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山峰看作大自然惊人的力量在无尽光阴里缓慢劳作的丰碑，我们的想象力便会充满敬畏。

——莱斯利·斯蒂芬，1871年

一六七二年八月，欧洲大陆，一个夏日的正午。在米兰和日内瓦，居民们正在欧洲的烈日下挥汗如雨，而海拔数千英尺之上，辛普朗山口的雪地里——欧洲阿尔卑斯山脉的几处主要交汇点之一——托马斯·伯内特却在瑟瑟发抖。和他一起战栗的是年轻的威尔特伯爵——托马斯·博林的玄孙，托马斯·博林的女儿正是亨利八世那不走运的安妮王后。伯爵的家族认为这个孩子需要接受教育，而伯内特，这位拥有惊人不羁想象力的英国国教徒，此时已离开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教席，开始绵延十年的长假，并接连担任贵族少年的监护和指导人，年轻的伯爵便是其中的第一位。

这是伯内特见识天主教治下欧洲大陆的机会。他们要和阴沉着脸的向导和他那群叫唤着的骡子一起翻越辛普朗山口，然后一路南下，沿途经过狭长的波光粼粼的马焦雷湖，穿越丘陵地带的果园和村庄，行经绿呢毯般的伦巴第平原，最后下到色彩淡雅、陶冶人心的意大利北方诸城——米兰是第一站，这个男孩一定要见识一下这些地方。

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得翻过大山。辛普朗山口乏善可陈，顶上有一家简陋的小旅店，不是能舒舒服服歇一晚的地方。寒气袭人，当地还有熊和狼出没。这家旅店不过是个简陋的棚屋，由萨伏依人经营照管，但他们也是牧羊人，并不情愿身兼两职。

虽然有种种不适，伯内特却挺高兴。因为他发现这群山之中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一时间让比较的力量无处可施。在伯内特看来，这个地方真是与世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大相径庭。时值夏季，这里却遍布高高的雪堆，被风雕琢后凝结成冰，而且显然对阳光无动于衷。雪在日光下金光闪闪，而在背阴处看，又是软骨头那奶油般的灰白色。到处散布着房子大的岩石，向四周投下交错的蓝色影子。远远从南方传来雷声，可看到雷雨云砧远在伯内特脚下数千英尺外，聚集在皮埃蒙特上空。他高兴地发现，自己在风暴之上。

山下的意大利有著名的罗马城遗址，伯内特知道年轻的伯爵必须到那里一游，作为古典教育的一部分。伯内特自己也对古罗马神庙的断壁残垣和布满教堂壁龛的镀金圣人哭像倾心不已，然而此处山上，在阿尔卑斯的巨砾之间，在他后来描述为“隆隆作响的多山地带”，有一些东西在他看来远比古罗马遗址来得更令人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即使在他所处的时代，山峰总被视作饱含敌意、令人厌恶，伯内特却不知为何仍被这片山地深深打动了。“这些东西有一种庄严高贵的神态，”辛普朗山口之行后他写道，“在心中唤起伟大的思想和热情……和所有对我们的理解力来说太过庞大的东西一样，它们以‘过度’充满、制服我们的头脑，而且让头脑处于一种愉悦的恍惚和想象中。”

***

托马斯·伯内特在欧洲大陆度过了十年，其间他还将和数位受他监护指导的年轻人一起翻越阿尔卑斯和亚平宁山脉。看多了这些“荒芜、巨大、杂乱的石头堆和土堆”，他渐渐想要了解这陌生景色的来龙去脉。这些岩石是怎么变得如此四散分布的？为什么群山会对他的心灵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山峰极大地激发了伯内特的想象力和调查钻研的天性，他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对大自然中这般混乱局面的形成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否则心中难安。”

就这样，伯内特开始着手他那行文雅致的启示录般的杰作。山脉似乎是最永恒不变的事物，这本书成为第一本设想其过往的作品。伯内特写作时，正值欧洲噩兆频现的年代。一六八〇年和一六八二年，天上可见分外耀眼的彗星。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从一座火山顶上目睹这些天体之后，追踪和命名了他自己的“火红信使”（fiery messenger），并且（准确地）预言，它一七五九年会再次出现。欧洲各地出版了成千上万种小册子，预言各种灾难即将毁坏文明世界——君王驾崩、狂风暴雨扫荡田野、干旱、船只失事、瘟疫，以及地震。

就在这充满异象和凶兆的氛围中，托马斯·伯内特的《地球的神圣理论》（the 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于一六八一年问世。书最初用拉丁语写就，只谨慎地印了二十五册，还有一行献给国王的辛辣的题献词（以影射陛下的愚蠢）。伯内特的书没有朝前预言未来可能的灾祸，而是向后追溯到一切灾难中最大的那场——大洪水。《圣经》的正统观念认为地球从古到今一成不变，而正是《地球的神圣理论》开始破坏这一观念；也正是《地球的神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看待和想象山峰的方式。我们今天得以想象地貌的过往。探索它深远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伯内特历时十年思索毁灭崩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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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内特之前，人们对大地的概念缺少第四个维度——时间。有什么能比山脉更加永恒，更无可置疑地存在于斯呢？上帝赋予它们起伏的姿态，它们会永远如此，天长地久。十八世纪之前，《圣经》创世说决定着人们如何想象地球的过往。根据《圣经》，世界的开端是相对新近的事件。十七世纪，人们几次试图根据《圣经》给出的信息巧妙计算出一个确切的创世日，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马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james ussher）的推算。根据他那有些可疑却又一丝不苟的计算，世界于公元前四〇〇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九点开始诞生。厄谢尔的计算作于一六五〇年，而直到十九世纪早期，他的创世年表还印在英语《圣经》的肩注里。

有了这样的灌输，伯内特时代的正统基督徒就无法想象地球还有一段悠久的历史。人们普遍认为地球的年龄不到六千岁，而在这段时间里看不出它的老去。没有哪处地貌拥有值得思考的过往，因为地表看起来始终不变。山脉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形成于《创世记》所描绘的最初那个狂乱的星期。确切地说，它们在第三天被造出来，与此同时地球的极地被封冻，热带则变得炎热。它们的样貌从此便没什么变化，除了长一点地衣、受一点风霜侵袭这些表面影响外，就连历经大洪水后都安然无恙。

这就是通常的看法，然而托马斯·伯内特坚信，时人相信的这种开天辟地的经典无法解释世界的面貌。让他尤其疑惑的是大洪水的水力学原理。他想知道，这些水究竟来自地球何处，可以像《圣经》言之凿凿的那样，如此泛滥成灾，“淹没了最高的顶峰”？

伯内特计算，洪水若达到淹没环球高峰的深度，需要“八个大洋的水量”。然而《创世记》所载的四十天暴雨至多能降下一个大洋的量，这个水量都不够拍打到大多数山脉的山脚。“我们到哪里去找剩下的七个大洋的水？”伯内特问道。他推论，如果没有足够的水，那就是当时的陆地一定小得多。

于是伯内特提出了他的“蛋形世界”理论。他认为，创世之初，地球是一个光滑的椭圆形球体，就像一个蛋。这个蛋表面无瑕，质地统一，并没有高山峡谷破坏它优美的轮廓。然而，瓷器般的表面掩盖着复杂的内部构造。地球的“蛋黄”，即它的中心，充满火焰，围绕着这个蛋黄的是“一层一层环套的球体”，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而“这个蛋的蛋白”（伯内特坚持用蛋的比喻）是一个被水填满的深渊，地壳就漂浮在水面上。这便是伯内特式的地球构造。

伯内特断言，诞生之初的地球，表面虽无瑕疵，却并非无法破坏。经年累月，太阳晒干了地壳，使它起皱断裂。在它下面，深渊中的水开始更加汹涌地挤压变得脆弱的地壳，直到那场致命的巨大泛滥——大洪水——受造物者召唤而来。地球内部的大洋与熔炉最终撕裂了地球的壳。一部分地壳跌入新张开的深渊，洪水上涌，淹没剩下的大陆，形成了伯内特生动描述的“无边无际、在空中咆哮的巨大海洋”。地壳物质四处打转，岩石泥土混乱一片；大水退去，留下一片狼藉。用伯内特的话来说，它们留下了一个“躺在自身垃圾堆之上的世界”。

伯内特想要说明的是，他同时代人所认识的地球，不过是“一场大毁灭的镜像或图景”，而且是一幅非常残缺的映像。为了惩罚不虔敬的人类，上帝一举“毁灭了旧世界的构架，用它的残骸给我们造了一个新世界，我们今天就住在这个世界里”。地貌中最凌乱又最有魅力的山脉，完全不是上帝凭空造出来的，不，它们是大洪水退却后留下的残渣，是在大洪水的巨大力量下被扭转而后堆积的地壳碎片。事实上，山脉是人类罪恶的庞大纪念。

一六八四年英译本出版后，一大拨出版物随之涌现。伯内特认为地球目前的构造存在缺陷，并质疑对《圣经》的传统阐释，这些都激怒了很多人，他们纷纷写书驳斥他的神圣理论。很快，这场争论让伯内特的想法及其对立观点在学术界广为流传——拥护者和批判者都将《地球的神圣理论》简称为“理论”，人们也明白，不加说明地说“理论家”就是指伯内特。据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估计，《地球的神圣理论》是十七世纪最广为传阅的地质学著作。

就这样，学术界的想象力第一次参与设想地球荒野地貌的过往。伯内特争论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山脉的外表。它们不再仅仅是墙纸和背景——它们本身成为值得思考的对象。重要的是，也正是伯内特在后世心中确立了山脉既骇人又撩人的观念：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就被伯内特的散文深深打动，甚至想把《地球的神圣理论》演绎成一部素体史诗；约瑟夫·艾迪生和埃德蒙·伯克构想的崇高学说都受到伯内特著作的影响。伯内特看到了山地景色的壮美，并将它表达出来，由此为感受山脉奠定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伯内特为才华所累。剑桥向来自筑防线，谨防有害或有悖教义的学说进入，伯内特对《圣经》的质疑已经越界。光荣革命之后，他被迫离开教职，也被排除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候选人行列外。他作为英国国教神职人员生涯坎坷，当作家却声名长存。他提出地球表面的样貌可能并非一成不变，也因此开启人们对地球历史的不懈探究。在《地球的神圣理论》的序言里，他自豪地写道：“我收复了一个从人类记忆中失落数千年的世界。”他自豪得有理。伯内特是地质学史上第一位时空旅行者，一位朝向过往的历史探索者，一位对世上最陌生的国度、对久远过去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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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内特质疑了世界面貌一成不变的信念，却并未提出世界的年龄比厄谢尔算出的六千年长。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地球历史才第一次得以大幅延长。对所谓的“年轻地球”这一正统观念持异议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富于妙想的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布封（georges buffon）。布封在他简明扼要的《自然史》中勾勒出一幅世界历史全景，分为七个时代，他认为《创世记》所载的七天是一种隐喻，每一天实际上都指代一段漫长得多的岁月。他公然估算地球有七万五千岁，尽管他觉得这个数字还是过于保守。布封去世后人们发现了他的笔记，里面草草记下一个猜测：地球有数十万年的历史。

布封的办法真是巧妙：他把《圣经》记载的每一天都变成一段长度不限的时代，为地质学家着手发掘地球的真实历史创造了必要的时空条件，同时又守在尊重《圣经》的界限之内。正是布封和类似作家的作品将厄谢尔“公元前四〇〇四年”这一准确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估算转变为《圣经》直译主义的愚蠢图腾。因为一旦地球的历史不再局限于六千年，人们就有可能更系统地设想在更长远的时间段里发生过怎样的变迁。在这个刚刚变老的地球上，地质科学得以出现、立足，而又免于渎神的谴责。

到了十九世纪初，那些热衷于设想地球过往的思考者开始分化成两个思想阵营，一般称为“灾变论”和“均变论”。应该指出，十九世纪后期的地质学家——尤其是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倾向于夸大这两派互开论战的程度，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观点确实不同，双方其实并未明确划清界限。

持灾变论者认为，地球的历史是由重大地球物理巨变主导的：出现过一次或多次“大毁灭”，大水、冰冻和火撼动地球，几乎摧毁了所有生命。地球成了墓地坟场，埋葬着无数如今已经灭绝的物种。剧烈的潮汐运动、全球性海啸、大地震、火山爆发、彗星掠过——这些因素塑造、震荡了地球的表面，让它变得像如今这般崎岖不平。关于山脉的形成，有一个灾变说理论流传甚广：因为地球是从最初的白热状态冷却下来，体积慢慢缩小，地表很可能剧烈皱缩，就像苹果渐渐干枯时会起皱。地球上的山脉就是地表的褶皱波纹。

均变论者则大力反对这种剧烈突发性的地球历史观。他们主张，地球从未经历过全球性大灾难。诚然，有地震，有火山爆发，有海啸——这些现象无疑贯穿地质史，但它们是局部灾难，只是撕扯重塑了附近的地貌。当然，地表有过剧烈变迁，在所有山脉或海岸线上都可以看到证据，只不过这些变迁是通过地表的侵蚀损耗、缓慢而惊人地实现的，这个过程如今仍在进行。

均变论者力争道，假以时日，大自然的常规武器——雨雪霜冻、河流海洋、火山地震——会发挥最大的效力。因此灾变论者引为例证的灾难，事实上是一场缓慢而持久的地质对抗的结果。均变论的基础是“当下是解锁过去的钥匙”，换句话说，仔细观察当下地表正在发生的地质变化过程，就能推断出地球的历史。这是“滴水穿石”理念的地质学版本：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河流或冰川可以将大山一劈为二。时间，长久的时间——这就是均变论起作用所需要的唯一手段，而均变论者也一步步将地球起源的时间推向远古，比之前任何人想得都要久远。

最著名的早期均变论者是苏格兰人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他常被视作“古典地质学之父”。赫顿拥有一种直觉，能“倒推”物质变化的进程，可谓从地貌中解读过去。像所有地质学奠基者一样，他是个精力惊人的徒步旅行者，几十年间在苏格兰大地上来回行进，试图通过归纳和想象，感应是什么变化过程形成了如今的地貌。在一处苏格兰峡谷中，赫顿抚摸着灰色花岗岩巨砾上的白色石英皱痕，便明白这两种岩石间曾经发生的碰撞，他看到了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熔化的石英怎样挤进花岗岩母体的薄弱处。跟着赫顿探索，就进入了一个历史深远到骇人的世界。有个出名的例子是他的同事兼仰慕者约翰·普莱费尔（john playfair）讲述的，他们当时正探访贝里克海岸的一处地质遗迹。普莱费尔写道，赫顿解释起岩石构造所暗含的信息时，“会如此深入地看向时间之渊，头脑似乎都因此而晕眩”。

从一七八五年到一七九九年，赫顿的三卷本巨著《地球论》（theory of the earth）相继问世，这是他数十年思索地貌构造的结晶。他在书中提出，我们如今居住的地球，只是一系列不计其数的轮回中的瞬息剪影；山脉海岸看似永恒，实则只是我们自己短暂寿命造成的幻觉。如果我们可以活上亿万年，不仅能看到文明的没落，还能目睹地表面貌的彻底重构。我们会看到山脉受侵蚀变成平原，也会看到新的大陆在海底形成。从大陆上被侵蚀下来的碎砾躺在海底沉积层里，地心放热，慢慢将其岩化，即变成石头，又经过千百万年，石头被抬升上来，产生新的大陆和新的山脉。正因如此，赫顿说，山顶岩石中嵌着的贝壳不是大洪水冲上来的，而是由耐心且永不停歇的地质运动从海底抬升到山顶的。

赫顿没有给地球的年龄设限，根据他的观点，地球的历史可以向过去无限回溯，也可以向未来无限延伸。他著作的最后一句话流传后世：“因此，目前研究的结论是，我们没有发现开端的任何蛛丝马迹——也不知道终点在何方。”地质学对大众想象力的一个重要贡献，正是地球历史这种无法形容的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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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质学变革怎样影响了人们对山脉的想象？一旦地质学家揭示出地球已有千百万年岁，并且还在剧烈而持续地变化着，人们就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看待山脉了。这些“永恒”的雕像突然间具有了一种令人激动又困惑的易变性。山峰曾经看上去那么持久、那么永恒，实际上却始终在数不清的年月里被塑形、损毁、改变；它们当前的样子只是“侵蚀-抬升”这一永恒轮回中的一个阶段，这些轮回决定了地球的构造。

在地质学的审视下，一些不曾存在的风景突然出现，吸引新一代登山者来到山里。“我以前从未看到的，”霍勒斯-贝内迪克特·德·索绪尔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写道，“正是那些伟大山峰的骨架，我一直想了解它们的联系和真正的构造。”地质学为进山旅行提供了一个理由、一个借口——科学探索。一八〇一年，一位英国记者注意到：“一种对自然的过分好奇吸引欧洲各地的旅行者来游览旧大陆的制高点——勃朗峰，并去探索周围的冰川。这些地方最近大受关注——地质学家、矿物学家，甚至只是业余爱好者都满怀热望，成群赶赴那里；连妇女都享受着观看全新景观的快意，旅途劳顿一扫而空。”现在，看山也是“勘”山——是想象它们的过去。英国科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在一八〇五年说得好：

对地质探索者来说，每一条山脉都是对地球所历巨变的显著纪念。最崇高的推测被唤醒了，人们不再理会当前，而是沉浸在对过去的想象中，一心崇拜建立秩序的伟力，而这秩序乍一看是一片混乱。

于是，在我们更容易在山顶感受到的更为熟悉的眩晕之上，又添上了另一种眩晕——由久远年代引发的眩晕。正如伯内特在此前一个世纪提出的那样，登山不仅是一种在空间里向上的经历，也变成了一段于时间中回溯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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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赫顿也许可被称为地质学之父，但他绝不是最善表达的鼓吹者。除了那句令人浮想联翩的卷末语，《地球论》通篇写得深奥费解，就像他心爱的古老红砂岩一样通体一致，难以穿透。一直到三十年后，另一位名扬四海的地质学家才真正让地质学的迅速发展和惊人发现流行起来，并且吸引更多人走进群山之中。他就是苏格兰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正是他教导十九世纪的人们熟悉地质学的语言和想象，比伯内特甚至赫顿做得都出色。

成为一名地质学家之前，查尔斯·赖尔做过律师，法庭辩论的训练让他写得一手极清晰雅致的好文章。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三年间，他出版了一套三卷本著作《地质学原理：从目前地质运动的原因试论地表变迁历史》（the principles of geology: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former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 by reference to causes now in operation），细致而精彩地阐述了均变论背后的论点：研究当前是解锁过去的钥匙。这套书很快成了当时聒噪阶层的必读书，并被广泛翻译，到一八七二年已经出了十一版修订本。

赖尔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对细节的驾驭。就像达尔文后来在写作《物种起源》时做的那样，赖尔将层叠绵密、无可辩驳的事实和富于启发的趣闻结合起来，征服了读者——在事实方面，他的写作和他所描写的地质变化十分相似。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赖尔概括的知识亲切易懂，读者不需要特殊设备或长期训练也能解开地球的历史：需要的只是一双敏锐的眼睛，一点基础的均变论知识，以及足以促使自己站在“时间深渊”的边缘向下凝望的好奇心和勇气。只要具备这些最简要的条件，任何人都能参观世界上最动人的展览——地球的过去。

为了亲历这种体验山脉的新方法，让我们来到一八三五年的瓦尔帕莱索城，一处悬架在智利太平洋海岸上的险要之所。城名意为“天堂谷”，再难找到比这更不贴切的名字了。首先它并不在山谷中，而是坐落在太平洋滚滚卷浪和红色山脉之间一线还算平坦的土地上，那红色山脉就在城背后陡直升起。其次它完全没有天堂的样子。终年呼啸的海风卷走地表土层，地势陡峭，土壤苦咸，这些都意味着不会有像样的植被。人们住在溪谷沟壑间一簇簇矮小的白墙红瓦房里，除了他们，几乎找不到其他生灵。靠近岸边，平底小渔船在波涛间起伏，随时准备接待在深水里下锚的大船，因为瓦尔帕莱索是智利的主要港口，虽然看上去不太像。笼罩在这整个景象之上的，是夏季海边的干燥空气。

就是在瓦尔帕莱索，一八三五年八月十四日，查尔斯·达尔文上马出发，开启一段深入安第斯山脉腹地的长期探险。海湾里泊着他的船——装有十门炮的英国皇家海军双桅舰“小猎犬号”，达尔文是船上的科学观察员。在剑桥读书时，达尔文对地质学产生兴趣，在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从德文港起航前，他在行囊中装上了赖尔的《原理》第一卷，作为漫漫南美之行的消遣。停靠佛得角群岛时，他上岸验证赖尔的理论。等“小猎犬号”抵达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平地时，达尔文已经能想象力全开，“赖尔式”地解读看到的各种地貌：从当前的样子推断出深远的过往。“我总觉得我的书有一半出自赖尔的大脑，”他后来写信给朋友伦纳德·霍纳（leonard horner）说，“因为我一直认为《原理》的伟大价值就在于它改变了一个人整体的思维方式，于是这个人在看赖尔其实从来没见过的东西时，有一部分是透过赖尔的眼睛去看的。”

达尔文离开瓦尔帕莱索之后，先骑马沿着海岸向北走了一天去看化石贝壳层，有人告诉他这可不能错过。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漫长海岸布满钙化的软体动物，达尔文准确地推断出：由于地壳逐渐运动，它们被抬升至目前高出海平面数米的落脚点。看过贝壳——也看到一伙当地人带着锄头、铲子和手推车，成车成车地掠夺这些贝壳去烧制石灰——之后，达尔文调转马头朝向内陆，一路慢跑向上，穿越宽广肥沃的基约塔山谷（后来他在日志中写道：“任何一个把瓦尔帕莱索称作天堂谷的人，想到的一定是基约塔。”）。山谷里橄榄树密布，还有橘树、桃树和无花果树丛，被山民修剪成一方方小小的果园。高一些的山坡上，麦田在阳光下闪耀，再上面矗立着一千九百米高的基约塔钟峰，从峰顶能看到据说十分壮美的景色。达尔文要攀登的就是这座山。

他在山脚下的一座大庄园里歇了一夜，找到一位加乌乔牧人做向导，又得到几匹精壮的好马。他们向上进发，艰难地穿过树干粗壮的棕榈丛和山腰间修长茂盛的竹林。路不好走，夜幕降临时两人只走了到顶峰四分之三的路。他们在一口泉眼边支起帐篷，加乌乔牧人在竹子交错而成的棚架下生火，煎了牛肉条，烧水沏上巴拉圭茶。黑暗中，火光在竹子棚架上跳荡，有一瞬间达尔文觉得这火光照亮的竹子好似一座异域教堂。清境如许，月华似水，空气如此澄澈，达尔文甚至看得到二十六英里之外泊在瓦尔帕莱索的船只，桅杆历历可辨，像细小的黑色条纹。

第二天一早，达尔文爬上通向钟峰平坦山顶的绿色大岩石。从那里极目远眺，他看到了安第斯山脉一座座皑皑顶峰和堡垒；向下望去，能看到下方山体的侧翼上，有贪婪的智利金矿业留下的伤疤。这片景色让他震惊：

我们在山顶待了一天，我从未如此享受在山顶的感觉。风景本身就很美，而看到这些雄伟山脉唤起诸多思考，更让人心旷神怡。谁能不崇拜让这些山脉升起的伟力，谁又能不更崇拜打破、迁移乃至夷平这整个巨构所必需的无穷岁月呢？这里我不禁想起巴塔哥尼亚广阔的砂石和沉积岩床，如果叠加到科迪勒拉山系上，能让它们再增高好几千英尺。在那个国家时我曾困惑，山脉怎么能产生如此大量的砂石而不被彻底夷平？我们现在可不能推翻这个困惑，怀疑万能的时间能否把山脉——哪怕是科迪勒拉这样伟岸的山脉——磨蚀成碎砾和泥土。

从这个鸟瞰的视角，达尔文的目光不仅掠过空间，也深入时间。确实，观看眼前真实风景所获得的乐趣，与观赏他想象中的景色相比只能屈居其下——后者让他看到一度在此矗立的皑皑山峰和山脉，然而由于地质的“伟大力量”，它们已不复存在。达尔文事实上凝视着一座又一座心中的山脉，赖尔的学说让他新近才得以看到它们，真是奇妙无比。

达尔文的日志中，这样的时刻比比皆是。对于他出版的此行记录《小猎犬号航海记》的很多读者（这本书当时十分畅销），最刺激的点就在于不仅能跟随达尔文踏足暴风雨频仍的火地岛和巴塔哥尼亚的银色荒原，还能在新近发现的地质时间中来回穿梭。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是世界上最早的时间旅行船之一，它的曲速引擎由达尔文的天才想象和赖尔的洞察力共同驱动，亦成为后世“进取号”飞船的原型。

***

任何一个在荒野之境待过的人，都以某种形式感受过普莱费尔在贝里克郡以及达尔文在智利体会到的时间加深之感。某年三月初，我徒步走完奈西谷全程，那是环绕在苏格兰凯恩戈姆山脉背后的一道长谷。从横截面来看，这条峡谷是u形的，和那个地方所有的峡谷一样。之所以呈这个形状，是因为直到八千年前，苏格兰高地和威尔士、英格兰北部部分地区、北美大部以及欧洲很大一片区域一样，还在冰川覆盖之下。这些冰川慢慢移动，将大地挖起、碾碎、重塑。

那天在谷中行走时，我看到两边谷壁三分之二高处都有冰川留下的高潮印记，当年被冰川带到那里的巨砾形成一条参差的线，就像被冲刷到海岸上的零碎杂物。谷壁上还留下许多溪流横向切割过的印记，那是在冰川从谷里消退的数千年间刻进花岗石基岩里的。雨水不断从山脊边流下来，像回字纹一样刻进山体。水一旦找到一条路径，就会不停地加深它——冲走小的岩石颗粒，小颗粒又撞松其他颗粒，直到切割出小槽，小槽变成沟渠，沟渠变成溪流的河道。

顺着一条这样的河道，我爬上山谷东坡，到了高潮线上。欧石南上还积着一簇簇融雪，湿湿滑滑，我常常要用一只手向下探到石南丛中来保持平衡。接近巨石时，我还惊起一只岩雷鸟，它拍打着翅膀飞向白色天空，很快成了剪影。

到达巨石时，手已经冰冷，我把双手搓得“唰唰”响，然后继续向上，从一块巨砾跳向另一块，想象当年山谷就像个浴缸，装满了冰。每块岩石都有黑土围绕，白天岩石吸收的热量向外滤散，融化了周遭的积雪。我继续向前，直到坡度陡增，只得又往下回到谷底。小路把我带到一处面积大约有十平方米的裸露岩石边，我走上去，蹲下来研究它。岩石上的水平条状刻痕说明，它曾经是造就这个峡谷的冰川的摩擦点，是冰川巨大的肚皮擦过大地的地方之一。

我从岩石向上望去。雪刚下过，在薄薄一层积雪的覆盖下，峡谷之外肉眼可见的山峰呈现出灰色，轮廓也变得柔和。远处的山体在冬季白色的天宇下几乎分辨不出，只有一些深色线条依稀勾勒出个大概，让我想起炭笔素描或中国水墨画的精简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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