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双脚使劲往地上蹬，又用双手把桌子和字纸篓往自己这里拉，人也不站起身来，而是坐着小心翼翼地往霍茨小姐给我规定好的地方挪。要是碰到塑料地板上有地方太滑的话，我就多费点劲蹬远一点。就这样，我一边往后挪，一边寻找我的最佳位置，终于找到了这间屋子的角落里。就像时钟的指针一样，我必须循序渐进而又不被人发现，否则喜欢并且擅长发号施令的霍茨小姐一定会改换掉我通向屋角的道路。现在，屋角抵住我的脊背，挡住我的双肩，整个房间就像射击场一样展现在我面前。而桌子呢，它横在我坐着的这个角落里，成为我的挡箭牌，帮我抵挡任何可能突然从门口闯进来的东西。显然，这位置能带给我快乐。那么，我时不时地想唱歌也就不足为奇了。坐在隔壁房间里的姑娘们放下剪刀，停下怀里的缝纫机，有时也给我鼓个掌。我知道自己的声音有磁力。

霍茨小姐把她的改衣厂称为服装医院。住到这里来之后我发现，人们随着季节的变换，不爱惜衣服的程度有轻有重。不管大街上流行的是爱情还是憎恨（从撕成碎片的衣服上是区分不出两者的差别的），霍茨小姐这里都会应接不暇。

马上还会再聘用四位姑娘。其中有两位或三位会坐到我的房间里来。这样，我将有一段时间必须压低嗓门唱歌。

霍茨小姐允许我把唱歌当成第二专业，但她坚持让我把练习钢琴放到首要位置上。如果碰到我在写东西，那她必须在纸上看到十四行诗的诗句或者是莫扎特的音符。她检验缝纫女工们缝出的针脚还不如检验我书桌上草稿的一半那么严格呢。如果我的文章中出现诸如这样的句子：“巴赫经历了锤击钢琴对古典钢琴和原始钢琴的排挤的最初阶段”，这一定意味着霍茨小姐突然闯进房间里来了。

幸亏霍茨小姐在生过她的唯一一个孩子之后一直很胖。她试图借助于一根皮带把自己身上的肥肉分散。皮带扎紧后从中间部位消失的东西又从上面或者下面鼓出来。自打我挪到角落里的这个位置后，要想到我身边来，她得颇受一番痛苦。

一九五〇年她接纳我的时候，我们双方都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会彼此死死相守。当时我在逃难，从斯图加特来，那是一个星期天，为了便于记忆，就算是因为爆发了一场战争吧。在这个星期天路过斯图加特或符腾堡北部的人都知道，那一天的天空呈黑蓝色，低垂下来。这一大片乌云压得人惴惴不安地往前开车。雷声滚滚宛如炮声，吓得人缩起脑袋。在这样的天空下，我惴惴不安地缩着脑袋开到偏僻的教堂去寻找圣母雕像，那时我工作的一部分是为在偏僻教堂里的圣母拍照。轿车里的收音机终于派上了用场，向我报告说战争已经爆发。我立刻想到：在这样一个星期天必然会爆发一场战争。不光是由于天气作怪，也有我自己的因素。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每当我度过一段无所顾忌的、散漫而又匆忙的、缺乏思考的日子以后，我周围就会有紧张而且扩张起来的迹象，告诉我它再也不能忍受我了。我预料到会有一刻，所有认识我的人将会聚到一处。这就足够了。

每当这种时刻，我都希望发生一场大灾难，这样人们的注意力会从我身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那场爆发在朝鲜的战争是为了获得我的欢欣才爆发的，这点我感觉到了。在我们这里也有一场不大不小的混乱，一场对我有益的混乱。这种政局帮助我逃脱。我必须逃开。假如我在路过狮石山的时候没有不断听到有关战争的报道，我真不知自己是否会在返回斯图加特的路上鼓足勇气，在路过魏布林根的时候往东拐。

我汽车里的破喇叭通过窄窄的波段把那天下午所有威胁和警告的呼声汇到一处，锋利地指向全世界所有阵营，事实上战争只对我一个人关系重大。路过了北纬38度，我在魏布林根驱车东拐，突然引吭高歌，一边唱着，一边上了乌尔姆附近的高速公路。随后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任车流把我带上高速公路上的笔直大道，感到自己在雷鸣般轰响的马达声的陪伴下向慕尼黑疾驰。

这是一场逃难。逃难之路的终点落在霍茨小姐这间屋子的角落里。

在斯图加特落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中年男子了，知道应当如何小心翼翼地进入一座新城市。我再也不会毫无选择地结交朋友。斯图加特千万不能成为第二个哥廷根。如果你和一个人说上话，那你必须检验清楚这个人是否能和你已经结识的人们合群。你要对自己建立的所有关系和所有可能性负责。早先在哥廷根时的一天下午，善良的神甫马丁·摩尔先生来到我家喝茶，突然，我的朋友，一个极端主义者兼雕塑家纳克·布鲁特闯了进来，那个下午成为我终生的教训。

一位技艺高超的摄影师应当说是走到哪里都倍受欢迎的。这是我的幸运。在斯图加特，我在穆斯佩尔博士先生家开始做起。穆斯佩尔曾担任部队的主治军医，后来成立了穆斯佩尔股份有限公司。在马斯河和梅墨尔河的彼岸，在军营的包扎场上，他老早就着手准备成立这个公司了。他既有音乐素养又有艺术细胞，这对一位主治医生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与其他主治医生的区别在于，他决不狩猎，在各项体育运动中只对室内手球表示认可。只要他在某一城市住满六个月，他就在该市亲自组建一个知识分子手球俱乐部。

这些对穆斯佩尔的描述，人人都可以进行相应的补充，例如穆斯佩尔是如何评价美国和美国人的，他如何评价手风琴俱乐部，再不就是他如何看待羽毛球赛。现在只差一项爱好没有说明。这一爱好虽然和穆斯佩尔的性情十分吻合，但是只有能把人心理揣摩透的人才能猜到这一点。这最终意味着，穆斯佩尔博士五十六岁的时候，居然意识到自己具有尚未被人发现的天赋，而这一天赋只有在蜡染艺术方面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也唤醒了他妻子对这一美好艺术的热爱。而他的女儿们身上早就深藏着这一继承来的艺术天赋。

罗伯特·穆斯佩尔博士是我的客户，也是我在斯图加特结识的第一个人。也许我体会到，如果总是以穆斯佩尔博士这样的著名人物作为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我结识朋友将会相当困难。在哥廷根的时候我犯过一个错误，那时候我高兴跟谁交朋友就跟谁交朋友。后来我所有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合不来，以致我不得不离开哥廷根。像马丁·摩尔和纳克·布鲁特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吵得天翻地覆，可他们却一致认为我这个人毫无性格。

我在斯图加特衡量所有我想要结交的人，这标准严格到它导致我两年之内仅结交到两个人和一个五口之家为朋友。然而我敢发誓，这两个人以及这个五口之家与穆斯佩尔一家相般配，这样一来，如果碰到合适的机会，我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们介绍给穆斯佩尔博士。可以说他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塑造出来的。

我不想列举那些不符合穆斯佩尔精神的实例。我的第一场胜仗是罗伯特·格劳格朗。他本人就是室内手球队队员，而且酷爱蜡染艺术，讨厌狩猎。只可惜他也讨厌摄影工作人员。难道我就那么重要吗？我把自己放到了次要位置上。我宣称自己是雕塑家。我一直谨小慎微地过着隐居般的生活，现在遇到一位能够满足穆斯佩尔要求的人，实在是三生有幸，更何况他妻子又来自波罗的海东岸，而且他们正在打官司反对隔壁刚刚成立的手风琴俱乐部。我可千万不能放过这个人。再说，一个酷爱自己本职工作的摄影师与雕塑家是不会有什么差别的。

我的第二位选手是罗伯特·格利斯。我见过他而且试探过他三次，这以后心中就差不多有谱了。我先把话题引到室内手球上。我已经养成习惯，从一开始就提出最高要求。果然，罗伯特·格利斯赞成室内手球运动，并且连赞成的理由都与穆斯佩尔博士相吻合：室内手球不是平民百姓的体育运动，也不需要上十万观众的声势，它立足于地面，需要敏捷而富有想象力的球员。可惜在格利斯先生面前我不能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他讨厌天主教。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牺牲。背着他，我随便到教堂去多少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