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毛毛的厨房时我的心一阵绞痛，简直喘不上气来。一直以来我以为她一定早都忘记的事，看来她还记得。我后悔，我后悔的事太多了。

我和川川在舅舅家的偏房生活了快半年，时间慢得像是在坐牢——说坐牢可能还挺准确的——产后我恢复得不好，很少下床，更少出门。有一天舅母高兴地跟我说，她去找熟人打听了，回城的户口就快开放了，最多还要三个月。

我记得舅母粗糙的手拉着我的手，我们俩一起放声大哭。她还跑去佛像前面磕了几个响头。那真是有了盼头，三个月，有了这个具体的时间，我就有了盼头。

但是风向在一个月后再次改变，妇联派人来通知我们：把孩子都带到红房子去，统计人数。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统计人数”是什么意思，我第一次被手推车推到红房子的时候是个临盆的孕妇，那时他们也是说“统计人数”，统计什么人数？做什么用？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家？那时候根本没人想到要问这些问题，只能默默地照做，争取“好的表现”。

舅母抱着川川，我跟在后面，我们又来到了红房子。一切都没有变，芬如被刮宫的那个病房早都空了，我还是不敢多看一眼。再往里走，有人声了，有三个和我一样的母亲，都是以前做孕妇时就认识的人，但气氛却很紧张，没人聊闲话，更没人提芬如的事，大家都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皱着眉头。屋里只有一张大床，铺着薄薄的棉被，象征性地放着一个枕头。

舅母陪我等到天黑，主任“去县城开会听报告回不来了”，妇联的人让我们先回去。

我和其他几个母亲准备走的时候，有个人说：“你们大人回去，孩子留下来。”

大家都不愿意。

“怕什么？妇联就是管妇女儿童的。明天要统计人数。”

川川当时才六个月，还没断奶。我跟妇联的人商量能不能明早再送他来，得到的答案是“不搞特殊，必须留下来”。

写下这些，我已经太累了。退休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提笔写字了，更别说是这么长的信，上次写这么长的信还是跟光辉通信的时候吧。

因为生病，我现在左眼视力几乎为零，看不清纸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把两张创可贴交互贴在左眼上——像是给左眼打了个“叉”，全靠右眼才能看清楚，反正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用担心会吓到谁。来东京之后我不再看电视了，因为听不懂日语，毛毛工作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公园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我发现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总害怕把这些事忘记，那就彻底没有机会跟毛毛说了。于是我在超市买了这个笔记本，在腿上摊开，开始尝试把还记得的事情写下来。

有时候我想象着舅母的脑子里长的那个瘤子，越来越大，先是压迫视神经，再压迫脑子——就像那些回忆，压迫我的生命，把我的生命挤得乱七八糟，没法再喘一口气。我知道它有天会大到变形，挤爆所有东西，从我的一部分变成超越我的存在，但目前我依然和它和平共处着。

我把川川留在了红房子，我能怎么办呢？我没有选择。

还有其他三个孩子也留在了红房子，并排被放在屋里的大床中央，枕头没用处，被扔在一边。

我们每个母亲出去没有不掉眼泪的，但掉眼泪在当时实在是太平常了，自己抬起衣袖擦擦就行了，不值一提。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去红房子了，其他几个母亲也一样。孩子们饿了一夜，哭得响，但各自的母亲一来，喂上奶，全都安静地睡着了。我还是高兴的，因为妇联的人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香菇包子当早饭：“大家配合工作，工作就顺利，大家都能早回家。”

我注意到妇联的人说“早回家”，我想她应该说的是回城里自己的家，这也正好印证了舅母的消息：快了，快到回家的日子了。离舅母说的话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也就是说回家只剩两个月了。我想想毛毛，光辉，我们在城里的家，再看看川川，真是感觉好运要来了。

现在想起这些事，我只后悔我那么蠢。就因为一点点希望，就因为一个香菇包子，我就忘记把牙关咬紧，要是把嘴咬出血来我就不会掉以轻心了。我真是该死，怎么能像个橡皮筋一样反反复复呢？我忘了我的脖子伸得长长的，随时都在等着路过的风来决定我的命运啊。

妇联主任虽然回村了，但据说政策还没有定。“在等上头通知。”她说。

“我们稍安毋躁，再等一等。”她说。

“母亲们回家睡觉，早上来看孩子，喂奶，都是可以的。白天可以在红房子里跟孩子玩。”她说。

妇联的老张负责夜里看孩子，说是看孩子，也就是把他们放在床上不管不问，任凭他们哭。

“孩子一整夜没有奶喝，是真的饿。”

“还那么小呢。”

我们几个母亲都觉得孩子可怜，跟妇联主任商量能不能夜里留宿。

“就一张床，哪能睡下大人？你们多配合吧！难道我想干这个？夜里四个孩子一起哭，脑子都要炸了，一夜合不了眼。”老张埋怨道。大家都不吭声了。

“后天就能接通知。”妇联主任信誓旦旦地说，她跟我们挤眉弄眼，言下之意就是通知一下，我们就能回城了。

“大家都辛苦了，配合我们工作，感谢。”她说。

川川在红房子一个人过了三个夜晚，没有一个母亲愿意这样做，但我们做了。

第四天早上，我跟平常一样天没亮就出门了，一看到红房子，就听到婴儿们此起彼伏的哭声，但我知道出事了，哭声里没有川川的声音。做妈妈的怎么会分不清自己孩子的声音？我跑起来，身体在哆嗦，我感觉要摔跤，但奇迹似的没有。

我疯了一样跑到最里面那个屋子，放着婴儿们的大床上躺着我的川川，但他是脸朝下趴着的，他的脸埋在那个多余的枕头里。我把他抱起来，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我在那个时候也死了，后面的事情只记得一些碎片。我的身体还在，但我的心漏了一个孔，风从那里来去自如。

他们给我的解释不过是川川自己脸朝下睡着了，没人注意到他悄悄地不再呼吸。老张没有义务半夜去一个个检查婴儿们，他听到婴儿们的哭声，不可能知道少了一个婴儿。他们义正辞严，就像在杀死芬如肚子里的孩子时说的那样有理有据，好像接受这些随机的灾难就是我们的命运。

他们说可惜，就要回城了，出了这种事。他们说，不要声张，说出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其他三个婴儿也难回城了。他们说，任蓉蓉你想开一点。甚至有个妇联的人跟我说：你还年轻，再生一个，到时候说不定就没名额限制了，你也不用躲来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