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扫完前门台阶时，已经快十二点半了，于是我回屋把扫帚和畚箕收了起来，锁上柜子。休息室里放着一张危机热线的传单，底下是一份报名表。沃德洛教授通常星期五晚上来做志愿者。我走出克罗默中心，十一月的天气比平常山里更温暖明媚。钟楼响起钟声。我把脑海中沉重的金属指针往前拨了十个半小时。克莉已经上床了。

学生们在自动取款机前拔出银行卡，仿佛赢了乐透彩票。他们中或许没有人想过，当他们坐在教室或者观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却被简易炸弹炸飞。我再次思索着如果还有征兵，我们如何能够不去阿富汗。我敢打赌，如果每个人的孩子都得去那儿，事情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有混蛋在电视上说，只不过是一群愚蠢的乡巴佬在打愚蠢的仗，好像克莉和其他小孩毫不重要似的。有时候我想揪住一个学生的领子，告诉他，你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有多好，或者告诉我自己，我给我女儿的，要比我父母给我的多得多。这总比想着如果多年前我更有追求就好了要容易得多，在蓝山技术学院搞张焊接证书或者弄个学位，赚更多钱，克莉就不会在那儿了。

我穿过隔开校园和城市的马路，来到克劳福德餐馆。沃德洛教授和马赫教授以及卢卡斯教授一起坐在卡座里，他们的办公室也在克罗默中心。我刚在吧台坐下，艾伦就拿来碟子。她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只有三十分钟的午饭时间。我的午餐是免费的，额外福利，就好像波兰顿教授还让我们用他的电脑。艾伦倒了冰茶，然后递给我刀叉和纸巾。

“早上过得不好？”我问，因为艾伦服务生式的微笑无精打采的。

“还行，”她回答，朝教授们点点头，轻声说，“是那个黑头发的女人说的是吗？”

“是啊，”我说，“但她不是故意的，真的。”

“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完全不想招待他们。”艾伦说。

“你知道她也做了不少好事。”我说。

“这还是不能弥补她说了那样的话。”艾伦回答，从柜台上拿了水和茶壶。

我透过镜子看到艾伦给客人们倒水，友好地交谈，但没有去沃德洛教授的卡座。艾伦经过他们身边时抬着眼睛，即便他们真的想要什么，她也看不到。我不应该告诉她沃德洛教授说了什么，更糟的是，我还在停车场把教授指给她看。艾伦是男人梦寐以求的那种妻子，但是她会记仇。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二点五十，于是我吃完午饭，把盘子拿去厨房。艾伦在那儿更换一份点单，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有关克莉申请的事情。等我回到餐厅，教授们背着包，正要离开。桌子上放着一块钱小费。我跟着他们回到克罗默中心。有人在门口打翻了饮料，冰块像骰子一样撒了一地。门边有一块折起来的黄色警示板，于是我把它竖起来。我穿过走廊去拿拖把和水桶的时候，有人叫我。克洛维奇教授正站在办公室门边，手上拿着一叠书。

“这是给克莉的。”她说。

我道了谢，把它们放在储存室的架子上，和厨房纸巾以及消毒剂一起。我提起水桶，放在水斗里装满，倒了点消毒剂，往大厅走去。沃德洛教授办公室的门开着，但就她一个人。我想起上个月，克洛维奇教授送了些书给克莉。当我回到走廊时，沃德洛教授正在办公室里和马赫教授讲话。娜迪亚不知道他转身就会把书都卖了，但是卖到跳蚤市场总也好过当成厕纸。

我擦拭了休息室，把警示牌收了回去。拿起扫帚和畚箕，清扫了楼梯井，然后清空了厕所的垃圾桶，清理了马桶和水斗。三点半的铃声打响时，最后的教室都空了，于是我继续打扫。明天是假期，大部分教职员工都回家了。我拿出万能钥匙，清空了他们的垃圾桶。当我来到克洛维奇教授的办公室时，她的灯还亮着。她八月才开始在这儿就职，她的家人都在乌克兰。有时候我们会谈论和爱人分离是多么艰难。

我敲了敲门，她让我进去。

“克莉好吗？”她问，

“她很好。”我告诉她。

“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我点点头，清空了她的垃圾桶。

“没多少时间了。”克洛维奇教授笑着说。

我问了问她家里的情况。她告诉我她母亲已经从医院回家了，我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再次谢谢她的书，关上了门。等我收拾完所有办公室，走廊里的钟显示四点二十分。我最后查看了一下厕所，打了卡。

雨刷下面压着一张纸条，艾伦留言说她要工作到五点。我想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但还是决定在车里等。有时候我会在垃圾桶里找到一本杂志带回家，但是现在没有，于是我看了看克洛维奇教授给我的书。三本是有关教学的，但是有一本《安东·契克夫自选集》。我翻开，开始读一个小说，讲的是一个死了孩子的男人。他想要告诉其他人发生的事情，但是没人愿意听，最后他不得不告诉他的马。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故事有点矫揉造作，或者对有些人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当艾伦钻进卡车时，她问我怎么了。她说我看起来像是刚刚哭过。

我开口前，艾伦伸手捂住了嘴。

“克莉没事，”我飞快地说，“我可能是得了过敏症吧。”

艾伦把手放回膝盖，双手交叉起来，像是在祷告。或许她真的在祷告。

“克莉没事。”我又说了一遍。

“你或许觉得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应该感到宽慰，”艾伦说着，我开出了停车场，“但越是接近她回家的日子，我就越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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