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颤抖着醒来，独自一人在我的房间里。因为出汗，我身上潮腻腻冷冰冰；身子底下的被单和床垫都湿透了。床单是灰色的，扭结得像一根绳子。我气喘吁吁，好像奔跑过一样。

这是我不能够活动的最长的一段时间。我只是仰面朝天地躺着，四肢伸开，向上看着天花板，听着住在这栋房子其他房间里人们起床的声音、响个不停的闹钟、水溅泼的声音、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楼梯上的脚步声。我能够说出人们离开去上班的时间：楼下大厅门口打开时的嘎嘎声和拖着脚步的走路声，而当它关上时则发出一种有趣的双重砰砰声。先是砰的一声，接着是更大的砰的一声，然后是一声轻轻的咔哒声。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我也能够听见街上的声音，马蹄声、运货马车走过的声音、行人发出的声音，以及大卡车和小汽车驶过柏油马路时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我做过梦。夜里我做梦，早晨醒来后浑身发抖，可是我记不起我的梦，除去我在梦中奔跑。我记不起那个梦——或者那些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也许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没有做梦。然后它们回来了，每天晚上，我试着不上床睡觉，我会惊吓地睡着，惊吓地醒来，并且接下来度过被噩梦缠绕的又一天。如今我从芝加哥回来，一事无成，依靠朋友过日子，住在下城一间肮脏的提供家具的房间里。我在芝加哥参与演出的剧目搞砸了。老实说，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甚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剧目。我扮演一个有知识的汤姆大叔，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为了他的种族而学习。我猜想，剧作家希望证明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过正如我说的，剧目失败了，所以我在这里，回到了纽约，并且恨它。我知道我应该去找另外一个工作，逐一寻访，踯躅街头。可是我没有。我无法正视它。这是夏天。我似乎已筋疲力尽。每一天我都更加痛恨自己。表演是一个艰难的生计，即使你是一个白人。我个儿不高，我不好看，我不能唱歌或跳舞，而且我不是白人；因此即使在表演的鼎盛时期，我也不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住的房间有厚重的天花板，完全的正方形，墙上有剥落的干掉的血迹的颜色。朱尔斯·韦斯曼，一个犹太小子，为我搞到了这个房间。他说，这就是个在里面睡觉的房间，或许是个在里面死亡的房间，只有上帝知道，它不是打算让你在里面生活的。大概是这个房间如此地令人沮丧，所以它有一组稀奇古怪的灯光装置：一个在天花板上，一个在左边的墙上，两个在右边的墙上，以及一盏放在我床边桌子上的台灯。我的床放在窗前，从窗子里吹进来的没有别的，永远是灰尘。这是一个带家具的房间，他们塞进来的东西足够配置好三个这样大小的房间。两张安乐椅、一张办公桌、床、餐桌、一张直靠背椅、一个书橱、一个硬纸板的衣橱；还有我的书和手提箱，都没有打开；我的脏衣服扔在一个角落里。这是那种使你感到挫败的房间。它还有个壁炉，笨重的大理石壁炉台，一面巨大的灰白色的镜子在壁炉台的上方。镜子里很难清楚地照出任何东西——这样大概倒也不错——同时要想在壁炉里生个火，也许会耗去你毕生的时间。

“嗨，你不必在这里待很长时间。”朱尔斯在我到达的那个晚上告诉我。在天黑以后，当每个人都上了床以后，朱尔斯偷偷——有那么点儿——把我带进来。

“耶稣基督，我希望不会。”

“我不久就要搬到一个大的地方，”朱尔斯说，“你可以和我一起搬进去。”他打开所有的灯。“你觉得暂时住在这里可以吗？”他的声音里透着歉意，好像是他自己设计了这个房间。

“哦，当然。你认为我会有什么麻烦吗？”

“我认为不会。租金已经付了。她不可能把你赶出去。”

对此我没有说什么。

“有点儿像是从事地下工作，”朱尔斯说，“你知道。”

“明白。”我说。

我在那里住了三天，算计好时间，等其他人都走了以后才离开，夜里回来很晚，在其他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不过我知道，这是混不下去的。有几个房客在楼梯上见过我，一个女人意外地撞见我从洗手间出来。每天早晨，我等着女房东来敲门。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一切都平安无事，也许并不是那样。但是这种等待难倒了我。

我身上的汗水渐渐变冷。楼下收音机的频率调到了早餐交响乐。他们正在演奏贝多芬。我坐起来，点燃一支香烟。“彼得，”我说，“不要让他们把你吓死。你也是一个男子汉。”我听着路德维希，看着烟雾向着肮脏的天花板升腾。在路德维希的鼓声和号声中，我留神听着楼梯上的脚步声。

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旅行上。我周游过圣路易、旧金山、西雅图、底特律、新奥尔良，干过几乎所有的工作。大约十六岁的时候，我逃离了我的老妈。她从来都不能管好我。她会说，你除了做个流浪汉，永远什么也不是。我们住在新泽西，一个小市镇黑人区的一栋破旧的小木屋里，那种全美国到处都有的有色人种住的房屋。我痛恨我的母亲住在那里。我痛恨我左邻右舍的所有人。他们既去教堂，他们又喝醉酒。他们对白人很友好。房东上门的时候，他们付他房租，同时还要忍受他的胡言乱语。

七岁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被叫做黑鬼。叫我的是一个白人小女孩，有着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我过去经常离开我家房子的前面，独自一人穿过市镇去闲逛。小女孩独自在玩球，我经过她身边的时候，球从她的手中滚落到路边的排水沟里。

我把球扔回去给她。

“我们来玩接球吧。”我说。

然而她抓住球，对我做了个鬼脸。

“我母亲不让我和黑鬼玩。”她告诉我。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浑身发热。我冲着她吐舌头。

“我不在乎。拿着你的破球吧。”我开始向街里面走去。

她在我身后尖声叫唤：“黑鬼，黑鬼，黑鬼！”

我尖声叫回去：“你妈才是黑鬼！”

我问母亲黑鬼是什么。

“谁那么叫你？”

“我听见有人这么说。”

“谁？”

“就是有人。”

“去洗洗你的脸，”她说，“你像罪孽一样肮脏。你的晚饭在餐桌上。”

我走进浴室，泼些水在脸上，在毛巾上擦干脸和手。

“你那就叫干净？”母亲大声嚷嚷。“到这里来，儿子！”

她把我拖回浴室，开始用肥皂擦我的脸和脖子。

“你一直像这样脏兮兮地到处跑，每个人都会叫你小黑鬼，你听见了吗？”她冲洗了我的脸，仔细地检查了我的手，帮我擦干。“现在，去吃你的晚饭。”

我什么都没说。我走进厨房，在餐桌边坐下。我记得我想要哭。母亲在我的对面坐下。

“妈妈。”我说。她看着我。我开始哭泣。

她来到餐桌我坐的这一边，搂住我。

“宝贝，不要苦恼。下次有人叫你黑鬼，你就告诉他们，你宁可拥有你的肤色，也不要像那些白人一样卑鄙下流。”

我大了一点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组成了帮派。我们和白人男孩以及他们的朋友相遇，在栅栏的对面互相扔石头和罐子。

我流着血回家。母亲就用手打我，责骂我，并且大声叫喊。

“儿子，你想要被打死吗？你想要到头来像你的父亲一样吗？”

我的父亲是个流浪汉，我从没见过他。我是以他的名字取名的：彼得。

我总是麻烦不断：给检查逃学的检查员、福利部门的工作者，以及市镇上其他所有人找麻烦。

“除了做个流浪汉，你永远什么也不是。”母亲说。

不久，我认识的那些小孩子长大了，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结了婚，安顿下来。他们打算过安定的生活，把更多的黑人小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同样破旧的木板房交付同样的租金，就这样一代代继续下去，继续下去——

十六岁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了。我留下一张字条，告诉妈妈不要担心，有一天我会回来，我会一切安好。可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她去世了。我回来将母亲埋葬在土里。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我们的房屋没有刷油漆，走廊的地板下陷，什么人的雨衣塞在破裂了的窗户里。另外一家人正在搬进来。

他们的家具沿墙堆放着，他们的孩子在房子里跑来跑去，大声笑着，有人在厨房里煎猪排。最大的男孩在用钉子钉挂一面镜子。

去年，艾达开着她的大轿车载着我，我们经过上州的几个城市。我们经过一些破败的房屋，在我们的左边。挂在绳子上的衣服在风中飘扬。

“有人住在那里吗？”艾达问。

“只有黑人。”我说。

艾达超越了前面的车，生气地猛按喇叭。“彼得，你知道你变得多疑了吗？”

“好啦。好啦。我知道很多白人也在挨饿。”

“你说得完全对，他们是的。我自己就了解一点挨饿的滋味。”

艾达出生于一种叫做棚户区爱尔兰人的家庭。她在波士顿长大。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结婚很早，并且是为了金钱而结婚——所以现在我供养得起有吸引力的年轻男子，她咯咯地笑着说。她的丈夫是一个芭蕾舞演员，永远在到处巡回演出。艾达怀疑他与男孩子约会。我毫不在乎，她说，只要他不打扰我。我们去年相遇的时候，她三十岁，而我二十五岁。我们经常大吵大闹，不过我们还是黏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到城里来，我都会打电话给她；不管什么时候滞留在城外，我也会让她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让这种关系变得太认真。她走她的路，我过我的桥。

在所有这些到处跑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几件事情。就像职业拳击手学会挨打、舞蹈演员学会跌跤，我学会怎样应付过去。比如，我学会永远不要在警察面前好胜斗勇。不管谁对，我肯定是错的那一方。在其他人那里，只是十足老套的美国式的独立自主，在我这里就成为不可容忍的傲慢。在最初的几次碰壁以后，我认识到我必须玩弄小聪明，扮演好别人期望我扮演的角色。我只有一颗头，它太容易被打破了。当我面对警察时，我假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我的下巴掉下来，眼睛睁大。我不给他任何聪明的答案，没有任何关于我的权利的胡言乱语。我琢磨出什么答案是他想要的，我就把它们给他。我永远让他认为他就是国王。假如超出了例行公事，假如我在邻近地区被当作抢劫或谋杀的嫌疑犯而被逮住，我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卑微谦恭，闭上我的嘴巴祷告。我会挨几顿打，但是避免进监狱，远离那些被铁链锁在一起服劳役的囚犯。艾达曾经指出过，那也是由于运气。“如果你运气差一点，也许反而对你更好一些。比那些被铁链锁在一起服劳役的囚犯更糟糕的事情都发生过。有些就发生在你身上。”

她似乎话里有话。“你在说些什么呢？”我问。

“不要生气。我说的是也许。”

“你的意思是，你认为我是个胆小鬼吗？”

“彼得，我没有那么说。”

“可是你是那个意思，不是吗？”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们不要再吵架了。”

在有些时间和场合之下，黑人可以用他的肤色作挡箭牌。他可以利用隐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罪恶感，来得到他想要的那种情形；或是他想要的一些东西。他可以像禁果一样来利用他讨厌的价值，他的价值；他可以像一把刀一样利用它，他可以扭曲它，来达到他的报复。在我意识到我了解它们之前很久，我就知道这些事情了，并且起初我利用它们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当我开始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感到被出卖了。我感到作为一个人，被打败了。我感到没有正大光明的地方让我立足。

这是我遇见艾达的前一年。我曾经在一些专业剧团和小剧院表演；有些时候是很不错的角色。人们对我很好。他们告诉我，说我有天分。他们很悲哀地说到它，仿佛他们正在想，多么可惜，他不会有什么前途。而重点是我怨恨赞扬，我怨恨怜悯，我感到疑惑，当人们握着我的手的时候在想什么。在纽约，我认识了一些非常好的人；脾气随和、喝酒上瘾、流离失所的无业游民；他们喜欢我；而我不知道我是否信任他们；我是否能够再信任任何人。不是指在全世界都能看见的表面，而是在每一个人生活的下面。

不久我就必须起床。我注意听着路德维希。就像一个行进了数英里的巨人的脚步声，让这个小小的房间震动。在夏季的夜晚，朱尔斯、艾达和我会去体育馆（这个夏季我们或许也会去），坐在柱子下冰凉的石头台阶上。那里的天空在我看来好像很远；我不是我自己，我很高并且被高高举起。我们三个人从不交谈。我们坐着，看着蓝色的烟雾在空中缭绕，看着香烟橘黄色的烟头。那些卖爆米花、汽水和冰淇淋的男孩子们偶尔爬上陡峭的阶梯，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艾达稍稍地动了一下，摸摸她蓝黑色的头发；朱尔斯脸上露出不悦之色。我坐着，膝盖拱起，注视着下面灯光照亮的半月形，穿着黑色外套的紧张的指挥，在他指挥下的那些辨不出面目的人，以海洋般的韵律一起移动。音乐中间出现几次短暂的停歇，让位给时断时续、奔放欢快、仿佛神在召唤似的钢琴声。所有的乐器全部停止，除了声音不断爬升的独唱演员；他唱到一个最高音，然后所有的音乐加入他，首先是小提琴，接着是铜管乐器；再接着是低沉忧郁的低音提琴、长笛、激烈的咚咚鼓声；敲啊敲，所有的声音一起上升，一阵猛烈的撞击后戛然而止，好像天刚破晓。我第一次听到《弥赛亚》时，独自一人，我的血液像火焰和酒一般沸腾；我大声哭泣，如同婴儿哭着要求母亲的乳汁；或者罪人奔跑着去见基督。

此时在音乐声中，我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我熄灭香烟。我的心跳得如此剧烈，我想它会把我的胸膛撕裂。有人敲门。

我心想：不要应答。也许她会走开。

可是又是一阵敲门声，这一次敲得更响了。

等一下，我说。我坐在床边，穿上睡袍。我像傻瓜一样浑身发抖。看在上帝的分上，彼得，你以前就想过会有这一天的。还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可能发生呢？你没有一间房。这个世界上到处是房间。

我把门打开，房东太太站在那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气急败坏。

“你是谁？我没有把这个房间租给你。”

我的嘴巴发干。我想要说些什么。

“我不能让有色人种住在这里，”她说，“我所有的房客都在抱怨。女人们害怕夜晚回家。”

“她们没有必要害怕我。”我说。我没法让我的声音变得响亮；尖锐刺耳的声音闷在我的喉咙里；我开始生气。我想要杀了她。“我的朋友为我租了这个房间。”我说。

“哦，对不起，他没有权利那样做，我毫无与你作对的意思，不过你必须搬出去。”

她的眼镜闪闪发光，在楼梯平台的光线下变成了不透明的。她害怕得要死。她害怕我，可是更害怕失去她的房客们。她的脸由于愤怒和恐惧而变得红一块白一块，她的呼吸急促，一些唾沫星子聚集在嘴角边；她呼出的气息很难闻，好像七月天腐烂的汉堡牛肉饼。

“你不能将我赶出去，”我说，“这个房间是用我的名字租下的。”我开始关门，似乎这件事已经结束：“我住在这里，瞧，这是我的房间，你不能将我赶出去。”

“你滚出我的房子！”她尖声大叫。“我有权知道谁住在我的房子里！这是白人居住的街坊，我不出租给有色人种。你为什么不去上城，到你们应该居住的地方？”

“我无法忍受黑鬼们。”我告诉她。我开始重新把门关上，然而她移动了一下，把她的脚放在门中间。我想要杀了她，我注视着她那张愚蠢的、有皱纹的受惊吓的白脸，想要拿起一根棍棒、一把斧子，使尽我全身的力量，照准她的脑袋中央，她铁灰色的头发分开的地方，劈下去。

“把你的脚从门边拿开，”我说，“我要穿衣服。”

不过我知道她已经赢了，我已经准备离开。我们互相瞪着眼。没有一方移动。她散发出恐惧，暴怒，以及其他的什么东西。你这个蛆虫咬蛀的婊子，我心想。我邪恶地说：“你想要进来看我穿衣服吗？”她的脸上没有变化，没有把她的脚拿开。我的皮肤刺痛，很多细小而炙热的针在戳我的肉。我意识到睡袍下我的身体；它就好像多年前我干过某件错事，某件丑恶的事，没有人会忘记它，因为它，我会被杀死。

“如果你不搬出去，”她说，“我就叫警察来把你赶出去。”

我抓住门，以避免碰到她。“好吧。好吧。你可以收回这该死的房间。现在出去，让我穿上衣服。”

她转身走开。我猛地关上门。我听见她走下楼梯。我把东西扔进手提箱。我试图尽可能地多拖延一些时间，可是刮脸的时候割破了自己，因为害怕她会带着警察回到楼上来。

我走进去的时候，朱尔斯正在煮咖啡。

“早上好，早上好！你出了什么事？”

“小客栈里没有房间啦，”我说。“给人类的声名狼藉的儿子倒一杯咖啡。”我坐下，将手提箱扔在地板上。

朱尔斯看着我。“噢。好啊。咖啡马上就来。”

他找出咖啡杯。我点燃一支香烟，坐在那里。我想不出要说什么。我知道朱尔斯感到很难过，我想要告诉他，那不是他的错。

他把咖啡推到我面前，还有糖和奶。

“振作起来，宝贝。世界很宽广，人生——人生，是很漫长的。”

“住嘴。我不想听你的任何拙劣的哲学。”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谈论善、真，和美。”

“好吧。但是不要坐在那里维持你的饭桌礼仪。放声大哭，假如你想的话。”

“放声大哭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且，我现在是个大男孩了。”

我搅拌咖啡。“你和她争吵了吗？”朱尔斯问。

我摇摇头。“没有。”

“该死的，为什么不争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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