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姐的尸体一丝不挂地躺在布单下面。我们俩小时候曾跟着家人一起到芽庄海滨去度假。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的身体。我和她也没再亲近过。虽然她嫁给了黎文礼，一个我曾爱过的男人，但我们俩一辈子都是最好的朋友。水姐身材苗条，乳房在我们长袍的包裹下如此诱人，连礼哥都禁不住诱惑。我最后一次见到水姐裸体时，才发现她的乳房还没发育好，只不过是一对褐色的小鼓包，和我七岁时的乳房一样。我们小时曾一起在防浪堤边的浪花中奔跑，看着舢板荡出珊瑚礁。

我们俩都不是农家女，即那种在地里干活，似乎对自己体形毫不在乎的女孩儿。我们俩还都是天主徒。我们都认为圣母玛利亚谦虚谨慎，把身体从脖子到脚踝都裹得严严的。我们曾学教堂里玛利亚雕像的样子，不再修饰打扮，只把自己的脚指甲染得漂亮一些。尽管如此，水姐仍很有魅力。她即使穿着衣服，也遮不住美丽的身形。我们同在浪花中奔跑，她的身体开始感觉到了青春的萌动，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她的心像大海一样躁动不安，身体在她的衣服下，也像活泼的大海，体内奔腾着一股热流，在向男人召唤。她母亲总为她操心，因为她一来，男孩子们就好像变乖了，她一走，男孩子们又开始胡闹起来。没人担心过我。我手很巧，采来香草就能炖出香茅鸡，还能伴随着柔和的风铃声煮茶待客，用尤加利树油为有病的孩子按摩。

正是这双巧手让我找到了好丈夫，但他不是黎文礼，也永远不会是黎文礼。我丈夫也是个好男人。我惊奇地发现，虽然我的乳房在紧绷绷的长袍下没显得那么招人喜爱，但我的手还是能让他生活快乐。但我丈夫在那场战争中牺牲了，在一场注定会输的战争中白白送了命。战争结束后，我带着儿子来到美国，来到新奥尔良一个叫凡尔赛的地方定居，因为这里只有越南移民。我来没多久，我的好朋友水姐也和她的孩子、丈夫黎文礼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没待多久就移居到加利福尼亚。不料，三年后他们又回来了。就这样，我们又一起生活了十年，并且都盼望着我们俩待在一起的日子更长些。我们年纪差不多，先后不到一星期，下个月就都到五十岁了。

水姐现在已经去世了，就在这个地方躺在我的面前。我们社区经营丧葬的华先生把这个地方叫做“入殓室”。水姐在这儿等着我为她进行最后一次化妆和梳头。她死得很快，但死前还清醒地嘱咐一定要我亲手给她化妆，好让她漂漂亮亮地躺在棺材里。她不让任何人做这件事——甚至自己也不动手——那时长在卵巢的肿瘤还没大得引起任何痛感。她是个对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但这样的人有时往往忽略了大事，等意识到时就太晚了。谢天谢地，等她感觉到疼痛，知道真相时，折磨也快到头了。

她在病房里紧握着我的手。布帘围着我们。我的手劲已经够大了，可那天早上，她握得我生疼，这让我大吃一惊。我看着我们紧握在一起的手。她那柔嫩的手指因使劲变得苍白，手指甲仍修得那么漂亮，每个指甲都精心地修成同样的弧形，并细心地涂上她最喜欢的红苹果色。这是我最伤心的时刻。甚至比听到她痛苦的呻吟声还要难受。她这只手虽然突然变得可怕地有劲，但她那可爱的好美之心仍不减当年。

现在我在入殓室里站在她身边，她的手没露在外边。它们在布单底下某个地方。我还要做许多准备，所以我先凝视着她的脸。她那双合上的眼睛看得出是西方人的双眼皮，继承了可能不止一个法国人的血统。礼哥从未提过她的眼睛，也许在众人面前曾奉承过两句，可我知道，这是她脸上最吸引人的部位。礼哥本应该会对人们说：“我老婆的眼睛特别好看。”但事实上他没有。他一定盯上了她的乳房。这是他的私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眼神曾流露过。

我们三人认识时才十六岁。水姐和我常在西贡体育馆里玩，我们就是在那儿碰到礼哥的。我们经常露出美丽的双腿。见此，礼哥对我们说，如果圣母玛利亚爱打网球，会让她的孩子们穿网球服的。我们故意暴露我们的腿。真的，我的腿很好看。但没有水姐的那么好看。我第一次见黎文礼时，就愿意把腿露给他看。他在球场算是个高个小伙子。我和水姐打球时，他总是抢在我们前面，把掉到地上的球捡起来，然后还给我们。我的网球打得比水姐好。我早该意识到，把球故意打到网上有多好。这样，礼哥就会在我这边抢在前面把球捡起来还给我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水姐当然懂得这些。我们打球时，黎文礼就在网球场边摆着架势等着我们出错。见此，水姐的球艺就会比以往更糟糕。

我看见礼哥的一双眼甚至初次见面时就瞄上了水姐的乳房，虽然只是轻轻地瞟了一眼，但意味深长。我一看就明白了。我一开始跟他交往就跟着他的眼神走。他那双眼睛像我的眼睛，没有一点西方人模样，一切都是从我们祖宗那里遗传下来的。我们祖先是在慈祥的龙父抚育下长大的。它的一百个孩子成为越南的缔造者。我不愿意回想这位慈祥的龙父曾娶过一位美丽的公主的故事，因为那位公主只长得漂亮，理家过日子不行。我十六那年心里的确还对礼哥怀着希望。礼哥的眼睛却总瞟着水姐的乳房。我没接着球时，他就对我微微一笑，用压得只有我才能听见的声音对我说：“你球打得不错。”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来说，这话听起来好像他马上就要和我谈恋爱了。我那时真傻。

现在，水姐躺在我面前的不锈钢桌子上，脑袋被铬架托着，脑后的头发散开，脸几乎变得一点魅力都没有了。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味，气味里有些强烈的东西刺得鼻子直发痒。那味道好像我儿子在学校科普课上用的杀虫剂。我知道这里的花不是真的，花上喷洒的香味盖过了这股味道。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心里只想着自己来这儿的目的。华先生离开后，我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在水姐身旁。华先生从身后帮我系上工作服的带子，并告诉我他已给水姐洗过头了。接着，他把乳白色窗户上的空调打开，点头哈腰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了。

我打开放在高脚铁椅上的化妆包，拿出水姐带有珍珠把柄的梳子，然后弯下腰看着她。我们互相给对方梳了一辈子的头。她上了岁数还愿意披着一头黑发。她去世那天，仍把头发小心翼翼地散在枕头上。一定是她在弥留之际自己这样做的。礼哥还有她大儿子和我晚上进屋时，她已经死了，头发梳理得很漂亮。

我伸出手，想碰碰水姐。这是她死后第一次有人动她的头发。她的头发纠缠着梳子。这股拧劲让我浑身直打冷战。她的头发仍活着。她身体僵硬了，变凉了，绝对一动不动了，可头发仍不顺从梳子。水姐虽没像以前梳头那样梳一下就叫疼，但现在她的头发执意让人觉得她还活着。这倒让我有点惊讶不已。看见水姐这样子，我的心就开始缩成一个拳头，觉得自己开始生气了。水姐虽已过中年，但没像其他中年越南妇女那样在脖子后面盘个髻，仍是长发披肩。一看到她这个臭美样，我便妒火燃烧。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生气是因为她身上还残留着生命力。一想到这儿，我又觉得有些惭愧。我感到脸在发烧，热得我好像浑身冒汗。

然而，这种羞愧感没有持续多久。我马上直起腰，转过脸，冲着空调送来的凉风，望着对面墙上玻璃柜里挂着的所有工具。柜子里有叮叮当当的钳子、管子，还有刀子。这儿不是活人待的地方。我又端详了一下水姐的脸。她那苍白的嘴唇向下耷拉，眉头微微皱着。于是，我拿起梳子，开始给她梳头，和以前给她梳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这次一定要把她的头发梳好为止。

我想对水姐说几句心里话。她的魂可能还在屋子里，能听见我说的话。“没关系，水姐。我这辈子从未怨过你，现在也绝不会埋怨你。”水姐永远是我的好朋友，会永远喜欢我的。记得我们互相梳头时，她总夸我的头发是多么漂亮。即使我快五十岁，美丽不在，她也总是求我别剪头发。她曾夸我是多么有本事。她还督促我在凡尔赛再找个对象。她曾跟我讲，我能成为这个人的好老婆，或那个人的好老婆。她给我介绍的男人都很成功，也很有钱。但他们都上了岁数。一个六十多岁，另一个七十多岁。还介绍过一个男人都已八十一岁了。她没直接向我推荐这个人，只是不经意地提了提，说她上个星期见过这个人，他是如何精神，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等等。

她丈夫黎文礼当然比他们都成功，在凡尔赛仍算得上很帅的男人。他还是那么英俊。他的脸庞就像勇士。我在西贡博物馆见过勇士的雕像，都长着黎文礼那样的高颧骨和厚嘴唇。那些勇士几百年前把中国“入侵者”赶出我们国土。想到这儿，我提起水姐的头发，一缕一缕地梳，细心地把梳好的头发放在托架后银光闪闪的桌面上，让发梢垂到桌下。她的头发很软，在我手里变得听话了。我好像又看见水姐的头发服服帖帖地飘在浅蓝长袍后面，眼前又浮现出水姐和礼哥在洲际宫酒店附近广场上漫步的情形。

但愿我还能再看到那一刻，让眼前重现那个小小的情景。我想让人觉得，我并不是对他们的相爱无动于衷。那时我真想大哭一场，甚至还想大吵一架。他们是故意让你知道他们的关系，想用一种特殊方式平复你的情绪。我们以前一起到洲际宫饭店长廊喝过柠檬汁，所以他们邀请我时，我想这和以往没什么两样。我们三个还像以前那样在城里沿河散步，穿过阮惠街花市，逛礼利书摊。我们自从俱乐部见面后就成了好朋友，而且这种友情持续了近两年。我当时心里还没有明确的选择。礼哥是个非常传统的小伙子，总是彬彬有礼，好像并不着急追求什么浪漫爱情，所以我心里还有些期盼。

虽然如此，我还是有意无意地注意到一些事。水姐和我说完话没多久，便和礼哥一起离开了酒店。直到礼哥参军，我才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很长时间没搞明白的事儿。就像突然发现自己老了似的。这些变化日积月累了好长时间，但是一天早上你照镜子，才突然发现。在阮惠街花市时，我只顾着兴高采烈地谈论该如何摆放鲜花，什么花该摆在一起，屋里该用什么花来装饰，这种花能用在什么场合，那种花能用在什么场合等等。而水姐却弯下腰把脸凑到花前，头发散落在花瓣上，使劲闻着花香，然后直起腰，让身体里充满花香，她的乳房自然会显得更大更漂亮。礼哥当时一定偷看到她的乳房，然后轻轻闭上眼睛回味。逛书摊时——是我提出来逛书摊的——我总是沉浸在幻想中，憧憬着希奇古怪的小世界正向我招手，忘了自己身边的小圈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看见水姐当时正盯着明信片和礼哥聊去远方旅行的事。

我这两个朋友尽其所能在洲际宫酒店里招待我，我满心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水姐邀我和她一起去厕所，我们还在厕所里拿礼哥说的话取笑。我们走到镜子前，看到两张脸并在一起。我们都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我站在她旁边，显得比她老。我已经显老了。我能看出来。我听见水姐说了一句：“我真幸福。”

那天我们确实玩得很开心，但我没明白她为什么那么说。毕竟礼哥是要离家去打一场持久之战。但我还是附和她说：“我也很高兴。”

水姐紧紧靠着我，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