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得知父亲的尸体可能已经被数吨重的黑土砸得粉碎之后，她告诉我，尸体只是一种伪装。她轻轻地说，每一个灵魂都是一条河，在寻找他们回到海洋的路。

父亲发生事故之后，我就想要一个孩子。我要在他生命终止的地方继续生活，我希望我就是那个关键的衔接。等我把那封信可能会带来的失望情绪一点点平复后，我会出门去田地里找我的妻子，把她带回家。我从来不想让她知道成为一个父亲是我此生最伟大的抱负，我不想让她觉得好像是她让我失望；是的，曾经是有过那么一个瞬间我在想，假如我收拾行李然后逃离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会去伦敦，在那里的市场找个工作；或者去苏格兰，在深水中捕捞鳗鱼。去想象我们会如何伤害最亲近的人这个想法是很诱人，因为它会提醒我们对他们的爱是有多么深。

就是在这间小厨房里，母亲跟我讲着父亲去世前的故事。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开车去甜面包山，听着那滋滋作响的收音机，腿上盖着毯子，天上下着小雨，她告诉我。我能想象当时不断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滴，它们就像数千双眼眸，映出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快乐瞬间。她告诉我，他们的第一个周末去的是黑湖，他们带着啤酒，还有用报纸包着的热乎乎的辣香肠，在码头上钓螃蟹。她告诉我，爱，就是一个人让你第一次能够认识到自己。

自从父亲死后，我就把邻居家的残疾女儿想象成了自己的爱人。我想象着我用自行车带着她，去甜面包山，我轻轻地抚摸她的腿，然后在雪花中带着羞涩的心情轻轻地亲吻它们。我想象着我在操场上为她而战斗，如果我的同学有人胆敢说她丑陋，那我就用拳头狠狠地打断他坚韧的鼻子，就像我在家里对着一个枕头练习的那样。

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开始给美国的医生写信，咨询他们如果把我妻子的腿拉直需要花多少钱。他们每一个都回信来要表格、个人信息，还有最重要的，照片。妻子唯一的一张照片是我趁她睡着以后偷偷摸摸拍的。我把这些东西全都寄给了医生，但是他们全都说没有办法。但是现在，科技每天都在进步，所以我应该跟他们保持着联系，当然，这是秘密进行的。每个圣诞节，全美有十二位医生都会收到从威尔士寄来的一包茶叶。

假如她是健全的，她的双腿是对称的，那么我就不用每天都要把她从浴室里抬进抬出，也就不用开车送她去图书馆，她在那儿负责盖书戳、招募新会员。这些因为和她结婚而带来的例行公事，已经让我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我幻想着假如她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那么我们就能从开往甜面包山的卡车上跳下来，互相追逐，这样奔跑会让我们显得年轻十岁。所有的夫妻都应该奔跑着互相追逐，然后抱成一团倒在地上。

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像了解我父亲那样了解我。每当我妻子从火炉里取出一些煤，在我脸上抹上一点煤灰的时候，她都说我看上去很像我的父亲——我们的眼睛是同一种颜色。死亡终结了一段生命，但是无法终结一段关系。

我把红色石地板上的碎玻璃渣扫干净，穿上橡胶雨靴。她还没有吃饭，我要去把她扛回家来，再把她放进放满热水的浴缸。她会哭，而我，一个字也不会不说。

已经快半夜了，风夹带细雨吹着我们的小屋，打得窗户噼啪作响，水泥路也被雨水浸软了。前门的地已经被牛蹄踩得一团糟，泥坑很深，像个水桶一样。

当我走到一段硬一点的路面时，我听到一阵某种动物发出的狂叫声。牧场上空空荡荡的，一头牛也没有，牧场就像一只结婚蛋糕那样闪闪发光。我走进牧场，注意到正中间的一个白色影子，我这才意识到刚才的那个声音，是妻子发出的笑声。

我朝着她的方向加快脚步走过去，一路上气喘吁吁。雨滴被月光映衬得莹光闪闪，穿过我呼出来的白气，像群星骤然落下。

妻子就这么站着，没有拄拐杖。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奇迹发生了。但当我走近了才看到，她是笔直地跪在泥地里，拐杖已经被她出于某种激情扔得很远很远，也是这种激情，让她发出了刚才的那阵笑声。

在我准备去抱她之前，我转过身向身后看去。雾气已经吞没了房子，什么都看不见。在这片白色的土地，我们这两个颤抖着的人，栖息于这个世界。

我跪在她面前，去摸她挺得那像雕塑一样笔直的身体。我感觉到她的手指紧紧地按在我的头皮上。她的声音轻盈，充满力量。

“那封信。”她说。我试着把她从泥地上拉起来，但是泥地紧紧地卡住了她，就像卡住从它里边开出的第一朵花。

“你读过那封信了吗？”她再次问我。

“我再也不在意那些事情了。”我说，但是我的话被风吹走了。她又大声地笑了起来，朝着天空伸直了她的双臂，好像要引导一股强大的力量穿过她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