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沙滩上，半靠着浮板，半坐在沙子里。那些用毛巾和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搭起小帐篷的人群，环绕在我的身边。

天气相当炎热，不过还好有一股凉爽的风从北边吹过来。我穿着游泳衣，坐在从停车场的小摊上买来的泡沫浮板上。我的肥肉垂下来，就像它们想从我身上逃走一样。我应该锻炼身体了，就算不为了缩减肚子的尺寸，也得为了我的心脏。

在美国，尽管海看上去有点不一样，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海浪，面对泛起白色泡沫的海浪的高声嘲笑。

所有的海洋都是同一个。因为每个海洋都跟其他的海拉着手。虽然在布鲁克林我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还有一个叫蜜娜的女朋友，可我的一部分灵魂还是留在了俄罗斯。我希望我能最后一次勇敢地面对大海——就到我胸口那么高的大海——那样的话我才能跟自己重新结合起来。

我是一个人到海边来的。蜜娜还以为我在上班。对于很久以前发生的那件事，她只知道一半。我猜其实我也只知道这故事的一半，因为我现在还活着，没有被困在海床上的那只金属盒子里。说老实话，自从发生那个意外以来，我没有一个晚上睡过好觉。我常常梦见他们都还活着，就在那片海的下面，然后，我的大脑就开始幻想出各种魔术般的奇妙方式，去营救他们。

一对年轻夫妇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那年轻的男人拿着一块冲浪板，他往远处眺望着，点着头。

“这风吹的，天有点凉哈。”他说——也许他是在跟我说话，要知道我的英语不是那么灵光。我挤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向他挥挥手，这是在我无话可说时用来避免冒犯别人好意的一种方式。对美国人你必须得这么干，他们都很友善，有时候未免有点太友善了。不过，这是他们文化中很可爱的一个缺陷。我喜欢这里的夏天，可我的皮肤有些太过苍白，所以这里的人总是会盯着我看。蜜娜说，我应该抹上一种防太阳紫外线的膏，免得被晒伤或者得皮肤癌。但是，我总是没办法对这类并非迫在眉睫的危险产生任何恐惧感。蜜娜说我是个固执的猪，有时她是对的，但我在努力尝试改变。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的那些梦才是真实的记忆，而我跟蜜娜在一起是天堂里的生活。也许现在的我在天堂里，只是自己没意识到。

坐在我旁边的年轻夫妇摆出了一些椅子，他们的几个朋友也来了。他们看上去迥然相异，但又相亲相爱。看得出来，能到这里来，他们高兴极了。其中一个肩膀上有蝴蝶纹身的女孩迫不及待地跑向大海。她直接就冲进了浪花里，浪头像墙一样倒下，淹没了她的身体。年轻人中有几个人开始对我微笑，我也回他们以微笑。我有点好奇他们是不是觉得我疯了，因为我在这么美好的一天里就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块泡沫浮板上。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厌恶我的苍白和肥胖。我很高兴他们在我的附近。他们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暂时看不见那些从海浪中伸出来的向我不停挥舞着的朋友们的手。我的朋友们并不是在叫我一起离去，而是在挥手跟我告别。

如果你能想象出那些光秃秃的山脉和干冽晴朗的蓝天，你就能知道，从俄罗斯我出生的那个房间里望出去能看到的风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父亲在一个生产门板的工厂工作，我们住的房子背靠大山，大门俯瞰着像树叶那么绿的、深邃而宁静的大海。明朗的夏日清晨，父亲和我驾船出海，在船行了差不多一英里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天有多高，海就有多深——所以千万别掉下去，乖孩子。”

我们的船划得越远，海水的颜色就越深。父亲向我解释说为什么那些被我们的网拉上来的鱼会像闪电一样冲破水面——那是因为，它们从来都没见过光。想象一下那种在彻头彻尾的黑暗中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被猛然扯出了自己的世界，来到一个美丽而冷酷、以前从未想到会真的存在的风景里。

我小的时候，俄罗斯跟现在并不一样。我一直以为我也会在父亲干活的那个工厂里工作到老。你也许不相信，但对一个孩子来说，那工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因为那里总是有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门”在阳光下排列着，等待着来自莫斯科的卡车。

那时我常常会想，每扇门应该都会通向一个不同的村庄和一种不同的人生。我好奇的是，父亲制作的那些门，在它们的使用年限内，会有多少灵魂穿过它们。后来，到了青春期，我开始想象——那些双双对对的情人关上了门，然后在洒满月光的房间里做爱。

我那时很为我父亲的工作自豪，因为那是对人民有益的事。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美国的一个沙滩上，跟我现在所处的沙滩没什么不同。在梦中，我在滚烫的沙子上睡着了，我在梦中醒来时，周围的人都被我父亲制作的门取代了。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没有人、只有一千扇门的沙滩，一千扇门的框架就这样站在那里。

当莫斯科的政府改朝换代的时候，工厂倒闭了。我父亲离开了人世，而我加入了俄罗斯海军。

我会向我的女友蜜娜求婚。她出生在佛罗里达。她喜欢听有关我父亲的故事，因为她自己的父亲乏善可陈。我想她会答应我的，或许我不应该这样想当然，因为有时候我对她很冷淡，而且我觉得很难向她解释清楚我心里真实的感受。但我相信在全世界所有人当中，她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

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下海了，女孩子们正看着他们。拍打海岸的浪花有衣柜那么大，我能看出来有一些年轻人已经被吓到了。女孩子们也很害怕，但一切并不会因此而停下。

在海军服役的最初五年里，我接受了如何从潜水艇发射出导弹的训练。每次导弹发射的时候，整个潜水艇都会颤动不已，非常的激动人心。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一切都需要完美的同步，不然导弹就不能击中预定的目标。在发射导弹的日子里，我们谁也不敢把伏特加偷偷带到发射室去。

那段日子还挺带劲儿的。我还记得跟伙伴们一起流连于各个港口的美好经历。那里总有大把的女孩儿，她们喜欢海军制服多过喜欢我们本身。那时的我是如此年轻，跟我现在痴肥的模样完全扯不到一块儿。当我们的潜水艇退役的时候，我们都很伤心。不管怎么说，那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对它已经有了喜爱之情。

我是在皇后区做酒保的时候认识的蜜娜。她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我在的那个酒吧给人庆生。她们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她们特别友善的美国女孩儿，听到她们的笑声让我觉得非常愉快。那晚，我被炒了鱿鱼。因为蜜娜的朋友闹出了点小插曲，但是我完全不在意，因为蜜娜把她的电话号码写在纸上给了我，还用她的大眼睛深深地看着我。

很奇怪，有些我认识的俄罗斯人一点都不喜欢美国人，可是他们却选择生活在这里。我觉得他们的痛苦是他们自己带来的而不是环境造成的，如果他们回到俄罗斯，一样会找到各种可以抱怨的东西。

那晚蜜娜和她的朋友们喝了越来越多的红酒，变得越来越吵，有人还把一个杯子从桌子上撞了下去。可她们看上去那么快活，所以我一点也不在意——她们让我想起了过往的那些漫长的夜晚，我和我的同志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漫漫长夜，那时，k159潜水艇还是俄罗斯海军们的骄傲。

蜜娜她们并不是当晚唯一喝多了的人，当她们开始点咖啡和巧克力的时候，酒吧里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开始用俄语说些关于蜜娜和她朋友的污言秽语。我走到吧台后面去洗杯子并试图忘掉他说了些什么，男人喝醉了都会变成猪猡。

酒吧空了下来，我回到吧台，开始收拾东西。蜜娜的一个朋友想点最后一杯酒，我请她喝了一杯，因为我喜欢她们这群人，希望她们还会再来。

蜜娜的朋友端起酒转身想回到自己的桌子上，吧台边那个一直在嘟囔的醉汉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差点把酒洒了出来。他用俄语说着恶心的下流话，脸上却带着微笑，所以那女孩还以为他是在表示友好。她也微笑并容忍着他的醉态，可我却难以相信一个男人能对着女士说出这种话来。我把两杯喝的重重地撂在吧台上，用俄语告诉那个男人他得让她走。他愚蠢地看着我，好像想说点什么但又想不起来该说什么似的。

醉汉把我放在吧台上的酒打飞。女孩想把自己端着酒的胳膊抽回，他却抢过了酒杯，把里面的酒倒在了她的裙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