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说：“她去年还只是躺在床上，在床的左边，右边是我外祖父的，我外祖父离家出走了，他那边她从来就没躺过。她多少年来已习惯了早早就醒，早上不到六点，房顶上一条狭长的天空，电视天线还有烟囱，屋檐水槽上的鸽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都看见了这些，她躺在床上厚厚的羽绒被里，头枕三层枕头，天花板上有玫瑰石膏花饰和灯泡上的鲜艳玻璃灯罩，略显红色的玻璃，或是绿色的，我都说不上来了。”

索菲说了声“抱歉”就咬住嘴唇，她朝窗外看去。咖啡馆的窗户非常高大，可以将整个赫尔姆霍尔茨广场尽收眼底，广场现在空荡荡的，起伏不平的石块儿路面都磨出了光泽，风卷树叶高高飘起，街角上一条灰狗在徘徊。索菲冲着窗外抿嘴笑了笑，说：“我父亲九点钟来，沏茶，煮一枚嫩鸡蛋，切面包，把所有这些放到床头柜上，茶放在保温小炉上，她喜欢烛光；接下来她就呼天抢地喊起来，破口大骂，对他疑心重重，数落着，年复一年。他不回嘴，走了。他就隔两栋房住，也就是说挨得很近，夏天都能从阳台对她的阳台打招呼，她从不回应。她吃饭，孤零零一人，房顶上面是上午的天空、电视天线还有烟囱。之后她又躺下，盯着保温小炉温茶的烛光，直到熄灭，就这么躺着直到晚上。她睡了醒、醒了睡地躺着，可能这都没了区别，一个一个小时的交汇融合，穿房而过的光线，桌上没个钟表，傍晚房顶上面一条狭长的，呈蓝灰色、黑色的天空。”

索菲看着赫尔姆霍尔茨广场的上空，就像是要作个对比似的。广场上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萦菲转移视线，在咖啡馆里四下环顾，双手捂着咖啡杯，反正是非常怕冷的样子，她眯起眼，清了清嗓子，表情倒不如说是冷漠、疏远。她说：“接着我母亲来了，热饭、洗衣服，冬天生炉子、铺床。我外祖母穿着羊毛衫、长袜和拖鞋，扶着助步支架，像只乌龟似的吃力地挪动到起居室，在那儿倒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白天给她一盒烟、三罐听装啤酒和三杯烧酒，她老把啤酒藏在屁股底下，装得好像她还没得到似的，无非就是想多要啤酒，还对我母亲、她的女儿说：‘你什么都不想给我。’我母亲不吭一声地从外祖母屁股下面把啤酒硬给拽出来。我外祖母会在厨房找上另外一个藏烧酒的地方，在深更半夜？靠四肢爬行？忍着剧痛，在晨曦中紧咬牙关，在唉声叹气？或者是扬扬得意？——但她总能找得到。”

索菲现在笑了，就稍许一点，她笑着盯着她的咖啡杯说：“得想象一下这事，她都走不动路了，就只能慢慢挪，扶着那个助步支架吃力地往前移，可烧酒她都找得到，不管放在哪儿，柜子最里面、衣帽架挂着的大衣口袋里、烤箱里、阳台上栽花的木槽当间儿。她找到烧酒喝得一干二净，再把空瓶放到门前，我觉得她把这当成一种赌博，她赢了赌局，总赢。”

天阴了下来，屋外下起雨来。蒙蒙细雨，可能已经是雪了。有人从高大的窗户前走过，手揣在大衣兜里，耸着肩，放慢脚步注视起索菲。索菲没发觉，说：“我想来杯葡萄酒。”她说：“好吗？我们马上喝葡萄酒。不管怎样我外祖母后来还是吃了母亲给她端上的东西，她边叹气边吃，左手总是按在胸前，她又胖又壮，手指都被风湿病弄扭曲了，我母亲坐在她身边，两人看着播放着的电视，后来她们一块儿抽烟，我外祖母说：‘天快黑了。’每次我母亲离开时，外祖母就号啕大哭，变得孩子气并且大发雷霆，抓着她不松手，威胁着、嚷嚷着。我母亲又坐下，后来还是走了。夜里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当电视出现雪花干扰、街面上所有路灯都熄灭时，她扶着助步支架、拖着腿吃力地挪回卧室，坐到床沿上，呆呆地凝视着一片黑暗，心想：我不明白是什么。躺下，接着睡着了。日复一日。夏天有时拿瓶啤酒在阳台上，坐在天竺葵中间，像是在策划阴谋似的和这些植物窃窃私语。我们一周给她洗一次头，于是她蹲在浴缸里咯咯地笑起来还说：‘好痒痒，真舒服。’她尿在床上就会哭着、很难受地一直躺到晚上，但有时候她唱起来，还用左眼使眼色，取笑我们一无所知的什么东西，直到眼泪都笑了出来。她从不听音乐，她在这种寂静中躺在床上、头埋在枕头里，躺在这寂静当中，当两个孩子还有那个男人在这里时，这寂静变得喧闹。”

索菲环顾四周。下午晚些时候到晚上的这一个小时中，这家咖啡馆特别冷清，那些没人坐的桌子上还点着蜡烛，女招待斜倚在柜台上，抽着烟，半闭着眼。“她在留心听着我们？”索菲悄悄说道，把她的椅子往桌子跟前拉近点儿，双手撑着脸，女招待一动不动。雨打玻璃，外面传来冬天特有的汽车发动不起来的马达噪声。索菲非常肯定地说：“我外祖母在最后的一年当中怀疑起整个世界来，说是看见炉子后面拐角站着几个男人；把她的钱包藏在床垫下，藏在床头柜中，藏在枕套里。每当我母亲在厨房热饭时，她就大声喊着：‘把装进去的都拿出来！’接下来又一一列举我父亲每天上午从屋里弄出去的东西——裘皮大衣、银器、首饰、外祖父的勋章、现钱和存折，还有锅啦罐啦什么的。她硬是扯着我母亲的上衣说：‘偷来的衣服。’还边喘着气边喊警察，我母亲站在她面前，只管瞅着，一声不吭。我外祖母扶着助步支架艰难地挪到厨房，一一查看起柜子和抽屉，后来就号啕大哭，还说：‘我不想活了。’然而她整天都躺在床上耐心地等待着。”

“要知道，”索菲说，“这并不容易，给自个儿找回记忆，得一点儿一点儿来。我忘得快，特别是面容，老是记不住脸庞，其实都是马上就忘了，即便是我外祖母的长相我都记不起来了。她总是感到冷，盖着几床羽绒被还穿戴几件羊毛衫、围巾、厚长袜，尽管如此还说：‘我想吸新鲜空气。’就是大冬天，卧室里的所有窗户都得大敞着，但在起居室围着沙发排上了一圈小型热风机给她脸上吹热气，可她还是说：‘我不明白，我还老是发冷。’她头发花白，上午把稀蛋黄抹在面包上，喝茶什么都不加，也不加糖，起居室有一部电话，卧室也有一部，有时候儿子打来电话，从他近郊别墅的深宅里询问起她的身体以及姐姐的状况，我外祖母躺在她尿湿的床上，浑身疼痛，大口喘气，两眼放光把听筒端在耳边，对着满屋子说：‘好，都好。’”

索菲猛地站起来去卫生间，她干瘦成这样，穿着厚厚羊毛长袜的两条腿就像是两根小棍子似的，她走路笔挺，耸着肩，脊背僵硬。女招待从后面看着她，百无聊赖地打起哈欠。咖啡机簌簌作响，大厅空无一人，雨现在是倾盆直泻，桌上的蜡烛在蜡油中熄灭。索菲回来坐下，点了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从后面瞧着冒出的烟，她一脸倦容，说：“我外祖母抽加长型香烟，长长的、淡味的女士烟，从不狠吸，也总是隔着烟雾看，就像我这样，或者是我像她那样。要是她感到我母亲太慢的话，她就敲墙，还是攥个拳头敲。有次在床上坐起来指着自己的脖颈背，那上面的白头发一夜过后都卷成鬈发，说：‘这就要死了。’有时坐起身，却把目光投向屋顶电视天线上面的天空：‘亲爱的上帝不想要我。’她能把两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讲下来，或者也可能是我们只想听上两个。那个战争故事。俄国人临近柏林，我外祖母和孩子们坐火车出逃；火车突然停下，那儿不是车站，不是居民点，六岁大的儿子要撒尿。‘真叫人难以想象，偏偏在那时要撒尿。’我外祖母说，像是置身事外似的，于是她让他下车，到空旷地上，说是那时油菜花都开了，白天挺暖和，我外祖母等在车厢门口，六岁的儿子跑进油菜地，嘴里嚷嚷着孩子话就撒开尿了，这时车又开了，开得太快，太意外了，那孩子脸都吓青了，呆站在油菜地里，说是还穿着一身蓝色水兵服，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不熟，反正他没死。那个战后故事：夏天里的两居室，男人走了，阳台上是天竺葵，我外祖母像往常那样在厨房里，女儿和儿子在起居室拿弹弓和小石子玩打靶。我外祖母在削土豆，切圆白菜。‘打赌吗，我能射出你一只眼来。’起居室里的女儿，我的母亲，对儿子说。‘打赌就打赌，没戏。’儿子说。于是女儿，那个姐姐，瞄准、射击、命中。女儿尖叫，儿子没喊，女儿，我的母亲，站在厨房门当中惊恐万分地用双手蒙住脸讷讷地说：‘我打中了他的眼，是左眼。’一而再、再而三地小声说着这话，我外祖母站起身，土豆皮撒了一地，还有圆白菜的碎末，她跑进起居室，儿子站在那儿，那粒小石子正嵌在他的左眼里，嵌在那儿，就像是一只石头做的眼珠。‘那我就把它抠了出来。’我外祖母说，再简单不过了。儿子有了玻璃眼球，五个小小的、褐色玻璃眼球用来做替换，每当姐弟俩吵起架来，我母亲就把玻璃眼球撒了一屋子，说：‘找呀，残废。’我外祖母就咯咯地笑，笑什么呢。接下来故事就没了。”

索菲脸上惊讶不已，没有悲伤，还没有。她双手揉揉眼，大拇指按在眼睑上，露出一丝微笑，她注视着女招待，直到她从柜台上慢慢腾腾直起腰、拖着腿梦游似的步伐走过来为止，女招待在围裙上蹭了蹭手，没吭声。索菲用一种完全变了样的嗓音说：“我要杯干红葡萄酒。”女招待又拖着腿走回柜台，她都听懂了？“走着瞧吧，”索菲说，“后来我外祖母还离开过一回那套住所，最后一次。那时她孙女在，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十八岁了。她儿子租下湖边露台，雇了一个街头演奏手摇风琴的，还定下了丰盛的冷餐。‘应有尽有。’儿子在电话上说。我外祖母躺在床上，盯着房顶上、电视天线上的天空说：‘好，我来。’——‘你得带上个礼物，’我母亲说，‘她都十八了，你得给她送个什么，给我钱，我替你买。’然而我外祖母漫不经心地拿左手摆了摆，说：‘她已经有了礼物，别担心。’‘你哪儿来的礼物？’我母亲问，‘你什么都买不了，家都离不开。’我外祖母不理不睬，数着日子，让人给她洗头，从柜子里取出蓝色连衣裙，是那件礼服，她说：‘蓝得好像我的眼睛。’也不再骂骂咧咧了，端详起我父亲，是在上午，一言不发，从床上把钱扔了出来，是从床垫缝里、枕套里掏出的钞票，说：‘你们拿去吧，我不要了。’在孙女生日那天她坐着轮椅由三个壮汉从屋里抬进一辆巴士，壮汉个个大汗淋漓，我外祖母坐在轮椅上像个女王，膝间拿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放着那个包起来的礼物。‘是什么呀？’她摇摇头，几乎是宽容地说：‘啊呀你们还是耐着心等吧。’我们在车里跟着巴士开，我能看见她，能看见她紧贴在窗户上的白发苍苍的脑袋，她有时候用手擦擦蒙上一层雾气的玻璃，往外看，整个行程都是这样，她都看见了什么？我说不出来。在湖边露台他们把她推到宴席首座，坐在儿子和孙女中间，大家都很轻松愉快，劝她多吃，把盛满菜肴的盘子还有葡萄酒放到她面前，她不喝，也不吃，把礼物给了孙女，她出于礼貌毕恭毕敬地就坐在身旁，席间肃静下来，儿子笑了，祖母给孙女送大礼，孙女小心翼翼地撕着包装纸，摸索着，然后迟疑了一下，把纸全都扯了下来，手上抓着个黄颜色的锅盖，四周都有点破了。‘这是什么？’她说，一个谜、一个象征，她都十八了，含笑看着我外祖母。‘是你们偷走我那口锅上的盖子，’我外祖母说，‘就跟你们偷走我所有东西没两样。’接着她非常缓慢地举起手放在她左眼上，转向她儿子并且盯着他看，是用她的右眼，那只眼的确与她的节日长裙一样蓝。”

女招待把葡萄酒放到桌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索菲，索菲没有回看。说了声“谢谢”，从杯子里呷了一大口，用手背擦擦嘴。门开了，风吹进来，一股雨腥味儿，两三个身穿湿漉漉的大衣、面色潮红的顾客，索菲没转身，也不感到冷了，她现在两颊绯红，眼圈上的疲惫荡然无存，她说：“我马上就完，故事马上就完，就结束，要不了多长时间，你还行吗？他们后来，在夜里，再一次用轮椅把她推到湖边去，她坐在那儿，死盯着一片漆黑，对岸灯光点点，波浪轻轻在拍打，‘这是什么意思？’我外祖母说。他们用大巴送她回家，她让人把她放到床上，身子转向另一边，对站在门口的我母亲说了声‘晚安。’第二天上午我父亲来，沏茶，煮一枚嫩鸡蛋，切面包，把这些都放到她那儿去，茶放在保温小炉上，蛋黄都抹在了面包上。‘温茶的蜡烛，’我外祖母说，‘温茶的蜡烛。’多了没话。‘都点着了，’我父亲说，‘你看，火着着呢。’我外祖母说声‘好’，就合上了眼。我父亲走了，去买东西，然后回家，还在楼梯上就已听到电话铃响，响个不停，我父亲拿钥匙开门，扔下购物袋，抓起电话说：‘喂？’没有回答，贴着耳机仔细往里听，都想要挂了，后来还确实听到了点儿什么，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的确离得很远，是哭声，还是呼喊声？是疼痛发出的声音？真的是种噼噼啪啪声，一种喀嚓喀嚓声，某种完全不正常的东西。他怎么突然就醒过神来，我无从知晓，他扔下话筒跑出屋子，下楼梯出去到了街上，那是二月天，就像现在还冷飕飕的，我父亲一路猛跑，就隔两栋房远，他在飞奔，撞开楼门，冲到四层，他浑身发抖惊恐不安，房门卡住了，我想，钥匙肯定从他手中掉下来三四次，他抵住门，门开了，过道就这么窄，一股子味道，通向卧室的门只是虚掩着，那后头一束亮光。我现在都不清楚离卧室有四步还是五步远，我父亲站在门槛儿上，看见外祖母在熊熊燃烧。从床上下来，也不知是怎么弄的，就在屋子中间，床的前边，床在燃烧，外祖母的长睡衣在燃烧，她的长袜、她的围巾、她的头发、她的脸庞，还有她那双蓝色的明眸；她在熊熊燃烧，不再叫喊了，房顶上的、电视天线上的天空一片灰蒙蒙的，烟雾弥漫。她在，后来我父亲说，他都搞不清楚了，但是她确确实实就这么一边在熊熊燃烧一边在跳着舞。”索菲说，没哭，难为情地浅浅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