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是想着噩梦。”哈丽特告诉我。她穿着浴袍，脸上全是乳霜。她和我的姐姐路易莎打算出去举行女孩子之间的聚会。我猜她们有好多事情要谈——她们肯定会谈论我——所以她们不愿意我在场。同时也是要让我度过一个单身汉的夜晚。电影的导演晚些时候会前来带我出去晚餐，这部电影为我们带来如此难以置信而又令人烦恼的财富。
我注视着她的面孔。她那样看起来好像没有烦恼，我知道对于她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她的自制主要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和保罗好。哈丽特是守秩序的进步的瑞典人，却由于变成坚定而完美的守旧派，而反抗所有她接触过的先进信条。我们从来没有当着保罗的面争吵过，即便他还只是个婴儿的时候。与其说哈丽特相信要保护孩子，还不如说她相信要帮助孩子，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基础，这样每次生活高速飞行的钢球，将他们建造的东西完全摧毁之际，他们便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建设和再建设。
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哈丽特就变得非常乐观、镇定沉着。我认为她在八年前就开始学会如何做到这一点了，那时我从仅有的一次访问美国后归来。现在大概这已经成为无法控制的行为，即使她希望控制的话。今天早晨吃早餐，当我对保罗叫喊的时候，为避免保罗眼泪汪汪和我自己内疚，她抬起头来说：“我的天哪，你的父亲今天早晨狂躁不安，不是吗？”
保罗的注意力立即从对他的伤害，和施加这些伤害、不公正的人那里，转移到母亲的笑声上。他注视着她。
“这是因为他害怕在纽约他们会不喜欢他的歌曲。你的父亲是一个艺术家，宝贝，他们是非常神秘的人，艺术家。无数的人在纽约等着他，他们恳求他去，他们会给他很多的钱，可是他害怕他们会不喜欢他。告诉他，他错了。”
她成功地再次引发保罗对于他从未见过的地方的兴奋。我也马上重新拥有了我所有的魅力。我想要让保罗认识到，他在唱片套子上、报纸上和银幕上所看见的面孔，和他的父亲的面孔——那个间或对他叫喊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有时是极其困难的。当然，因为他只有七岁——就要八岁了，这个冬天他就要八岁了——他也不可能理解让我受挫的是什么。
“当然，你错了，你真傻，”他热情地说——引得我笑起来。他的英语带有很重的口音，事实上，他的英语不如法语好，因为他在学校里整天说法语。法语才是他真的第一语言，他最先听见的语言。“你是法国最伟大的歌唱家”——这声音听上去必定和他对他的同学发表声明时一模一样——“最伟大的美国歌唱家”——他如此礼貌地做出了认可，这已经不完全是种认可，它将我的地位拔高了，美国对于保罗来说，仅仅是一个迷人的字眼。那是他的父亲来自的地方，是现在他就要去的地方，一个非常少人看见过的地方。然而他的姑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向她看过去。“杜蒙夫人这样说的，她还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演员。”路易莎微笑着点点头。“她看过《野兽等待着我们》——五次！”当然，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杜蒙夫人是我们的门房，她从保罗生下来起就认识他。我猜想，直到他开始怀疑一切事物之前，他都不会对她说的任何事情产生怀疑。
他再一次向我看着。“所以你害怕是错了。”
“我对你嚷嚷也是错了。我今天不会再对你嚷了。”
“好吧。”他非常认真。
路易莎倒了更多的咖啡。“在纽约他要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瞧着吧。”
“当然，”保罗疑惑地说。他不是很明白“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是什么意思，尽管根据她的语调，他确信她的看法一定是与他一致的。他也不是十分理解这个姑姑，两个月前他才第一次见到她，那时她到达这里，来和我们一起过夏天。她的口音和他听过的任何口音都完全不同。他不是真正地理解，既然她是我的姐姐和他的姑姑，为什么她竟然不会说法语。
哈丽特、路易莎和我互相看了看，笑起来。“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哈丽特说，“意思是让他们十分佩服。不过你将很快学会所有美国式的表达方式。”她看着我，同时笑起来。“我也将如此。”
“那正是他所害怕的。”路易莎露齿一笑。“我们已经学会一些表达方式了，相信我。永远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说美国没有文化。我们的文化像酸奶一样浓厚。”
“啊哈，”哈丽特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打算晚一会儿去练习，”我告诉保罗。
他面露喜色。“好。”这意味着，晚一会儿，他会到我的书房来，我在钢琴和录音带上练习的时候，他就拿着纸和蜡笔躺在地板上。他知道我把这个提议当作橄榄枝。从各方面来看，我的儿子和我，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他再次看向路易莎。她一只手端着咖啡杯，另一只手夹着香烟；她的一些事情让他感到困惑。天还很早，所以她的脸上还没有化妆。她厚厚的灰白色短发，比平时更蓬乱，差不多就和我自己的一样蓬乱——晚些时候，她要去美发师那里；她比我白皙一点，也比我好看；事实上，路易莎具备了我们家族所有的长相特征。保罗知道，她是我的姐姐，她帮助抚育了我，当然，他还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她是美国南方一所学校的老师，出于某种原因，那和南美洲是不一样的地方。我能够看出，他试图将所有这些异国情调的细节，放进一个模式，能够解释她的奇异——奇异的口音、奇异的举止。与他一直结识的人相比，尽管她慷慨、乐呵呵、感情充沛，路易莎看上去一定是那种特别拿不准自己、对人特别不友善、戒备心强的人。
我感到好奇，他会怎么想他的伯伯诺曼，他比我老、也比我黑，他住在靠近阿拉巴马的小镇，那是我们出生的地方。诺曼会到船上和我们会面。
此时哈丽特重复着：“噩梦，噩梦。从来没有什么事，后来证明有你想的那么糟糕——事实上，”她笑出了声，“我很高兴地说，那几乎不可能。”
她的眼睛在镜子里搜寻着我的——她深蓝色的眼睛、苍白的皮肤、黑色的头发。我一直认为瑞典居住着的全是白皮肤、金发碧眼的女人，我认为作为一个瑞典姑娘，哈丽特黑得反常。可是我们访问瑞典时，我有了不同的发现。“欧洲，完全是一个种族的大杂烩，所以我才确信我永远都会无法理解你的国家。”哈丽特说。那些日子里，我们从没想象过，我们将会到这个国家去。
我很好奇她真正的想法。尽管如此，她还是对的，两天内，我们就要登上轮船，现在就整天想着我的不安，简直没有什么意义。我坐在床上，看着她保养她的面孔。我意识到我将会想念这间老式的卧室。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说，要扔掉这些从公寓带来的废弃的旧物，代之以没那么厚重的时髦家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
“嗯，或许一切都会好的，”我说，“整整一天我的情绪都很坏。我就是无法再唱歌。”我们都笑起来。她伸手拿了一卷面纸，开始揩去乳霜。“我想知道，保罗会如何喜欢美国，他是否交得到朋友——就是那些。”
“保罗会喜欢有你在的任何地方，有我们在的任何地方。不要为保罗担心。”
保罗到目前为止没有被别人叫过任何绰号。只有一次他问我们，混血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哈丽特对他解释说，意思是混合起来的血，并且补充说，现在差不多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血都是混合的。杜蒙夫人通过她自己的家谱，提供了淫秽的和详细的证据，这个家族起源于科西嘉的什么地方；这个故事的寓意，正如她所讲述的，就是女人是软弱的，男人是不可救药的，而且，老天哪，骇人听闻地聪明。杜蒙夫人的说法，是我更喜欢的，不过它也许并不适合保罗，这是一种最功利主义的说法。
哈丽特从梳妆台旁站起，走过来坐在我的大腿上。我和她一起倒在床上，她笑着低头贴近我的脸。
“嗨，不要担心，”她告诉我，“请你尽量不要担心。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处理得非常好，你瞧着吧。我们拥有对方，我们有我们的儿子，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所以，我们要比大多数人都幸运。”
我在她的下巴上吻了一下。“我要比大多数男人都幸运。”
“我也是个非常幸运的女人。”
我们沉默了片刻，单独在我们的房间内，这个房间我们共享了如此之久。哈丽特的身体随着呼吸的轻微起伏，时不时地挤压着我的胸脯，我想，假如我不曾离开美国，就永远不会遇见她，永远不会建立一种我自己的生活，永远不会走进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从一个种族、军队和教会所停滞的那个水平开始的。然而每一个人的生活，又总是由种族、教会和军队形成的；种族、教会和军队威胁和夺取很多生命。假如哈丽特出生在美国，她可能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或许是永远，来把我看作一个像其他男人一样的男人；假如我在美国遇见她，我永远也不能把她看作一个像其他女人一样的女人。公众的狂热和权威的习惯，同样也可能会成为我们个人的强制力，会让我们的眼睛失明。我们将永远不可能爱上对方。保罗永远不会出生。
也许，假如我一直待在美国，我会找到另一个女人，生下另一个儿子。不过那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儿子，处于不确定的消失掉的可能性之中。我同样也可能变成另外的什么人，不是演员—歌手，或许是律师，就像我的哥哥，或者是教师，就像我的姐姐。可是不，我是我已经成为的这个人，我身边的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可能会有的那些儿子们，没有任何意义，既然我有一个儿子，我给他起了我父亲的名字，叫保罗，我爱他。
我想起我看见的那些在美国被毁灭的事物、那些被丢失在那里的事物，想起那些对我和我的家人所具有的威胁。
我仰面对着哈丽特露齿而笑。“你爱我吗？”
“当然不爱。这些年我纯粹是疯狂地密谋着要去美国。”
“你是个多么有耐心的妇人。”
“瑞典人是非常有耐心的。”
她再一次吻吻我，站起来。路易莎走进来，同样也穿着浴衣。
“我希望你们俩不是坐在这里唠唠叨叨那个话题。”她看着我。
“喔唷！你是我见过的长得最抱歉的名流。我一直感到疑惑，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要雇用新闻媒介。现在我知道了。”她走到哈丽特的梳妆台旁。“宝贝儿，你介意我借用一些那种令人着迷的指甲油吗？”
哈丽特走向梳妆台。“我不确定我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种令人着迷的指甲油。”
哈丽特和路易莎，出乎我的意料，相处得非常融洽。似乎两人都发现，对方充满了最怪异和最愉快的惊奇之处。哈丽特教路易莎法语和瑞典语的表达方式，路易莎教哈丽特一些南方黑人带点黄色的表达方式。无论何时，只要一方没有搭配上对方的口音，她们便开始长时间地思索，推测语言是如何揭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态度。她们发现，所有欧洲的语言都包含一个片语，类似于“像一个黑鬼一样工作”。（“当然啦，”路易莎说，“他们让黑人为他们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表示她后悔不知道任何非洲的方言之后，“语言是体验，语言是权力，”路易莎说，“那就是我不断地试图想要告诉那些南方高傲的杂种们的。他们把自己的体验注入语言，我们就会有一种伟大的语言。可是，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全都想要像白人一样讲话。”接着她身体前倾，抓住哈丽特的膝盖。“我告诉他们，宝贝儿，白人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说不出什么东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知道这一点，他们需要你获得的东西，整个世界需要它。”然后她身体后倾，一脸的厌恶。“你以为他们会听从我的话吗？他们当然不会。他们只是径直地继续下去，努力要像白人一样讲话。”她的身体再朝前倾，看上去极为愤怒。“你知道他们有些人因为玛哈莉雅·杰克逊而感到羞愧吗？因她而羞愧，活着的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他们认为她很平常。”她四下环顾房间，好像她手里拿着一个瓶子，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砸下去的脑袋。
我想这是因为路易莎以前从未像这样和任何白人讲过话。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以前遇见的所有白人，需要消除疑虑，得到慰藉，需要让他们的良心感到刺痛而不是受到诅咒；他们无法、无法承受听见真相，因为这个真相将不可改变地毁坏他们自己的形象。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躲避一面真实的镜子，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要走过多长的历程。不过哈丽特的需要正好相反：她想要学习路易莎能够告诉她的任何东西，接着学习更多、再更多的东西，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哈丽特真正想要向路易莎学习的，是怎么最好地保护她的丈夫和儿子。这是她们今晚打算单独出去的原因。今天晚上，看样子，她们将要召开最后一次作战会议。我也许喜怒无常，然而她们，感谢上帝，是讲究实际的。
哈丽特在梳妆台上仔细翻找，这时路易莎转身向着我。“维达尔什么时候来找你？”
“哦，七点半左右，八点钟。他说他给我们订了座位，在某个十分时髦的地方，不过他不愿意说在哪里。”路易莎扭动着肩膀，抬起眉头，稍微做了个拳击的动作，露齿一笑。我笑起来。“不错。我猜接下来我们就会出去喝酒买醉。”
“我真希望你那样做。近来这几天，你情绪好得就像一块墓地。那样你宿醉了，明天就不会来烦我们。”
“你们宿醉又会怎么样？我了解你们女孩子喝酒的样子。”
“噢，我们会付我们自己的酒钱，”哈丽特说，“所以我不认为我们会有那个问题。可是你会受到别人的款待，像一个享誉国际的电影明星。”
“你们肯定你们不想改变心意，与维达尔和我一起出去吗？”
“我们肯定，”路易莎说。她低头看着我，发出轻微的被逗乐的咕噜声。“一个享誉国际的电影明星。我过去经常给你换尿布。我真没想到。”一瞬间，她变得很认真。“妈妈会为你骄傲的，你知道吗？”我们看着对方，我们之间的空气中装满了秘密，这秘密甚至连哈丽特也永远不会知道。“现在，从这里滚出去，那样我们可以穿衣服。”
“我把保罗带到楼下杜蒙夫人那儿去。”
保罗要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并且在那里过夜。
“最后一次了，”杜蒙夫人说，用手摩擦着保罗乱七八糟的黑色卷发。“我们会想念你，你知道吗？”然后她抬头看着我，笑起来。“他不在乎。他只对看见大轮船和纽约的那些奇观感兴趣。孩子们从来不会对旅行感到忧伤。”
“离去时我会很悲伤的，”保罗很有礼貌地说，“可是我父亲必须去纽约工作，并且他想要我和他一起去。”
越过他的头，我和杜蒙夫人互相微笑着。“他很聪明，你的小孩！”她又低下头来看着他。“你认为，我的小外交家，你会喜欢纽约吗？”
“我们不仅仅要去纽约，”保罗回答，“我们还要去加利福尼亚。”
“哟，你认为你会喜欢加利福尼亚吗？”
保罗看着我。“我不知道。如果不喜欢，我们就会回来。”
“这么简单。正该那样，”杜蒙夫人说。她看看我。“这是看待生活的最好的方法。一定要回来。你知道，我们觉得你也属于我们，这里，法国。”
“我希望你这么觉得，”我说。“我希望你这么觉得。我总觉得——总觉得这儿就像在家里一样。”我弯下身子，保罗和我互相亲了亲面颊。我们总是这么做——但是我们在美国能这么做吗？美国的父亲从不吻美国的儿子。我站直了身子，把手放在保罗的肩膀上。“你要好好的。我会来接你吃早餐，或者，如果你先起身，你来接我，然后我们明天可以一起消磨时间，在你妈妈和路易莎姑姑最后收拾好行李的时候。她们不想要两个男人在房子里晃来晃去。”
“同意。我们将要在哪里消磨时间呢？”他在说最后两个词的时候结巴了一下，他在模仿我。
“也许我们可以去动物园，我不知道。我会带你去埃菲尔铁塔吃午餐，你喜欢那样吗？”
“哦，是的，”他说，“我喜欢。”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好像全身洋溢着热情。他那小小的、结实的、集中的存在，其全部能量在为一块看不见的电池充电，给他的眼睛和皮肤增添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光彩，他深褐色的大眼睛——就像我的——还有他的皮肤，总是让我想起蜂蜜的颜色和太阳的火焰。
“行，那就这样。”我和杜蒙夫人握了握手。“晚安，夫人。”我按了电梯铃，注视着保罗。“再见，保罗。”
“晚安，爸爸。”
杜蒙夫人把他带到里面去了。
楼上，哈丽特和路易莎终于搽好脂粉，洒上香水，佩戴好珠宝，准备出发：去丽池酒店喝干马丁尼，而晚餐，“在某个非常昂贵的小地方，”哈丽特说，那之后大概会去佛里丝·贝杰尔。“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旅游者的夜晚，”路易莎说。“我正在努力研究如果我能让哈丽特现在的举止像个美国人，以后她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我非常怀疑，”哈丽特说，“我能够在佛里丝·贝杰尔忍受整整三个小时。”
“嗨，那我们就快速穿过城到哈里的纽约酒吧，去喝冰镇薄荷酒，”路易莎说。
我明白，完全摒除其他的一切，路易莎正在享受她有生以来最多的乐趣。离开巴黎，她大概也很悲伤，尽管她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有如此短暂的时间。
“纽约人喝这些酒吗？”哈丽特问。我想她是在列一份清单，记下人们在纽约要干的或者不要干的事情。
“有些人喝。”路易莎向我使个眼色。“你有听出这个瑞士女人讲话时带有阿拉巴马人拉长调子的语气吗？”
我们一起笑起来。电梯发出轧轧声停下来。
“我们会停一下，对保罗说晚安，”哈丽特说。她吻了吻我。“代我们向维达尔问好。”
“行。玩得愉快。不要让任何法国男人带着路易莎逃走。”
“我不是到巴黎来被保护的，假如我那样的话，你娶的这个野小妞也无能为力。我可能只是让每一个人心烦意乱，同时带一位法国伯爵回家。”她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电梯的轿厢下降了。
我走回我们被拆卸打包的公寓。它散发出搬离的恶臭味。大厅里的包裹和板条箱，明天就要运走，书架上没有书，厨房看起来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在那里烧过一顿饭，从来没有清晨或深夜时在那里慢吞吞地啜饮过咖啡。一会儿，我就得淋浴和刮脸，可是此刻我为自己倒了一杯酒，点燃一支香烟，走到外面的阳台上。这是黄昏时分，巴黎明亮的日光，开始变得暗淡，树木的绿色变黑了。
我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二年。这间公寓位于街角一幢大楼的顶层。从这里越过树木和屋顶看去，我们可以看见战神广场，埃菲尔铁塔就矗立在那里。这片土地的那一边就是塞纳河，我曾经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频繁地跨越这条河。我跨过巴黎的每一座大桥，我走过巴黎的每一个码头。我了解这条河，就像一个人最终了解一个朋友，我了解它，当它是黑色的时候，它在最深处守卫着全巴黎的灯光，同时在它浩瀚的寂静无声中，似乎在与躺在河水下面的死者亲密交谈；当它是黄色的时候，它邪恶地咆哮着，让拖船和驳船吃尽苦头，同时让人们记起洪水曾经上涨过，曾经杀戮过；当它平静的时候，是一片光滑、阴暗、肮脏的绿色，像主人一样招待划艇和观光船，偶尔抛起一条极其病态的鱼。整个夏天沿着码头站着的人们，手里拿着钓线，感激地接受这分泌黏液的物体，将它扔进生锈的铁桶中。我总是很纳闷，谁会吃这些鱼。
我上下来回地走来走去，很高兴独自一人。
这是八月，是所有巴黎人遗弃巴黎的月份，一个人不得不走好几英里，才能找到一家理发店，或者一家洗衣店，开在某条树木掩蔽的安静的后街上。一条大道上有一个人在行走，是一个伞兵朝着军事学院走去。几乎可以肯定，他也是在朝着阿尔及利亚走去，宁早勿迟。我有一位朋友，一个脾气温厚的小伙子，他总是在我过去工作过的俱乐部里厮混。他刚刚从阿尔及利亚回来，他很衰弱，身上一直发烧，同时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政府给他发放的抚恤金，每三个月总数为五万三千法郎，这个数目，即使不是难以理解的，也是武断的。不工作而依靠这笔钱生活，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谁会雇用一个半瞎的伤残退役军人呢？这个小伙子被永远地毁了，他离他的三十岁生日还有很久，而全法国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人。
如今在巴黎街头发现的阿尔及利亚人比较少。卖小地毯的、卖花生的、卖明信片的小贩，和兑换钱的商人消失不见了。我过去认识的男孩子们，尤其是在我到巴黎的头几年中认识的，都四散而去——或者被关到一起——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没有钱。他们三四个人一起，住在只有一扇天窗、一张硬帆布床的房间里，或者住在废弃的房屋中，窗户上是硬纸板，铺着鹅卵石的潮湿院子里布满古怪的管道，坐落在黑暗的死胡同里，或者远离巴黎市中心的令人恐惧的高地上。
阿拉伯人的小餐馆关门了——那些阴暗、刺鼻的小餐馆，我过去常在里面与他们会面，喝茶，服用大麻麻醉剂让自己兴奋，听令人着迷的弦乐，这种音乐与我从前所熟悉的所有拍子、所有节奏都无关。我一度以为北非人是我的兄弟，那就是我去他们的小餐馆的原因。他们对我非常友好，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一直非常喜欢我，甚至在我再也抽不起鸿运牌香烟之后，在我收藏的美国运动衫都不见了之后——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衣柜。他们似乎觉得，他们对这些东西有着充分的权利，既然我只能通过狡诈从这个世界上夺取这些东西——这意味着我无话可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的权利；也许我是通过背叛、通过拒绝对我的民族所遭到的苦难感同身受，从这个世界上夺取了这些东西。也许，确实，我与那些要对这种苦难负责的家伙打成了一片。
这是真的。他们的怒火，这个在他们全部的音乐里我唯一能辨别出来并对它有所反应的音符，却比任何时候都能有效地把我们分离开来。他们充分准备好，要将所有的法国人赶入大海，夷平巴黎城。可是我不能仇恨法国人，因为他们没有来招惹我。而且我热爱巴黎，我将永远热爱她，这是挽救了我的生命的城市。她让我弄明白了我是谁，从而拯救了我的生命。
一个极美的四月的早晨，在一座桥上，我知道我恋爱了。哈丽特和我手牵着手散步。这座桥是巴黎皇家桥，我们前面就是大钟，高高吊起，上面指着差十分钟十点；越过这个地方，是圣女贞德的金色雕像，她举起手中的剑。哈丽特和我沉默不语，因为我们刚刚为什么事情争吵过。如今回想一下，我认为那时我们的恋爱关系已经到了那种状况，必须要么结束，要么超出恋爱关系，更进一层。
我从一边看着哈丽特的脸，她脸色平静。她深蓝色的眼睛，眯缝起来对着太阳，她丰满的粉红嘴唇，依然有一点愠怒，像孩子似的。那些日子里，她几乎从不搽化妆品。我只穿着衬衫。她的脸使我想笑，我的手划过她短短的黑发。我想把她拉向我，对她说，宝贝，不要生我的气，就在那一刻，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心，让我屏住了呼吸。我们周围有无数的人，可是我只单独和哈丽特在一起。她也只单独和我在一起。我活到那么大，直到那一刻，还从来没有单独和任何人在一起过。这个世界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中间，击败我们不可能有结果的争吵，使得爱成为不可能。我活着的那些年，在那一刻之前，无论到哪里，始终和这个带着威胁、充满敌意、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世界牵扯在一起。不管我做过什么，说了什么，或感觉到什么，总是要睁着一只眼睛盯住这个世界——这个我一学会说我的姓名就差不多学会不信任它的世界，这个我知道一个人永远不能掉头而去置之不理的世界，这个白人的世界。因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不受它的控制；它不再因我而存在；我在和我的女朋友吵架。这是我们的争吵，它完全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与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不相干。我生平第一次，不再害怕愚昧无知的爱国精神，不再害怕他们——无论是穿着军服的还是没穿的——会痛打我一顿，而且把和我在一起的女人看作好像是最底层的贱民。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没有暴力危及我的权利、我的力量，让我能拥有和保护一个女人；第一次，第一次，感到女人，在她自己的眼中，或是在世人的眼中，不因我的存在而价值受贬。
阳光笼罩着一切，好像一个祝福，人们在我们的周围移动，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哈丽特的小手在我手中的感觉，干燥而充满信任，我转向她，放慢我们的步速。她抬头用她大大的蓝眼睛看着我，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我说：“哈丽特，哈丽特。你知道，某件非常认真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爱你。我爱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我用英语再说一遍吗？”
那是八年前，在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家探亲之前不久。
那时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在美国住了三个月。我回来时，哈丽特以为，我身上发生的变化，是由于我的悲伤——我变得非常沉默、非常消瘦。然而我母亲的逝世不是这一变化的原因。我已经知道母亲要去世了。我不知道的是，离开了差不多四年，我看到的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记得我站在栏杆边，看着我和勒阿佛尔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手放下来，不再挥动，手绢也不再飘扬，人们转身离开。他们骑上自行车，或者钻进汽车开走了。不久，勒阿佛尔就模糊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想到哈丽特，在已经离我很多英里之外的巴黎了，我双唇紧闭，以免哭出声来。
然后，随着欧洲落到水的下游，随着一天天过去，随着我们将欧洲的天空留在了身后，轮船上每个人的眼睛，可以说，都重新调整焦距，等待着对美国的最初一瞥。一种暗藏的喜悦、被克制住的期待，开始取代我的担忧。我想起这样的细节，比如淋浴，在巴黎是少见的。我想起这样的东西，比如含脂肪高的、冰冷的美国牛奶，和不易消化的巧克力蛋糕。我想知道我的朋友的状况，想知道我是否有什么朋友还留在那里，想知道他们是否会高兴见到我。
船上的美国人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坏，不过在离开了美国这么久之后，我被他们友好的天性所强烈吸引。这种友好不带任何的暗示，或想要暗示，彼此能建立起友谊。和欧洲人不同，他们几乎马上去掉头衔，直呼你的名字；和欧洲人不同，从此以后，没有给他们自己留下任何继续发展友谊的可能。一旦一个人变成“皮特”、“珍”或“比尔”，所有能够得体被知道的事都已经了解，任何也许要进一步深入的暗示，了解一个人名字后面的情况，可以说，都被当作是侵犯隐私，而那种隐私，十分荒谬的是，好像在美国人当中并不存在，因为他们是如此的不相信它。他们显然将隐私等同于无法言说的事情，这种事情只能在浴室或者卧室里面做，这种事情他们只向精神分析医师讲述，此外在畅销书的书页里读到。关于他们说的和做的一切事情，都有一种怪异恐怖、使人紧张不安的虚幻，好像他们都是同一队伍里的成员，按照某个无法抑制喜悦和不知疲倦发明创造的教练的命令行事。我为此而着迷。我发现它古怪得动人，但是我不能说我是不开心的。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尊重的美国人，相互之间也没有尊重。
最后一个晚上，也是仅有的一个晚上，大舞厅里举行欢庆演出，我唱了歌。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么多的美国人面前唱歌了。我在左岸怪诞的小酒馆里演唱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听众主要是法国的穷学生。但对于他们来说，我还是最叫座的，这时我已经是一个足以能够吸引观众的演唱者，在拉丁区和圣日耳曼德培，引起了几个批评家的注意，我的照片出现在《法兰西晚报》上，得到了合法的工作许可证，它让我可以多挣一点钱。不管有些音乐家是如何勤奋和才华横溢，或者不管我的听众是如何忠诚，他们依然不知道，他们依然不可能知道，我的歌来自于哪里。他们不知道它的趣味是什么。它是不可能翻译的：该死的，它最好是有趣的，或为避免哭泣而哈哈大笑，或者我做了什么才会如此悲哀、忧郁呢？
我走出去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他们开始微笑，他们敞开心胸，他们准备好要高兴一下。当他们注视我的时候，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微笑、等待、单纯的消遣、深深的慰藉。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看见一个黑人小伙子唱歌更熟悉的事情，世界上很少有比这更必要的事情了。正是在夜幕、我自己的夜幕的掩盖下，我才能够为他们演唱喜悦、激情和恐怖，而这些喜悦、激情和恐怖被他们偷偷携带着，就像不断贬值的走私货。正是在午夜虚幻的掩盖下，我才与他们迥异，因为我是黑人，他们才能够偷偷摸摸地凝视那些珍宝，那些他们被神秘地禁止去拥有的珍宝，那些他们永远不允许去宣告所有权的珍宝。
我唱了《我来啦，弗吉尼亚》、《带上这把铁锤》和《珍爱的主》。他们不让我走，我又回来唱了几支我会的最古老的蓝调。接着有人要求我唱《斯万尼河》，我唱了以后，惊讶我能唱，惊讶这支很久以前就不唱的歌，竟然有力量来感动我。那么大概，要是让这个记录完整，我希望唱《奇异的果实》，可是，这首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伟大的、饱受磨难的比莉·哈乐黛。所以作为结束曲，我唱了《美妙的干劲十足的早晨》，我猜我可以说，即使我没有阻止这场演出，我肯定也终结了它。我获得了热烈的鼓掌，我和几个餐桌上的人喝酒干杯，并且和几个姑娘跳了舞。
又过了一天一夜，轮船抵达了纽约。我醒来，马上彻底地清醒过来，我想，我们到了。我打开我住的小小客舱里的所有灯光，注视着镜子，好像是要记住我的面孔。我洗了个淋浴，花了很长时间来刮脸，非常仔细地为自己穿衣打扮。我走过轮船长长的通道，往餐厅走去，看见行李高高堆在电梯前面和楼梯的旁边。餐厅的一半是空的，充满急切而喜悦的激动，让我更加感到压抑。人们吃得很快，互相闲聊，急于到楼上的甲板上面去。他们好像避免与我的眼光接触，这是我的想象，还是真实呢？有几个人微笑着挥手道别，然而却把我给忽略过去；今天早晨，试着与我分享他们的激动，大概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大概他们不想知道是否能与我分享它。我走向我的餐桌坐下。我咯吱咯吱地咀嚼好像纸一样干的面包，喝了一壶咖啡。然后我给了侍者小费，他鞠躬，微笑，称我为“先生”，而且说他希望在船上再次见到我。“我也希望如此。”我说。
闪闪烁烁的带着疑惑的理解，若隐若现的带着讽刺的同情，那时出现在这个侍者的眼中，这是真实，还是我的想象呢？我走到楼上的甲板上面去。
一阵微风从水上吹来，不过太阳很热，使我回忆起纽约的夏天可能是多么的难受。甲板上所有的椅子都被搬走了，人们在甲板上原本摆放椅子的地方乱转，从轮船的一边走到另一边，顺着楼梯爬上爬下，栏杆那里挤满了人，他们忙着拍照——拍港口，拍对方，拍大海，拍海鸥。我沿着甲板慢慢地散步，一股比我自身还要强大的冲动，驱使我走到栏杆边。那里就是伟大的、没有完工的城市，连同她那些在阳光下闪耀的尖塔。她朝我们缓慢而耐心地走来，像一头巨大、狡诈和残忍的野兽，准备好吞噬一切，谁也无法逃脱。我看着她靠近，听着周围人们的声音，听着他们的兴奋和他们的高兴。无疑这是真实的。我看着他们喜气洋洋的面孔，心中纳闷我是否疯了。在那一瞬间，我真心诚意地渴望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感受，不管那是什么样的，只要知道那种感受像什么。随着轮船缓慢地驶入海港内，他们正在进入安全的港湾。仅仅只有我飘浮在危险之中。我转过头，寻找欧洲，可是伸展在我身后的是天空，海鸥密布。我从栏杆边走开。一个身材高大、黄棕色头发的男子，将他的女儿扛在肩上，指给她看自由女神像。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雕像对于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来说，她一直是个丑陋的笑话。美国国旗在轮船的顶端飘扬，就在我的头顶上。我曾经看见法国国旗使法国人陷入无法形容的狂热之中，我曾经看见名义上是我的旗帜，被用来粉饰最卑鄙的目的：如今，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当其他人看见旗帜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没有任何地方会像家一样。”附近有个声音在说，我想，该死的，肯定没有。我决定回到我的客舱里去喝一杯。
我的客舱里有一封哈丽特发来的电报。上面说：“安好。速归。我等待着。”我小心地把它折好，放进胸前的口袋里。接着我感到疑惑，我是否还能够回到她的身边。我要多久才能赚到钱离开这个国家呢？我的前额上冒出汗水。我从几乎空了的酒瓶中给自己倒了点威士忌。我在小小的客舱内踱步。客舱内寂静无声。现在没有一个人在下面的客舱里。
在头等舱的休息室里，面对穿制服的人时，我不是很清醒。他们有两个人；他们并非不友好。他们看了看我的护照，他们又看了看我。“你已经离开很长时间了，”他们中的一个说。
“是的，”我说，“有一段时间了。”
“这段时间你在那里做什么？”——露齿的笑容意图隐藏的，要多于它显露出来的，这便令人讨厌地显露出更多的东西，多于它能够隐藏的。
我说：“我是个歌手。”房间好像在我的周围摇晃。我继续保持住我希望是冷静而坦然的笑容。我已经这么长时间不曾与这些面孔打交道，都忘记了怎样去做这件事。我曾经知道怎样准确地为我的声音，在简慢无礼和讨好屈从之间定调，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像剃刀的刀刃一般的黑人小孩的笑容，能够转移愤怒。可是我已经忘记了所有这些花招，这些我的生活一度依靠的花招。我曾经是一个专家，擅长使这些人困惑，让他们感到强烈的不安，正好就在他们为我而设的陷阱的外面手舞足蹈。可是如今我不再是专家了。这些面孔不再仅仅是两个白人的面孔，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们是我所不理解的两个白人的面孔，我再也不能按照我所熟悉的他们的卑怯、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策略，来制定我的对策。桥上的那个时刻，已经将我身上的旧痕迹永远地抹除了。
“不错，”他们中的一个说，“就在护照这儿，它就是这么说的。不过，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他们抬头看着我。“你在那里演唱过很多歌吗？”
“唱过一些。”
“什么样的——音乐会吗？”
“不是。”我感到好奇，我看上去像什么，听上去像什么。从他们的眼中，我找不出任何答案。“我在几个夜总会演唱过。”
“夜总会，呃？我猜在那里他们喜欢你。”
“是的，”我说，“他们好像喜欢我，还可以。”
“好吧”——我的护照被盖了印，交还给我——“让我们期望在这里他们也会喜欢你。”
“谢谢。”他们笑了——这是在笑我，还是我的想象呢？我提起我携带的一个包，把军用雨衣搭在一边的肩上，走出一等舱休息室。我站在向着跳板缓慢移动、喃喃低语的队列中。我一直朝前看去，看着那些脑袋、微笑的脸庞，走入跳板天篷的阴影下，接着迅速地往下走，从视野里消失不见了。我把护照放回到胸前的口袋里——速归。我在等待着——手里抓住我的登陆卡。然后突然地，我已经到了这里，站在轮船的边上，注视着下面通向地面的坡道。跳板的尽头，在地面上，站着一个穿制服的身材厚实的男人。他的帽子推到长着灰白色头发的后脑勺上，他的脸潮湿发红。他抬头看着我。这是我忘不了的脸，引起我噩梦的脸；大概是仇恨导致我更好地认出这张脸，胜过我能够辨认出每一个爱人的脸。“快点，小伙子，”他大声叫喊，“快点，快点！”
我几乎要笑起来。我到家了。我摸了摸胸前的口袋。我想起一首歌，我偶尔会演唱：《何时我将成为一个男人？》。我走下跳板，有点儿蹒跚，把我的登陆卡交给这个男人。
晚些时候，一个海关检查员检查了我的行李，挥手让我离开。我提起我的提袋，走下通往大门的长长的走道，去往城里。
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看见路易莎向我跑来。我丢下手中的提袋，双臂抱住她，泪水盈眶，滚下我的脸。我不知道这泪水是因为见到她的喜悦，还是由于愤怒，或者两者都有。
“你好吗？你好吗？你看上去棒极了，可是，哦，你瘦了吗？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揩干眼泪。“见到你同样真是太好了，我打赌你以为我永远不会回来了。”
路易莎笑起来。“如果你不回来，我也不会责怪你。这些人就是和以前一样陈腐，我发誓我不信他们还有任何希望。你的法语怎么样？老天爷，每当我想到学法语的是我，而现在我却不能够说一个字。而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它，却可能说得像当地人一样。”
我咧嘴一笑。“不错。我说得还不错。”我们走下宽宽的阶梯来到街上。“我的上帝，”我说，“纽约。”我当时没有注意到它的那些高楼。我们在高架公路的阴影里，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既不是光线，也不是阴影，而是噪音。它同时来自许许多多的东西，有卡车、车胎、离合器、刹车和车门发出的声音；有机器移动、碾压、滚动、剪割、挤压的声音；有建筑隧道、检查管道、铺设电缆、挖掘地基的声音；有铆钉的咔哒咔哒声、打桩机的尖锐刺耳声、大铁锹的铿铿锵锵声；有捣毁、竖立墙壁的声音；有来自无数收音机、电视机和电动唱片点唱机的声音。人类的声音，通过他们紧张和带有敌意的口气，将自己和野兽的吼叫声区别开来。另一个肥胖的男人，身穿制服，脸庞发红，为我们招来了一辆出租车，礼貌地用手触了触帽檐，然而只能勉强挤出一句专横的咆哮：“就在这边，小姐。走上前来，先生。”他在我们的身后猛地关上出租车的门。路易莎指给司机去纽约客旅馆的路。
“他们那里让我们住吗？”
她看着我。“在纽约他们有法律，亲爱的，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把你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法院里。然而在纽约客他们不会这样了，我相信他们已经领悟到法律所传递的信息。”她抓住我的手臂。“你看见了吗？尽管砍砍劈劈、轰轰隆隆，事实上这个地方并没有改变很多。你仍然听不见你自己的谈话。”
我自忖，也许那就是要点。
第二天清晨，我们结账离开旅馆，乘飞机去阿拉巴马。
我听见门铃声的时候，刚刚踏出淋浴间。我迅速地擦干自己，穿上浴袍。当然，这是维达尔，他也是非常优雅的，浓密的灰白色头发很有光泽，他黑黝黝的、愤世嫉俗的、像吉卜赛人的面孔，刮过并且搽了化装水。平常他看上去绝对是一种老式的派头。然而今晚他短而肥胖的身躯，装在一套深蓝色的西服中，他的蓝色领带上别了一个含有讽刺意味的珍珠别针。
“进来吧，给自己倒一杯酒。我马上就来。”
“嘿！我是准时的。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考虑不周。”
可是我已经回到浴室里。维达尔放上一张唱片：玛哈莉雅·杰克森唱的《歌唱我将来的生活》。
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他坐在打开的窗户前面的一张椅子上。白昼已尽，但是天还没有完全黑。树木在正在变暗的天空的映衬下，变成了黑色。窗户的灯光和汽车的灯光，是带环状的黄色。街灯还没有亮。仿佛是出于对已逝白昼的尊重，巴黎在把她的角色分配给一个更富戏剧性但低等的表演者之前，等待着合乎礼仪的幕间休息时间。
维达尔喝的是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打量着我。
“嗨。你好吗，我的朋友？你差不多就要走了。离开我们你愉快吗？”
“不。”我说话的力道比我打算要用的更大。维达尔扬起眉，看起来开心而又冷淡。“我从来没有打算回到那里去。我肯定从来没有打算在那里养育我的孩子——”
“但是，我亲爱的，”维达尔冷静地说，“你是一个明智的人，你肯定知道，有一天你可能会回去。”他停顿一下。“而且，说到保罗——你就从来没有想到，也许他希望有一天，能去看看他父亲和他父亲的父亲出生的国家吗？”
“要那样的话，真的，他应该去非洲。”
“对于他来说，美国永远比非洲更有意义，你知道那一点。”
“我不知道。”我干掉了我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他为什么会想要漂洋过海，只为了被人叫一声黑鬼呢？美国永远不会给予他任何东西。”
“它给了他他的父亲。”
我注视着他。“你的意思是，他的父亲逃离了。”
维达尔仰头大笑。如果维达尔喜欢你，他肯定会笑你，而他的笑声可能是非常使人紧张不安的。不过那表情，那随着笑声而来的沉默，也可能是非常使人紧张不安的。而此刻，在沉默中，他问我：“你真的认为你逃离过什么吗？得啦。我确信你是一个比那更好的人。”他走向放着酒的桌子。“我们的那个电影，让你变得那么有名，而且如同我现在所见的，那么烦恼，归根结底，你在里面扮演了什么？准确地说，如果不是他采取所有可能的途径逃离，而这些途径都让他失败了，这个混血儿的吟游诗人的悲剧是什么呢？”他停了下来，一只手拿着酒瓶，看着我。“你还记得我必须把你的表演才能发掘出来的痛苦吗？你是多么恨我，有时看上去就好像想要开枪打死我！你还记得齐科这个角色开始变得有生气的时候吗？”他倒出酒。“回想，记忆。我是一位十分伟大的导演，不过请原谅！我无法从任何人身上发掘出这样的表演，除了你。你想的是什么，你脑子里装着什么，最后，当你开始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做过什么样的噩梦——坦率地说？”他走回他的座位。
电影里的齐科，是一位马提尼克妇女和一位法国陆军上校的儿子，对于他的母亲和父亲，他两个都痛恨。带着仇恨，他从岛上逃到首都。很自然，这种仇恨现在蔓延至所有皮肤黑的妇女和所有白人男子，一句话，每一个人。他堕落到巴黎的黑社会里，死在那里。lesfauves——野兽——指的是他逃离的生活，和吞没了他的生活。我同意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觉得我或许能演好它，通过心中记住的北非人，我在巴黎观察了他们这么长时间。可是这并不能使维达尔满意。就在我们排练一个相当简单、直截了当的场景时，矛盾终于爆发了。齐科走进低俗的皮加勒酒店的舞厅，向酒店的法国主人乞求一份带侮辱性的工作。这个法国人让他想起他的父亲。
“你在扮演这个小伙子时，似乎把他想象成高贵的野蛮人，”维达尔冷冰冰地说。“它来自何处——这段时间你一直表现出来的、所有这些糟糕的矫揉造作？”
每一个人都沉默不语，因为维达尔极少这样说话。这一沉默告诉我，每一个人，包括和我一起出演那个场景的演员，以及所有在“舞厅”的人，对于我的表演的看法都与维达尔一样，同时也对他打算就此做些什么而松了一口气。我觉得丢脸，愤怒得说不出话来；不过大概我，在我内心的最深处，也感觉到某种轻松和勉强的尊重。
“你表演的完全错了。”他更加温和地说。接着他说：“来，让我们一起去喝一杯。”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瓶酒和两个玻璃杯。“原谅我，不过你让我想了某些英国的贵族女演员，她们喜欢出演妓女，只要总是让观众绝对清楚地知道，她们是真正的贵夫人。或许她们都读过一本书，那并不常见，唉！《芬妮·希尔》，她们会让司机开车载她们从苏荷区经过一两次——于是她们来到舞台上，她们的表演绝对充满细节，但每个细节都没有意义，毫无疑问，她们是在演戏。这就是英国人所谓的成功。”他倒了两杯科涅克白兰地。“那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小伙子是谁，你认为他的感觉是什么，他是在什么时候想要求得这份工作？”他仔细地观察我，我对他的神色感到愤愤不平。“你来自美国。那里的情况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是那么愉快。我知道你也许不像——有些人——那样贫穷，难道你真的不能理解齐科那样的年轻人的感觉吗？难道你，你自己，从来不曾处于相同的境况吗？”
我痛恨他的问题，因为我清楚他知道问题的答案。“我大概一定是个十分幸运的黑人，才不曾处于这样的境况。”
“你大概一定是个十分幸运的人。”
“哦，上帝，”我说，“请不要向我兜售什么一切痛苦都是平等的。”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尖锐地说，“没有其他的解释。”
然后他沉默了。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后坐下。他切了一支雪茄，点燃，一口又一口地喷出烟雾，好似要阻止我们把对方看得太清楚。“考虑一下这一点，”他说，“我是个法国导演，从来没有去过你的国家。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除了，也许，从历史的角度——我的意思是，因为我是一个白人——可是我不能因此而遭到指责——”
“可是我可能会，”我说，“而且我是受到指责！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假如我必须为历史将我的皮肤的颜色写进去而付出代价的话，你竟然会逃脱惩罚！”不过我对我的愤怒感到吃惊，我不知道我会说出这些话，事实上我在颤抖，通过他看我的眼神我知道，从一个内行的观点来看，无论如何我正在干着合他心意的蠢事。
“什么让你认为我要受到指责呢？”他的脸色看上去厌烦而又严峻。“我是一个法国人。看看法国。你以为我——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历史付出代价吗？”他走向窗口，凝视着外面有点令人生厌的小镇，电影制片厂就坐落在这里。“假如你想要的是复仇，那么好吧，让我告诉你，你将会得到它。你很可能将会得到它，无论你想要还是不想要，我们的愚蠢将会不可避免地制造它。”他转身面对着房间。“不过我恳求你，不要把我和你们国家那些快乐的人混为一谈，他们几乎不知道，有历史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存在，很自然地，他们就想象自己能够，如同你所说的那样，逃脱惩罚。那就是你正在表演的，那也是我想要说的。我想要说的是，我是一个法国导演，从来没有到过你的国家，从来没有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可是现在，在这个房间里，你不是在对那个人谈话。你不是在对让—卢克·维达尔谈话，而是在对某个其他白人谈话，你记得他，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停了一下，走回他的办公桌。“哦，大部分时候你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可是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也一定存在，因为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出现了。所以你没有真实地表演出齐科，你在表演他的时候撒了谎，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现在，你回去重新排演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希望你记住，在这个房间里刚刚发生的情况。你带着你的过去进入这个房间。那也是齐科做的事情，在他走进舞厅的时候。他向那个乞求工作的法国人，不仅仅是一个法国人——他是声明与他断绝关系和背叛他的父亲，而且他仇恨所有的法国人。”他微笑着，又给我倒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啊哈！如果不是为了我的历史，我才不会找这么多的麻烦，发掘出你身上的真相。”他看着我的眼睛，半微笑地说。“而且你，你生气了——你没有吗？——我向你要求真相。你认为我没有权利这么要求。”接着他说了一些话，他知道这些话会激怒我。“那么你是谁，来到法国对你有什么好处，同时你将怎样抚育你的儿子？你将教育他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说实话吗？”他在办公桌后面动了一下，看着我，好像是从一个街垒的后面看着我。
“你没有权利这样和我说话。”
“噢，是的，我有。”他说。“我有一部电影要拍，我要维持我的声誉，我要在你的身上发掘出表演的才能。”他看看他的手表。“让我们回去工作。”
现在我注视着他，这个安静地坐在我的起居室里、不屈不挠、愤世嫉俗、诡计多端的法国老人，十分好奇，他是否知道我内心深处的噩梦，因为我所扮演的齐科的角色，就是保罗全部可能的命运。这不过是以另一种方法说，我重新去体验那些几乎毁灭我的灾难；可是，因为想到保罗，我发现我再也不希望，我儿子对于我的感觉，会和我对于我自己父亲的感觉一样。虽然我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可是我曾经见过他不得不承受的屈辱，我曾经同情过他。不过那种同情，不管多么地痛苦和勉强，难道其中就没有些许的蔑视吗？因为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承受的是什么呢？我仅仅知道我是他的儿子。不管怎样，他爱我，不管他承受的是什么，我，他的儿子，被别人瞧不起。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也无法做任何事情来阻止，无法做任何事情来保护我。他所能希望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我对此有所准备；甚至在那一点上，他都失败了。对于吐到脸上的唾沫，对于不知疲倦、别出心裁的恶意，对于说不出有多悲惨的卑微的人们的恐惧——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个体的身份认同，他们的欢乐和安全完全取决于他人的羞辱和苦恼——一个人如何能有所准备呢？
可是为了保罗，我发誓，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在保罗和这个世界的噩梦之间，我会不惜抛下我的生命和工作。我要让这个世界再也无法像对待我父亲和我一样对待保罗。
玛哈莉雅的唱片结束了。维达尔起身将它翻过来。“怎么样？”他充满深情地看着我。“你的噩梦，讲讲吧！”
“噢，我正在想我在阿拉巴马度过的那个夏天，那时我母亲刚去世。”我停了下来。“你知道，我们最后拍摄那个酒吧的场景的时候，我想起了纽约。在阿拉巴马我吓坏了，可是在纽约我差不多要疯了。我一度很肯定地以为我永远也无法回到这里——回到哈丽特身边。而且我知道，如果我无法回到这里，那将会是我的终结。”现在玛哈莉雅在唱《圣徒进行曲》。“我在城里找到一份开电梯的工作，在城里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里面。一份特殊的恩惠，我父亲的一个白人朋友为我找到的。在南方，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全都——依靠——着——白人朋友的——好意。”我拿出手帕，擦干我的脸。“可是这个人不喜欢我。我猜似乎是我没有表示出足够的感激之意，没有足够得像我的父亲那样，他记忆中我的父亲那样。而且我无法重新适应城里的生活，我离开太久了，我恨它。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怕的城市，整个城市看上去好像是建筑在监狱周围。法院大楼里有一间屋子，他们会在屋子里痛打你。也许你夜晚沿着大街走——这通常发生在晚上，不过也会发生在大白天——警车从你身后开上来，警察说：‘嘿，老弟。到这里来。’因此你走过去。他说：‘老弟，我相信你醉了。’你瞧，如果你说‘没有，没有，先生’，他就会揍你，因为你在说他撒了谎。如果你说其他话，除非你说的话让他发笑，否则他会把你带进局子里揍你，只是为了寻找乐趣。窍门就在于，为他们想到一套方法，逗得他们开心，又不会痛打你一顿。”
巴黎的街灯亮了，把所有绿色的叶子变成银色。“或者是迎合他们的想入非非。他们会做任何事情，竭尽所能，来证明你和狗没什么两样，让你感觉你就像一条狗。他们恨我，因为我去过北方，到过欧洲。人们一直说，我希望你没有把外国的东西带到这里，老弟。于是我就会说‘没有，先生’，或者‘没有，太太’，可是我从来没有说对过。只有一次，他们全都记得，我说对了。然而现在他们能看出我是鄙视他们的——我猜，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他们知道我鄙视他们。不过我对他们的鄙视，并不比其他人更厉害，只是其他人从来没有让它显露出来。他们懂得怎样让白人高兴，这很容易——你只需让他们感到，全世界似乎他们才是上帝的宠儿。他们在周围走动，脸上带着大大的、傲慢而愚蠢的、龇牙咧嘴的笑容，有色的人群喜欢看见这一幕，因为他们是如此地恨他们。‘只要看看某某人，’有人说，‘今天他把白色带在身上。’当我们不恨他们的时候，我们怜悯他们。在美国，那通常意味着你有了一个白人朋友。你怜悯那个可怜的坏蛋，因为他生下来就相信，这个世界是个美妙的适合生活的地方，而你知道它不是，你能够想象，他将要经过一段可怕的时间，来渐渐适应这个想法，假如他终究适应它的话。”
这时我再次想起保罗，他那双眼睛还在幻想我能够做任何事情，他那如蜂蜜和火焰颜色的皮肤，他乌黑的卷发。我再次看着外面的巴黎，听着玛哈莉雅的歌。“也许先经历一段可怕的时间会比较好。我不知道。然后也许，假如你还活着的话，你就能过一种比较好的生活，一种真正的生活，因为你必须如此艰苦地战斗，让你的生活远离——你知道吗？——那条紧紧咬住它的疯狗。可是话说回来，你的生活也沾满了那些牙印，千疮百孔，鲜血淋漓。”我走向酒瓶，举起它。“临走前再来一杯吧？”
“谢谢你。”维达尔说。
我为我们倒了酒，他注视着我。我以前从没说过这么多话，至少对于这些事情没有说这么多。我知道维达尔也有过梦魇般的经历，因为他这么了解那些梦魇，可是他从没告诉我他的是什么。我想他大概不再谈他的梦魇。我知道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还把他关进德国的监狱。他极少提起它。他有一个结了婚的女儿，住在英国，他也很少说到她。他就像一个人，学会了依靠一份巨大的幸运遗留给他的东西生活着。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请继续说下去，”他微笑着说，“我很好奇在你真实表演后面的真相。”
“我的姐姐，路易莎，一直没有结婚，”我突如其来地说，“因为，很多年前，有一次，她和与她约会的男孩，还有他们的两个朋友，开车出去，警察拦住了他们。和他们一起的女孩，肤色很白皙，当她说她是黑人时，警察假装不相信她的话。他们让她下车，站在汽车前照灯的前面，脱下她的裤子，撩起上衣——他们说他们确信那是唯一的方法。你能想象他们都说了什么，干了什么——而且，他们是幸运的，这事没有闹得更大。男人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此做点什么。路易莎无法再面对那个男孩，我猜他也无法面对她。”现在房间里真的越来越黑，我走到电灯开关那里。“你知道，我了解那个男孩的感觉，我有过那种感觉。他们想要你觉得你不是个男人，也许那是唯一能让他们感觉像个男人的方法，我不知道。我在纽约四处走动，口袋里揣着哈丽特的电报，仿佛它是什么原子能的机密，是代码，如果他们弄明白了它的含义，就会杀了我。你知道，人一旦像那个样子，什么地方都不对劲。感谢上帝，哈丽特在这里，她证明了，这个世界要比那个他们想要我在里面生活的世界大，我必须回到这里，回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们忙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私生活，没有时间来营造对于我的幻想，在我的周围设置围墙。”我看着他。房间里的灯光使得外面的黑夜变成深蓝色和金黄色，埃菲尔铁塔的巨大探照灯在夜空中转动。“那就是美国的样子，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我总觉得在那里我是不存在的，除了在其他什么人的——通常是肮脏的——心里。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明白，我不希望哈丽特遭受那样的经历，我也不希望在那里养育保罗。”
“唔，”他最后说，“没有人要求你永远待在美国，是吧？你会在那个高雅的俱乐部里演唱，很明显，俱乐部觉得没有你就无法开门，无法长期经营下去，而且你可能还会接到电影邀约，不去是很傻的。你将会赚很多钱。那么，有一天，你会记得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依然营业，法国依然存在。而那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在戴高乐上台之前，维达尔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可是他为戴高乐官运亨通的方式感到遗憾，为戴高乐的政权感到担忧。“这不是我的将军的错，”他有时候伤心地说，“也许这是历史的错。我猜这必定是历史，它总是在一个文明国家最没有准备要付账的那个时刻为它买单。”
此时他站起来，走到外面的阳台上，好像要重拾起他自己对于法国现实的信心。玛哈莉雅正在唱《没有下雨吗？》。我走出去，站在他旁边。
“你是个好小伙——齐科。”他说。我哈哈大笑。“你相信爱情。你不知道爱情无法做到的所有事情，可是”——他微笑着——“爱情将教会你那个。”
晚餐后，我们去左岸的一家迪斯科舞厅，这家舞厅能收取贵得惊人的价钱，只因为马龙·白兰度在那里晃荡了一个夜晚。按照维达尔的说法，那只是一次偶然。“你知道巴黎有多少人正变得富有——更不用说那些人，哎呀！那些将要破产的——他们抱着一线希望，马龙·白兰度会再一次迷路吗？”
今晚他想必没有迷路，可是迪斯科舞厅，却被那些奇怪的、辨不出面目的人挤得满满的，他们是所有伟大城市里的夜生活的一部分，每时每刻，或最近几十年，他们一直来到这里，这个由于一起事件、或一场运动、或一小撮名人而变得远近皆知的场所。所以这里有美国的男孩——都已到长胡须的年龄——四处搜寻着海明威的影子；美国的女孩，在等待美国的男孩刮掉他们的胡须的时候，跟法国男人和存在主义在一起，使自己兴奋起来；法国的画家们忙于追逐三十年前结束的那场革命；年轻、无聊、堕落的美国暴发户，经由谄媚和美酒，买通踏入艺术世界的道路，制作出来的油画，和他们贪婪的小脸一样毫无生气。这里的男孩子，来自各个国家，比那些皮条客高级不了多少，不过偶尔走过舞台，或者在摄像头前快闪一下。而他们的敌手，这里的女孩子，有时能在广告中看见她们的脸，长夜未尽，其中一个女孩肯定会大发脾气。
一个角落里，如往常一样，坐着那个喝醉酒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如往常一样，被微笑的年轻男子所包围，她曾经是一位著名画家的情妇，画家已去世。她在艺术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此难得要她付她自己的或是她的爱人们的酒钱。一个年老的法国男人，曾经是著名的导演，正和收银机后面的那个女人玩421的游戏。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愉快地对维达尔和我点了点头，可是没有动身要加入我们的意思，为此我很尊重他。今晚维达尔和我显然扮演了白兰度空缺出来的角色：我们的入场证明了价钱贵得有理，给房间送去几分震颤。当侍者走上前来的时候，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可真是妙不可言，他满面笑容，充满敬意，举止有礼，不是因我们的光临而感到荣幸，而是从中达到了他的现实目的；杰出人物，他好像在说，很自然会被杰出人物所吸引。我们要了两杯加苏打的威士忌。我了解为什么维达尔偶尔会来这里。他是孤独的。我不认为他期冀再爱上一个女人，所以他让许多女人来分散他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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