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有时叫我想起了什么，想起一种我曾经有过的心境，想起一种我曾经感觉到过的喜悦？对此我并不清楚。天寒地冻，闻着有股烟味，有股雪味，我转身侧耳倾听我不可能听见的什么，有个词儿就在嘴边，可就说不出口，是一种心神不宁，你知道吗？你是知道的，然而你或许会说，一切无名之物都该有个名分。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你不愿一块儿来的晚上，克里丝蒂安娜在我面前跳起了舞，她开大收音机，合着《从没认识过像你这样的女孩》的节奏跳起了舞，一张拉拉队长的脸，红发飘逸，笑吟吟的，一副楚楚动人的样子。马库斯·维尔纳穿着那件他祖母的裘皮大衣，戴一副粉色塑料洗碗手套，大衣上的毛有的地方都秃了。“你可真傻气。”克里丝蒂安娜说，而马库斯·维尔纳正在一面女用随身携带的小镜子上把可卡因堆成一道道细条，没去理她。我不累，坐着，靠在他身上，在沙发上。雪浸湿了他的皮大衣，有股子怪味儿，我留神看着克里丝蒂安娜怎么用李子色的口红填塞她的嘴，她的嘴真大，口红尖尖的像个楔子，马库斯·维尔纳从小镜子上抬起眼来，哪儿都没看。

你那时在哪儿？先前我给你打过电话。你在电视机前坐过，大概是吸了成色次的毒品，你的声音听上去疲弱无力还有点恼火，于是不想一块儿来了。我说：“克里丝蒂安娜坠入爱河了。”你说：“不新鲜。”接下来我们沉默不语，我都能听见电视的微弱声音，是打仗的嘈杂声，空袭警报，我知道你屋里冷冰冰的，窗户都结上了冰花，你挂断电话。

埃德温·科林的嗓音听起来沙哑。我一连抽了三支烟。“这次是谁？”马库斯·维尔纳顺便提了句，他的塑料手套发出一种黏黏糊糊的声响。“好了别说了。”克里丝蒂安娜边说边从旁边的大镜子中打量着自己，手叉在腰上，朝上看。她眼睛下面有点儿青色眼影，显得真棒。她说：“我们要有乐子了。”吻了一下我的嘴，我抓着马库斯·维尔纳的胳膊跟他低语，克里丝蒂安娜似乎也不想去管，我悄悄说：“这是个大腕儿导演，确实是大腕儿，知道吗？他已婚，我们去参加他的首演庆典，有吃的，伏特加，还有别的什么，一应俱全，我们有的乐了。”克里丝蒂安娜笑了，把我从他身边拽走。

外面很冷。我想到你在你的屋里，就坐在窗前的沙发椅上。我清楚，你恐怕不会真的看上一部什么电影，而是就这么坐着，在朦胧中，凝视着前方；我没失望也没生气，我是有点儿伤心，是的，大概是。天确实冷，都能闻到一股雪的味道，我们的声音在这条空旷的街道听上去有种滑稽味道的瓮声瓮气，我们索性什么都不再说了；路灯上的光线像是都冻瓷实了，克里丝蒂安娜穿着高跟鞋摔了个跟头，我盯着马库斯·维尔纳，我们没去搀她一把。在十字路口我们要了辆出租车，“去剧院。”克里丝蒂安娜说，摇下车窗，开大收音机，出租司机做了个鬼脸，什么也没说。剧院门前红旗飘扬，门都大敞着，马库斯·维尔纳向前倾了倾身，说：“今晚这儿演的是……”然而克里丝蒂安娜却打了个手势拒绝聊什么。“不聊这出戏你要跟他聊什么？”马库斯·维尔纳说着还嘿嘿地笑了起来，克里丝蒂安娜双手把他的脸拽到她脸跟前，毫不含糊地说：“我压根儿就不想跟他聊，你懂吗？”

在门口我又转回身，最后一次还想回到你身边挨着你坐到电视机前。我也许会关上电视，可能会端详着你，这本来再容易不过了，可我就是这么下不了决心，深深喘着气，后来还是跟在了克里丝蒂安娜和马库斯·维尔纳的后面。

地上装饰有星形图案的剧场大厅摆着长桌，食品琳琅满目，几台冰箱装满伏特加酒和蒙上了冰霜的小酒杯，他们请来了一支俄罗斯吹奏乐队，还打上了红光灯。“机不可失。”克里丝蒂安娜说着就不见了，我在自助餐台那儿拿了面包和鱼，马库斯·维尔纳把几瓶伏特加酒和几只杯子塞进他的大衣兜里，他一直都戴着这副塑料手套，没人去注意他。我们坐到楼梯上吃开了，我大口喝着伏特加，身上暖和起来，马库斯·维尔纳心神不定地吃着，不停地擦着鼻子。我说：“你可卡因吸多了。”而他却说：“他在哪儿，那导演？”导演紧靠吧台站着，高大、肥胖，一副颓靡相，抽着雪茄，喝着威士忌，他身上有种挥霍无度的、克里丝蒂安娜根本就无法摆脱的老男人的性感，何况他还名气很大。我用手指指着他说：“就他。”马库斯·维尔纳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并说：“当然啦。”我注视着导演，想着那些数都数不过来的、在克里丝蒂安娜和我的厨房桌边吃过、在我们的淋浴器下面洗过、在我们的床上睡过的导演、剧作家、演员和舞台布景师，想着他们在我们电话留言上的声音，想着他们半夜三更敲我们门的声音，想着那些摔碎的杯子和还没读过的信件；我在想，总是还少了点儿什么，这次恐怕还是会少点儿什么。我想着你，想着冰花、烟味，我在想，就连我们也是少了点儿什么。

克里丝蒂安娜露面了。她肯定又在洗手间的镜子前待过，因为她现在把头发盘成了个发髻，这我清楚，她会在什么时候抽掉簪子，松开发髻，好让她的头发呈一种把我都弄得晕头转向的波浪状在她后背上倾泻下来。她出现在饰有星形图案的剧场大厅边儿上，在厅柱间来回晃了会儿，靠近吧台又从那儿走开，点了支烟，耷拉着眼皮环顾四周。乐队演奏着“想象”乐队的《晚安，朋友》。

马库斯·维尔纳用塑料手套蹭着鼻子，然后又在他的皮大衣上把塑料手套再蹭干净，说了声：“地道的自我发泄的歌。”克里丝蒂安娜微微晃动着脑袋，撅着臀部扭了一会儿，接着就推进到空荡荡的舞池，到正中央，站到那颗巨大的星上，枝形吊灯把红光洒满了她全身。那个导演整段时间都在茫然地呆望着舞池，这时他转过身去，在他不久——实际上是马上又转向舞池时，便仔细打量起克里丝蒂安娜来。克里丝蒂安娜跳着，一张拉拉队长的脸，两手叉腰，后仰着头像是在笑，她的裙衩都开到屁股根儿上了，马库斯·维尔纳咯咯笑个不停，我不知道这是可卡因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克里丝蒂安娜的热舞所致，我忍不住笑了，说：“她可真有两下子，简直没治了。”

她跳呀跳，也不知什么时候手抬到头上解开发髻，一头红发从后背倾泻下来，马库斯·维尔纳抱头埋进膝间，说：“我受不了了。”那个导演成了个一小堆满是不清不白欲望的堆积体。我躲开了，喝着伏特加，凝视着枝形吊灯发出的光芒，有点儿晕乎乎的，想着所有我们一起喝醉酒的一夜又一夜。你我在随便一家酒吧的木桌旁，老是冬天，外面满都是雪，天从来没放晴过。我回忆不起夏天，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我试图弄清楚咱俩怎么就掰了，我也知道这种事根本就搞不清楚。我想到了你，想到你的房间，电视机发出的蓝光，你左手那支抽了一半的烟。我猜想到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你本来可以说点儿什么，就一点儿，随便什么。

马库斯·维尔纳碰了我一下说：“瞧瞧，哎，你钻到哪儿了？这可得好好瞧瞧。”我朝舞池望去，克里丝蒂安娜还在那儿跳着，和她一块儿有另外一个女人在跳。这女人非常瘦小，看起来像个孩子，一个早熟的孩子，她的肤色黝黑，一头乌发，穿着件红色连衣裙，她每次旋转时，都能看见她光着的屁股和阴部。她不停地旋转，一双小手像鸟似的围着她扑棱，她光着脚跳，舞步与克里丝蒂安娜截然不同。克里丝蒂安娜乱了阵脚，她试图拿她那张拉拉队长的脸、她的送胯动作、她双腿精确度量出的节拍，拿她的冷静来对抗这个女人的柔软动作，但是她没戏。她看得太多，而矮个儿女人则闭上眼，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乌黑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马库斯·维尔纳张大嘴痴痴地看着，后来点上一支烟，跟个必须全力以赴去关注的人似的。他突然朝我转过身，非常朴实地说：“这人究竟是谁呀？”我说：“他妻子，导演的妻子，她是巴厘岛人，他们在巴厘岛结的婚。”

你大概会喜欢上她，这个矮个儿女人。她就像你一贯喜欢的那样不容冒犯，她与人保持着非常疏远的距离，人们可以去观察她，凭空想出种种有关她的事情来。她的面相又敏感又漂亮，有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她在这么一个剧场大厅，在这种样子的大理石板上，在枝形吊灯的灯光下与现实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克里丝蒂安娜离开舞池走到吧台跟前，那个导演站到她身旁，他没注意看他妻子，他注视着克里丝蒂安娜，她要了大杯威士忌，矮个儿女人继续跳着，我清楚她脚下的石头非常凉。马库斯·维尔纳盯着我说：“我们聊聊吧。”我说：“不。”他起身走开，我接着喝酒，为我自个儿干杯。时间很晚了，我能看见高大的玻璃后面的雪，鹅毛般的、缓缓飘落的雪。不知什么时候起，马库斯·维尔纳在厅柱间跌跌撞撞地晃来晃去，醉醺醺的，手里还捏着个——天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麦克风，老是往里喊着同一句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懂，把脑袋靠在楼梯栏杆上观察起他来。我想起在白天还从来没有看过他一眼，我问我自己，除了他冬天穿着这件皮大衣、夏天穿着那件垃圾清理工穿的橙色上衣外，我是否还想更多地去了解他。他一周同我和克里丝蒂安娜出去三次，我是喜欢他，要是有那么一回谈论起过他就好了，那我还就真的会说他是“一个朋友”。我拿他当回事儿吗？他拿我当回事儿吗？他想跟我聊的话有什么目的？又聊些什么呢？我回想起他有一次非常天真地说过一句：“我或许会拍部片子，是关于我们的。”我说：“那会是个什么片儿呢？”他答道：“一部什么都不是的片子，什么都不存在了的片子，我们之间啥都没有，我们周围啥都没有，仅仅就一夜和你和我和克里丝蒂安娜在一块儿。”我的确是嗤之以鼻地笑了。我观察着他，他可太嫩了，服可卡因都过量了而且不胜酒力，他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扯着嗓子喊，脖子上青筋暴涨，大伙都躲他远远的。他让我感到腻歪，于是我思忖着再也不、一次也不想再见到他了，我强压住了起身到他那儿一把夺过他的麦克风给他个吻的冲动。舞池中央那颗星上蹲着一个姑娘，不断地往地上磕头，她的额头血糊糊的，哭着说着胡话。自助餐台空荡荡的，红色大沙发上一个女演员正在和一个舞台管理员做爱，舞台管理员大汗淋漓，他的t恤衫后背上印着迈克·泰森咬着霍利菲尔德耳朵的画。女演员像是绝望地在那上面使劲拽着。小个儿女人走了，导演走了，克里丝蒂安娜走了。雪还下个不停，有人把杯子往墙上摔，两个坐在轮椅上的冒牌残疾人穿过舞池消失在厅柱后面，女演员脱掉裙子，跌跌撞撞地上到小舞台上对着扭到最大音量的麦克风往里喊：“要孩子！”她说着“要孩子”、“要孩子”，接着就摔倒在地。我闭上眼睛，听见马库斯·维尔纳的声音，我还是没听懂他说的话。我睡着又醒来，那是因为克里丝蒂安娜站在我面前使劲拉我的胳膊。她还跟几个小时前一个样儿，就跟在屋里、在街上、在出租车里一个样儿。她显得这么的冷峭、这么的冷静、这么的冷淡，她的嘴细长冷漠。她摇着我说：“起来，我们得走了，我们还要去别的地儿，维尔纳在哪儿？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她说这话不快也不慢，而是非常平静、专注，我站起来紧紧抓住她，盯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湖蓝色的，我说：“克里丝蒂安娜，怎么样？”她注视着我说：“糟透了。尽管如此我们现在还是到那儿去。”

你嫉妒了？就一点儿？有那么一丝好奇和不安——到底是去哪儿？他们现在要去哪儿呀？你大概回家了，不，你没嫉妒，从来就没这样过。我们寻找马库斯·维尔纳，在卫生间里找到了他，他正站在盥洗盆前，冲洗他塑料手套上的什么东西，隔间里传出带哭腔的姑娘的声音：“到底怎么啦，你干吗现在就罢手，我全都蒙了。”克里丝蒂安娜反感地扭歪了脸，左脚往隔间门踹上去，马库斯·维尔纳转过身来，声音小得不能再小地说：“非这样不可吗？”——“她等着呢。”克里丝蒂安娜说，“她在等着，我们现在就得走，马上。”马库斯·维尔纳忽然显出一脸无助和力不能及的样子，恳求地说：“谁等着，到底谁在等着？”克里丝蒂安娜人都站在走廊上了，怒气冲冲地又转过身来，接着就吼上了：“那个巴厘岛女人，那个巴厘岛女人在等着。”

剧院前的钟停在十一点上不动，积雪厚厚一层铺在街道上、汽车上、路灯上，万籁俱寂，但我耳畔又嗡嗡直响。巴厘岛女人还是赤脚，没大衣，穿着红裙站在一辆出租车旁给我们撑着车门，克里丝蒂安娜把马库斯·维尔纳推进车，麦克风掉进雪地里，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接着自个儿上了车。马库斯·维尔纳喃喃地说：“你的眼睛，小妹妹，让我心花怒放。”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的眼睛，我略加思量，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一晚上对着麦克风喊的那句。巴厘岛女人坐到副驾驶座位上，回过身含笑注视着我们，我报以微笑，出租车开了，我向克里丝蒂安娜探过身去，低声说：“这是去哪儿，我们现在去哪儿？”克里丝蒂安娜将目光投向窗外，说：“去他那儿，或者去她那儿。我们去他们家，他已经在那儿了，她要我们现在一起来。”我说：“她干吗要这么着？”克里丝蒂安娜耸耸肩，我说：“你干吗要这么着？”她说：“都无所谓。”

你门楣上放着你的房间钥匙，这我知道。我会在黑咕隆咚的楼梯间踮起脚，用手指摸索着取下来，塞进锁孔，轻轻开门。我会穿过走廊进到你的房间，你或许现在关上电视睡觉去了。我会在你这么睡着的时候在你床前伫立，端详你，躺到你身旁，你丝毫不会发觉。但是这把钥匙不是给我放在那儿的，这我清楚，钥匙放在那儿是给这么一个我们从未提到过的女人，钥匙给她放好，时候到了，她就踮起脚尖够着它，把门打开，把她的箱子放到你的床头叫醒你，就这样，不是吗？你在等待，你和她素昧平生，和这么一个女人，但你知道她会来，于是你等着，你坐着看着冰花等着，我也在等着。

反正巴厘岛女人没钥匙，她没她自家的钥匙，或者是她假装没钥匙。我们站在她家门前，她拿她不大点儿的栗色大拇指使劲摁在门铃上，门铃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马库斯·维尔纳在楼梯平台上闲荡，擦着鼻子，精疲力竭地说：“我不行了。”巴厘岛女人朝他转过身去含笑注视着他，她到现在还没说过一个字，可我能看见她的门牙被磨得所剩无几但是非常整齐，马库斯·维尔纳受难似的报以微笑，异常清晰地说了句：“恐怕还是走了的好吧？”然而紧接着门开了，过道暗处站着一些不大的孩子，四个还是五个穿睡衣的小不点儿，光着脚丫，头发蓬乱。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我们也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这些孩子看上去像是他们父母的一种奇特的混合，他们长着他们父亲粗壮、臃肿的肢体，眼睛却跟他们母亲的一样乌黑、细长、特别。巴厘岛女人进入到由睡衣、绒布动物玩具和柔软的小手组成的这堆熙攘的人群当中，孩子们紧紧扯住她，用一种外语在劝说着她。马库斯·维尔纳盯着克里丝蒂安娜说：“这你都知道？”而克里丝蒂安娜呢，第一次力不从心地说了声：“不，这我不知道。”

我们在导演寓所的过道上两次踩着了五花八门的仓鼠，仓鼠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巴厘岛女人笑着，把它们抓起来扔到好多房间中的一间里。孩子们透过门缝又窥探了一番，接着就没影了。看不见导演，屋子黑洞洞的，巴厘岛女人领我们进了厨房，点上蜡烛，在炉子上坐上水，我们大家有些尴尬，围着餐桌就座，我想挨着马库斯·维尔纳坐，克里丝蒂安娜想挨着我坐，我们来回推拉了好一阵子，难为情劲儿还真够明显的。我们终于坐定，厨房很大，很暖和，窗前是漫漫长夜，天花板上绷着奇异的花环，散发着异样的味道，我们都不吭声，克里丝蒂安娜避开我的目光，马库斯·维尔纳像个小孩儿一样窃窃私语：“我们到底在这儿干吗？”没人理他，巴厘岛女人沏上绿茶，桌上放上些小碟，还有蜂蜜和糖。她开始斟茶，动作缓慢、稳当，她老是在微笑，最后坐到了克里丝蒂安娜旁边。马库斯·维尔纳留心看着挂在桌子上方墙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导演站在巴厘岛女人身旁，背景是棕榈树和一片蓝得要命的大海，那个导演除了一小块儿遮羞布外一丝不挂，头戴用鲜花和香蕉编制的首饰，他狼狈地瞟着照相机，巴厘岛女人拉着他的手，没有微笑，他们头顶上的天空像是要下雨。马库斯·维尔纳说了声，还分外清晰：“婚礼？”正要把脸紧贴到克里丝蒂安娜脸上的巴厘岛女人猛地往回一缩，点了点头，克里丝蒂安娜释然地轻轻咳了一声，双手放到桌上，好像要召开会议似的，果敢而坚定地说：“他人在哪儿？”马库斯·维尔纳替巴厘岛女人答了句：“他睡了。”

我觉得，我们一起有过美好的冬天，一个呢还是好几个？我都不清楚了，你大概会说这不重要。我们遇到大雪和严寒，每一次在我提到我其实喜欢感觉到寒冷时，你总像是深深理解地那么看看我。要是太阳露出来，我们就去散步，长长的斜影，你掰断枝桠上的冰晶在上面嘬着，每次你在冰面上滑倒时，我都忍不住笑了，直到笑出眼泪来才打住。我们不去指望什么，我要的就是这个，但是，原谅我吧，我还是对所有我不在时你将拥有的冬天感觉到了一丝妒意。我觉得事情打那以后总是这个样子，就跟在这间厨房里、跟克里丝蒂安娜和巴厘岛女人一同在这张桌子边挨着马库斯·维尔纳一模一样。已是凌晨，我困极了，我知道，事情从来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恰恰就那么一次搞错了。

窗外天蒙蒙发亮，又下起雪来，雪开始闪闪发出亮光。克里丝蒂安娜站起来又坐下去，马库斯·维尔纳摘掉手套靠到我身上，短暂而温柔地吻了一下我的脖颈，巴厘岛女人注视着我们，微笑着。她说：“德国有许多笑话。”她声音听来非常脆而且还童声未泯，她把一个一个词都拖长，不能正确地发出“sch”的音来，马库斯·维尔纳一动不动，克里丝蒂安娜挤出一丝短促的、干巴巴的笑容，让人摸不着头脑地说了声：“什么？”巴厘岛女人往桌上靠了靠，她现在不再微笑了，非常真诚地说：“笑话，这些笑话我全都学过。”马库斯·维尔纳闭上眼，温和地说：“或许您给我们说上一个。”巴厘岛女人往上看看装饰着花环的天花板，说：“金发女郎和泰坦尼克号的区别是什么？”我们都默不作声，她等了四五秒钟然后说：“人们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多少客人。”我们还是默不作声，她紧盯着我们，像是期待着从我们这儿得到个解释，一个对这个笑话的解释，她看上去极为真诚，两眼圆睁。马库斯·维尔纳依旧闭着眼，可是克里丝蒂安娜的脸上则挂着一种惹我发笑的、慌乱的表情。巴厘岛女人再往前倾身说道：“该对从地下室台阶上摔下去的金发女郎说什么呢？”她又等了两三秒钟，她确实像是在数着数，然后自问自答道：“把啤酒一块儿捎上来！”与此同时紧张费劲地看着桌面，就好像她是在那上面把这些话照着念下来一样。接下来她直起腰，笔挺地坐在那儿，像是受过训练似的讲着。她挺直了腰说：“怎么安葬一个金发女郎？”接下去就再也收不住了，她一个接一个地讲着金发女郎的笑话，十个、二十个、五十个金发女郎的笑话。我凝视着她，死盯着她那张陌生的、专注的、疯癫的面孔，也不知什么时候起根本就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讲得越来越快，不停顿地一问一答，再一问再一答；也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克里丝蒂安娜在——都多久了？——哭泣。马库斯·维尔纳的脑袋从我肩头滑到我的膝上，睡着了，他祖母那件部分光秃的皮大衣裹着他那张出奇的小脸，我把手放在他的颊下托着他的头，我感觉到了我的心脏在跳动，我感觉不错。

后来静下来，后面房间中的某一间响起闹铃声，导演醒了；窗外已大亮，巴厘岛女人沉默下来，没有丝毫倦意。她站起来，从我怀里拽起马库斯·维尔纳，他向她倒过去，她以一种温柔的动作给他把大衣从肩膀上捋下来，把他推到厨房长椅上，她把马库斯·维尔纳挤到长椅上，拿大衣给他盖好，还用栗色小手抚摸他的额头，后来还吻了他的嘴。克里丝蒂安娜和我起身穿上大衣，在厨房门口我们又一次转过身，在那边她穿着红连衣裙站在长椅旁注视着我们，真诚而坦率，她什么都没说，于是我们就走了。

外面依然很冷，一列早班有轨电车从我们身旁开过，导线上飞溅出带蓝色的火花，这座城市尚且寂静无声，光线亮得叫我眯起了眼。克里丝蒂安娜停下，把脖颈子上的头发扎在一起，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攥住她的手，但我没去做。她脸色煞白，嘴唇发紫，后来我们跑起来，脚下的雪发出嚓嚓声。我想过，你，要是你睡了的话，这会儿也该醒了，你醒来会看着窗户上的冰花。

天很冷，有股子雪味儿，有股子烟味儿。你在倾听着你听不见的什么？话到嘴边，你欲言又止，是你不能够把话明说？你心神不宁了？我们曾有一回——这还不够吗——相遇过？我现在要去睡了，冬天有时叫你想起来什么，你不知道——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