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姑家住了半年。二姑有五个孩子，负担太重，一大家子人就够二姑和姑父对付了。我便写信要父亲接我回去。
回到父亲身边，我的尾骨和脊椎还没完全好，脖子上又生了好多疖子，围着脖子一个接一个。疖子到了一定时候会穿孔，里面流出像洗米水一般混浊的东西，又腥又臭。那苍蝇啊围着我飞，我到哪里，它们就飞到哪里。我拿着一把烂蒲扇不停地拍打，赶走了又飞回来，赶走了又飞回来。这病有个俗称，叫老鼠打洞，是个人见人嫌的病。那时候我大概有点像济公。
我又回到二姑那里。二姑每天上山釆一把草药，用石头砸烂，敷在我脖子上，再用布包好。每天一次，不到两个月，脖子好了，洗净草药，留下了这些疤痕。
自从尾骨受伤后，脊椎也受了伤，书也没读了，更做不了重活，我就只在家帮父亲做饭洗衣，也没挨过打了。
我十六岁那年还没来月经。那段时间，我发现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隔三岔五地找父亲。这人长得精瘦，尖嘴猴腮，小眼睛贼溜溜地转。见到父亲，两人就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一天，父亲忽然问我：“你多少岁了？”
我说：“满十六岁了。”
“十六岁在农村可以结婚生子了，我已替你找好了一户人家，过几天有人来接你。”
“我不结婚，你看我这个样子，人家还以为是个男的。我还小，不想结婚。背和尾骨还痛，到了别人家里不能不做事，要我走也得让我身体完全恢复好。”
爸爸烦躁地说：“这事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人家日子都看好了，我不能出尔反尔。”
“我知道你想尽早摆脱我。爸爸，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疼惜？我是你的女儿啊，你要看着我往火坑里跳？”
“这怎么叫让你往火坑里跳？人家成分好又有劳力，比跟着个‘右派’父亲会好得多。我这是为你好。”
“不要讲得那么好听。你那一脚差点让我成了残废，难道你一点点都不内疚？现在身体还没好，你就要把我赶走。”
“我顶着个‘右派’帽子，不那样做能行吗？”
“至少能轻点。你是想踢死我，只是没如你愿，没踢到头，踢到头我也许就死了。”
“不要讲这些有的没的，不去也要去，去也要去。”
话讲得如此决绝，我和爸爸的情分也到此为止了。
过了几天，那个瘦老头子来了，他和父亲打过招呼，说：“可以走了吗？”父亲点点头，跟他说：“拜托了。”又转身对我说：“带着你的东西跟伯伯去，他是个好人，不会害你。”
跟着这人大概走了四十几里路，一路上我横竖不开口，没和他讲一句话。七弯八拐总算到屋了，一堂屋的人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我害怕得要命，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躲起来。
瘦老头子叫我：“小秦，这就是我给你找的对象家，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要听话，手脚勤快些，好好做事。”
我茶都没喝一口，也没搞清哪个男子是我的对象，人群中就有个中年妇女对我喂了一声：“还站着，去做饭呀！”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一个男的——就是我对象，他倒起了怜悯之心——走过来，让我跟他去灶屋。背后传来了他们的谈话声，只听一个女的说：“要得要得。”灶屋里堆满了红薯，锅碗瓢盆乱七八糟地堆在灶上案板上，我不知该干什么。
那男的拿了些红薯给我，说：“洗干净，煮熟。”又指着一碗饭说：“这碗饭是父母吃的，把它热热。以后每餐就煮这么多红薯。妈拿米给你，你就煮点饭，饭是父母吃的，没我们的份。菜在门前地里，自己去摘。”
我把这些听在心里。吃饭时，我才偷偷注意到，挨着我所谓的丈夫站着的，还有六个弟弟妹妹，各人手里擎着一碗红薯，就那样站着吃。一碗酸菜摆在桌上，是他父母的下饭莱。
红薯润肠通便，长时间吃红薯，饭碗一放，一伙人第一件事就是冲进茅坑去解决问题。这让我忍俊不禁。
太阳沉到山那边去了，天变成灰灰的一片，暗了下来。阴历的九月，天黑得早了，终于要上床了。我跪倒在床上，像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哭啊哭啊。也不知道是哭自己还是哭他，心里一片空白，只是想哭。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哭居然有个人听。我想，有一个陌生人听我哭，也很知足。
最终我还是躺下了。他向我身上爬来，我步步退缩，退无可退了，他压上了我。我的背和尾椎一阵剧痛，痛得我一声惨叫。这惨叫是本能发出的，撕心裂肺地痛啊！他吓得不轻，滚到一边，喘息着，连连说：“我没碰你啊！我没碰你啊！”
我同样喘息着说：“我是因为痛！”我们就像打了一大架，彼此打累了，需要片刻的歇息。
不知过了多久，我好不容易爬下床（我总觉得那木床特别高），点了灯，上床坐好，望着他。那张扁平的脸虽不讨我喜欢，但显然不至于恶毒，我要把我的苦楚和盘托出，求得他的谅解。
“我不知我父亲是怎样对你讲的，我的伤势很重，不知哪天才能好。请你把我退回去吧。”
他说：“家里弟妺多，穷，我二十九岁了才结到这个婚。这次媒人那里还花了不少钱，退是不会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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