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穆斯佩尔的品味，我在温泉浴场结交了整整一家人。有个毛头小伙子用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惹得波特全家加上我都很恼火，这小伙子调了半天台，直到找到手风琴音乐才罢休。波特父亲、波特母亲、两个波特女儿加上一个波特儿子在这以前都在静静地晒太阳，说着俏皮话讽刺羽毛球运动员。他们说幸亏羽毛球运动员在网球场上打羽毛球，这样球场边就不会有不受欢迎的观众了。总不能禁止观众到场吧，波特父亲说。但是可以禁止这个，波特家的长女用大拇指指向便携式收音机。一听这话，我就知道一下子可以赢得五个同类的朋友。是我出面请浴场管理人员来禁止便携式收音机放出噪音的。第二天晚上我到波特家做客时，心里已经有了谱。我称赞姑娘们的蜡染艺术，仔细倾听波特先生回忆当年打室内手球的情形。波特先生是公证员，为了对他两个女儿严加管教，他极力反对私生子。当今社会对这些现象都很纵容。如果我告诉他说我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父亲，结果无论我母亲还是我自己都没有受到社会上任何人的纵容的话，或许我会引起他的好感。但这话我没说。这话一定只会引起波特先生对那个时代而不是对我的好感。于是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忆起一个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父亲并把那温馨的回忆穿插进我们的谈话中。波特全家显然尊敬那些有固定职位的人，而我却不能一口气把自己吹嘘成一个公务员，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自己是教员。瞧，这话在波特一家人听起来就有些不顺耳。从波特太太善意的问话里我听出他们认为我有潜力发展成为首席教员。

在与波特一家结盟之后，我不再找朋友了。我已经精疲力竭。我必须牢记自己在罗伯特·格劳格朗面前是雕塑家，在罗伯特·格利斯那里我虽然能惦记着天主教却必须绝口不提所有有关天主教的往事，在波特一家面前由于他们的记恨，我隐瞒了自己是私生子这一事实并且声称自己是事业有成的教员。这些事都让我觉得活得很累。这可真是累人。可我很骄傲。我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在挑选过许多人的基础上有序地建立起一个朋友圈。我的靠山和施主穆斯佩尔博士马上可以把这些人统统纳入他自己的朋友范围中，他肯定找不出任何瑕疵。

假如我的朋友们毫无准备偶然碰面，他们一定会称赞我直觉好。我再也不用害怕发生类似于在哥廷根所发生的事情了。只是我在一个人面前是雕塑家，在另一个人面前是摄影师，在第三个人面前是教员，他们会怎么看我呢？

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事都尽善尽美。我发现自己无法品尝到让彼此性情相配的人聚集到一处这一胜利的果实。尽管我的朋友们像是命中注定该彼此相识，可一旦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我就会丢尽脸面，一个骗子和伪君子的面目将暴露无遗，我会立即失去所有的朋友。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我与他们的友谊还在发展，既不能与这些人断交，也无法想象以任何一个崭新的原则从头开始结交朋友。我必须竭尽全力不让我的朋友们彼此认识。这样，让我的朋友们给穆斯佩尔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的计划就宣告破产了。我白白地做了牺牲。如果光凭直觉交朋友，交到什么人就是什么人，那么结果也不会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就这样，人总是不断犯错误。我决定今后记住哥廷根和斯图加特的教训，换一种模式。然而，到那时候我还会有精力吗？我在斯图加特该怎么办？防止朋友们彼此相识，这一点我还能坚持多久？

一九五〇年的那一个星期天我终于得到了解决方案。它和所有外界强加给我们的方案一样粗糙而难以容忍。穆斯佩尔先生一清早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无论天气好坏都去霍恩洛希地区的教堂。我说是的。那好，他说，或许我可以争取傍晚的时候早点回来。可以啊，我说。现在到时候了，我该认识认识他的朋友了。我感到很荣幸，我说。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他说，所以至今为止他每次都只邀请我一个人，而现在呢，两年过去了，他可以让我认识一下他的朋友以及他们全家的朋友了。于是他骄傲地列举出他的朋友们的姓名。我所有的朋友都在他这名单上，比如罗伯特·格劳格朗，罗伯特·格利斯，波特全家，这丝毫不让我感到惊奇。他还举出其他许多人名。如果我在认识波特一家之后没有感到精疲力竭的话，我一定会发现他们的。

我感谢穆斯佩尔先生，告诉他说，我在那天晚上一定会去他家做客，除非发生什么意外。然后我决定到霍恩洛希地区去，在黑暗的教堂里摸索着走来走去，向神像投去求助的目光，低声念着祈祷词，默默地不断乞求上帝行行好，请求黑暗的天空中出现闪电。我的祈祷上帝听到了：我终于听见收音机里报道说，朝鲜爆发了战争。

是的，这样我在魏布林根附近往东拐，在黑暗的天空下让斯图加特静卧在山谷中。我感到我的医生穆斯佩尔和他的朋友们正在欢庆战争的爆发并且已经把我忘在了脑后。

到了慕尼黑，我一股脑钻进一个大旅馆中。

星期一一清早吃早饭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啥，喝的是啥。为了转移注意力，我仔细阅读所有招聘启事，发现一条招聘广告上写着：家住弗兰茨·约瑟夫大街的霍茨小姐许诺，作为房东，她一定会照顾好租房人。这则广告看上去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它吸引着我。我立即把车开向弗兰茨·约瑟夫大街，霍茨小姐立即接受了我。她在我身上闻到了逃难者的气息。她想照顾别人，我们配到一起正合适。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也许即使到今天我们还是彼此相配，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而已，因为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必须承认我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是有时候我坐在这个角落里，心想，待在霍茨小姐这里只是暂时休息。我对自己说：你在积蓄力量。也许明天你就会提出解约，重新回到人群中去，从头开始，你将拥有从未有过的勇敢和智慧。可我现在已经不再自由，这一点我必须承认。霍茨小姐在我刚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就告诉我说，她有一个当飞行员的儿子，曾经在俄罗斯立下战功。一九四五年他被俘后在康斯坦萨被载入敌船。后来的事情她无从知晓。尽管我从未见过黑海，更没有在康斯坦萨上船横渡黑海，可霍茨小姐就是认定了我是他儿子的朋友。她从一开始就坚信这一点。后来又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到很晚，彼此安慰着对方，向对方倾诉过去不如愿的事情，这时候我告诉她说自己是私生子。这话我真的不该说的。她抚摸着我的头，突然对我以“你”相称，抽泣了片刻，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第二天她无法再正式称呼我，干脆就管我叫“葛罗德”，还不许我反对她，并且自作聪明地微笑着，向我证明说葛罗德的夹克我穿在身上合适得很，她让我赶快承认自己就是葛罗德。如果我因为自己的出生不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而不认她为母亲的话，那么我至少要允许她管我叫葛罗德。

现在我的衣橱里挂满了葛罗德没有带到俄罗斯去的衣服。我有很长时间都拒绝穿上这些衣服。她说，就当是穿着玩的吧，我该试试那件两排扣子的西装。我妥协了，当我穿上那件早已过时的两排扣子的西装时，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那衣服收紧腰身，我看上去就像马术学校教员或者是芭蕾舞教练。霍茨小姐固执己见，再加上她软硬兼施的伎俩，终于强迫我达成我们彼此间的一项协议：我答应今后至少穿一件葛罗德的衣服。可是假如我有一个星期只用戴葛罗德的领带来满足这项协议的话，霍茨小姐就会大喊大叫，大哭大闹，在我的房间里一直转悠到我为了求太平而穿上葛罗德的红褐色的运动衬衫为止。她总能毁约让我穿上两件葛罗德的衣服。我向她提议说，如果她不再强迫我学音乐的话，我就穿葛罗德的衣服。葛罗德一直想学音乐的，她天真地说。可我并不想学音乐，我冷冰冰地回答她说。这个她不信。她立刻叫来两个缝纫女工，让她们证明我有音乐细胞，如果我不学习音乐，就将是一个罪过。女孩们嬉笑着，霍茨小姐要她们证明什么她们就说什么。

我现在知道，生活的每段里程中都有特殊的使命期待着我。真好。我根本就没有指望逃出斯图加特以后可以上天堂。这些使命不能让担负它的人胆战心惊。要当霍茨小姐的葛罗德，这个我学会了。我当的葛罗德真不坏。连她自己都承认。如果我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的话，我就得像是一个正在疗养的病人那样不再去结识陌生人，而且在呼吸终止以前时时刻刻都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使得她适合我，从而我们彼此适合。每当霍茨小姐听我说我在房间里学习音乐时，她都忙不迭地表示赞同。我这主意正满足了她的心愿。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说：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一方面我不知道霍茨小姐还会要求我些什么，如果她有朝一日自己知道了这一点，那时她身边有我在。另一方面我看到外面有人把衣服撕碎，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那撕碎的都是些什么呀！更何况撕碎的是衣服的什么地方！看到这我就够了。我决定在这里待下去。在斯图加特，我争取避免像在哥廷根时所遇到的情景，可是如果我试图在汉堡不再让斯图加特的事情再重演一次的话，那么，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那里一定会发生一些别的事情，而且也只有爆发战争才能将它掩盖掉。

我的良心不让我再期盼世界上爆发更多的战争。霍茨小姐需要一位葛罗德。这项任务符合我的天性。

至今为止，我没有告诉霍茨小姐我的真实姓名，而且我还是更喜欢唱歌而不喜欢弹钢琴。最近几天霍茨小姐又肆无忌惮地威胁我说，如像我不是葛罗德而且不是更加喜欢弹钢琴的话，她就把我赶出门，好象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似的。她已经物色到一位飞行员少尉当候补，他派驻在菲斯腾菲尔德布鲁克，想在慕尼黑找一间房住下。他来的时候是身穿军装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简直是龇牙咧嘴。

就在这天晚上，我装作无意的样子，把一张纸条忘在了桌子上。我在这张纸条上模仿了葛罗德签字的笔迹。她拿起这张纸，一行一行地仔细分辨着，好像上面有什么新闻似的。葛罗德·霍茨，葛罗德·霍茨，葛罗德·霍茨，她朗读着。随后她微笑了，把这张纸递给我，对我说：还缺少一个头衔。你说得对，我回答说，我接过这张纸，体会到现在是我们彼此交锋最关键的时刻。她要求我写下钢琴二字，而我却使出吃奶的力气，再次流畅地写下葛罗德·霍茨，在这个名字底下用同样流畅的笔迹，就当着她的面，写给她看，我写道：室内合唱团歌手。霍茨小姐在这一刹那通过了从少女到母亲的考试，她接受了第二次断脐，体会到儿子拥有自己的意志，是的，看到儿子这么坚强，她甚至感到欣慰。她幸福地哭了，跑到隔壁缝纫女工那里夸口去了。而我呢，我一边歌唱着一边缩回到自己的角落里。

施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