给我订的文艺期刊。我也想起当我不如意时会怪她当时“什么都不懂还乱夸我”，把错硬推在她身上她也不反驳。
我们之间的电话总是以爸爸的“总结陈词”收尾，这次也不例外。
“恭喜你得奖，写作要靠你自己努力，我们没有为你做什么……”爸爸的声音透过电波越过太平洋。
这也是一句谎话。他们做了一切、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