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腊回国后，我就不再喝酒了。

我不是为了延长生命而停止喝酒，而是因为这种对酒的禁绝可以让我继续去爱她，就好像通过戒酒我证明了我是配得上她的。

我的记忆就像沼泽上散布的小水洼一样杂乱无章——在“当下”的时刻里乱扔了一地。头脑所记住的那些片断，看上去很随机，但我知道不是的。

把萨曼莎留在雅典之后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不只是因为我们弄丢了彼此，而是因为想起我们的亲吻时，我只能感觉到酒精的味道。而她的青梅竹马，将成为她丈夫的那个人，知道她现在尝起来是什么滋味的。这是他的特权。

穿婚纱的女人开始哭泣，在垃圾堆里翻找铝罐的流浪汉站直了身子，把他的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他们中间放着一个塞满了压瘪了的易拉罐罐的塑料袋。那袋子里至少有两百只罐子。每只都曾经碰触过某个人的嘴唇。

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经常很好奇，经过那么多痛苦，我们是怎样作为一个种族生存下来的。答案已经显示出来：与陌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潜力。

飞机在伯罗奔尼撒山脉上空盘旋，慢慢地朝着雅典国际机场降落了。海水爱抚沁润着大地。旅客们开始骚动，我想象着老妇人们把床单挂出来，切开柠檬。萨曼莎一定仍在睡梦中。

机场外有个香水广告牌。上面是一对年轻美丽的情侣，写着：你觉得她闻起来怎么样？

睡意蒙眬中，我幻想着广告牌上的那两人是我和萨曼莎。我没有直接坐上去萨曼莎家的大巴，她家的庭院里一定又开满了鸢尾花，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向反方向的比利亚斯港驶去。在咖啡馆喝了一杯水之后，我找到了一个船主，雇他开船带我去西南方向三十公里之外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在我们出海途中，他给了我一片“斯帕纳科皮塔”——一种菠菜和菲特羊奶酪做的派。多年前，萨曼莎也做过这个，那时她的脸颊和额头总是沾满了面粉。

接近那个小岛时，一阵南风吹了过来，于是我问船主可不可以停靠到北边的沙滩上。他看上去有点迷惑不解，但只是耸了耸肩答应了下来。当我要求他等我三个小时的时候，他再度耸耸肩，点起了一支烟。从他的收音机里我听到了一首歌，歌里有agapi-mou的字眼，那是“我的爱”的意思。

我慢慢地找着路往岛的最高点上爬。我能感觉到后脖颈上的皮肤正被阳光灼伤。我很渴，汗水沿着我的背脊流下去，一路印出盐花。我以前也曾经在这个岛攀爬过，还在鲜花环绕中啜饮过红酒。

我趟过一片紫色的水仙花和罂粟。一簇簇的仙客来点着头，敦促着我爬上岛的最高点。我曾经告诉过萨曼莎，古希腊人是如何把仙客来归于龟类，因为它们的块茎很像海龟。她亲吻着我，说：“世界，在花丛中微笑。”

抵达顶峰的时候，我的脖子和胳膊上的皮肤已经被晒出了水泡。我已经处在这个岛上能到达的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鲜花让路给了枯黄的干草，泥土变成了血红的尘土。

我弯曲膝盖趴到地上，下巴嵌进了红色的泥土里，这时，我看到山坡上的鲜花像地毯一样，颜色逐渐浅淡下去。

我闭上眼睛，风——轻轻掠过海洋、剥落了它新鲜盐味的风——在野花中间迅速上升，又好像因为收集了花束的重量那样渐渐慢下来。这风最终吹到了我的身上，像冰一样地停在了我的衬衫里，我深深地呼吸着对萨曼莎的回忆。

如果我不去见萨曼莎，现在就搭飞机回家，那么在我的航班抵达洛杉矶之前，她就会已经结完婚；穿着婚纱的黛安娜，应该已经坐上了她等的那班车，而那个流浪汉也已经卖掉了那些易拉罐。

在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虽然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恐惧。但我感到解脱，我放下了所有的负担，我正在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