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这么又消失了。第二天晚上她没来，第三天也没有，我等了三个晚上，然后再度给她打电话，她就是不接，或者确实是不在家。我开始白天满城转悠，徒劳地坐在她有时提起过的那些咖啡馆里，成小时地站在施普雷河边那幢出租老房子前；她还是无影无踪。她窗户上没亮过一次灯，可门上写的还是她的名字，我有时为检查她是否回来过而放到门框下面的那张纸总是移动了位置，她是以她的方式躲避着我。到了三月，我对这种寻寻觅觅感到了厌倦，开始准备费蕾娜的到来。

我收拾起屋子，想清除掉索尼娅到访的痕迹，可实际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痕迹可言，三个月与疲顿不堪的、着了魔似的、不起眼的索尼娅在一起空落落的什么都没留下，我徒劳地搜寻着，在生自己的气，破天荒第一次给我的朋友迈克打电话，我们去打台球喝啤酒，和好些个女的跳舞，一星期下来横扫全城所有酒吧，偶尔我试着讲上点索尼娅的二三事，接着就哑了——我到底该讲什么呢，这连我自己都没个谱儿。

三月底房顶上的残雪融化了，楼燕返回故里。我给土耳其半大小子们送了只新足球，还给自个儿剪短了头，我在等待着什么，一个晚上费蕾娜突然站在了门前，我也就此死了心。我心静如水，每天晚上挨着费蕾娜睡着，每天早上挨着她睡醒，我把她的头发编成辫子，送她一台加压浓咖啡机，她像是要待上一段时间，我也没问她多久。我干活儿，她满城逛，晚上我们去看电影，泡在河边的小咖啡馆里。费蕾娜把她的衣物挂到我的柜子里，开始在街口一家酒吧干活儿；每当响起电话铃声，她都去接。迈克说她差不多是他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姑娘了，我同意他说的话。一天一天的日子有了自身的固定节奏，我感觉良好，或许是高兴，肯定是非常平静。院子里椴树花开始绽放，夏季第一拨雷雨穿城而过，天变得炎热起来。只有很少的几次我有了走在街上被人紧紧跟随的感觉，我转过身，后边空无一人，然而这种刺激的感觉就是挥之不去。有些瞬间，我在渴望着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甚了了，可能是件非比寻常的事，是某一类引起轰动的大事，是某种变故，然而这种渴望就像它出现时那样又迅速消失了。

七月里的一个上午我们骑车去施普雷河边上的露天游泳场，费蕾娜付了两人的钱，说是她喜欢水都喜欢得要发狂了，在我前面光着脚跑到躺满人的草地上去找空地儿，在一棵桦树稀稀落落的荫蔽下凯旋般地立定，铺开她的浴巾，坐到上面。紧挨着她坐着索尼娅。

我的心狂跳了有荒唐透顶的片刻工夫，霎时间我觉得这种狂跳肯定就是渴望中的变故，就是那种节奏中打的磕绊。我站着不动，从费蕾娜转到索尼娅身上呆呆望着，索尼娅从她正在读的书上抬起眼来，看着我，然后看着费蕾娜。

我说：“费蕾娜，我不想坐在这儿。”一边盯着索尼娅那张像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撕裂开了的脸，她留了长发，蓝色泳装，棕色皮肤显得很是单薄，所有这些叫我极度抱歉；费蕾娜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这儿是游泳场能有的最好位置。”她像是什么都没察觉出来，我感觉到我的头在颤抖。索尼娅非常缓慢地站起身来，梦游人似的套了件红色连衣裙转身走开，费蕾娜还在念叨着什么，我听不懂她都说些什么，只是从她的声调中听不出丝毫怀疑的劲头来，于是我把我的包撂到她的包旁边，径直跟在索尼娅后面，在露天游泳场的出口处我追上了她，她迅速地、直挺挺地走着，从后边看就像是一根红色小短棍。我差不多是在飞奔，后来赶到她身边并抓住了她的胳膊，她的皮肤被太阳烤得滚烫，她把她那张极其严厉的脸转向我，说：“我们想见一面，对不对？”

她嗓音的语调与她当时在火车站说过的那句“叫我等着”如出一辙，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白痴一样完全乱了套，于是我说：“对。”她说：“这不就结了。”她脱开身，穿过大门走到街上，我在她身后看着，直到再也看不见她人影为止，后来我回到仰面平躺、晒着太阳、一无所知的费蕾娜身边。索尼娅在那儿坐过的青草都被压得七零八落，我呆呆地看着她留下来的两三支烟蒂，克制着失控的情绪。

我可没非得把费蕾娜打发走不可——这我可万万做不出来，我倒是可以偷偷去会索尼娅的呀——她是自己要走的。她宣称不想在我工作期间来打扰我，不论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她收拾起行李，酒吧那边辞了职，坐车回汉堡了。我觉得她有那么一阵子挺嫌恶我的，想看清楚弄明白我是爱她的，这种可靠性她拿到手了，于是就走了。我送她到火车站，感到浑身散了架似的，并且还少有地伤感，我说：“费蕾娜，随便什么时候。”她笑了笑说：“行。”

这个夏天是索尼娅的夏天。我们乘车出城去一个个湖上划船，我挥桨把索尼娅划过波平如镜、绿如芦苇的水面，直到双臂酸疼才歇手。晚上我们在乡村小店吃饭——火腿拼盘和啤酒——索尼娅的面颊红润起来，头发光鲜得像是照着太阳。我们乘火车回家，抱着所有索尼娅采集来的一束束野花。我很少工作，研究起周边地图来，想到所有图上出现的湖泊中去游泳。索尼娅总是背着塞满了书的背包，给我朗读，还一首一首地朗诵着诗歌。晚上很热，我们数着身上被蚊子叮的包，我还教她用草茎吹哨。夏天是由晴朗的、蓝色的一天又一天构成的镣铐，我钻了进去，并没有惊慌失措。我们在索尼娅的住所度过了许许多多的夜晚，从高大的窗户可以看见施普雷河，我们没睡在一起，没相拥亲吻，几乎都不碰对方一下，其实从来就没有过。我说：“你的床是条船。”索尼娅并不答话——老是那样——可她整个夏天就像个个头不高的优胜者。

七月底，我们坐在利贝克一个空荡荡的小火车站，等着夜车回城，索尼娅开口说了句：

“有那么一天你会跟我结婚。”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打死我手腕上的一只蚊子；天空略显红色，森林上方笼罩着一层蓝蓝的云翳。我说：“什么来着？”索尼娅说：

“是的，结婚，以后我们还会生儿育女，一切都会顺起来。”

我觉得她傻得叫人难以置信，觉得她又可笑又痴呆，恰恰是和索尼娅结婚并且和她生儿育女让我感到荒唐透顶的了，我说：

“索尼娅，这可真好笑，恰恰是你应该清楚这一点，我们该怎么办这事——要孩子？我们连一次都还没在一起睡过呢。”

索尼娅站了起来，点了一支烟，踢着小石子，两臂抱在胸前：“那好，就为这个目的我们马上就去办这事，就只为这个目的，这行，我清楚。”

我也站起来，有股子必须把个懵懂小儿调教得明白事理的情绪：“你整个一个神志不清，索尼娅，说这种蠢话是什么意思——一切都会顺起来？这叫什么？一切都顺着呢，所以我们不结婚。”

铁轨开始震颤，一声尖厉的呼啸在空中回荡，远方深处冒出一列火车。索尼娅左脚跺着地，把烟扔掉，不管不顾地迈步朝铁轨走去。她从站台上跳下，在砾石上跌跌撞撞地走着，最后叉开两腿站到轨道上。火车越来越近，我又坐了下来，索尼娅暴怒地吼着：“跟我结婚，结还是不结？”我不得已笑了，回了一嗓子：“最亲爱的索尼娅！结！我娶你，随你什么时候都行！”索尼娅也笑了，火车飞驰而来，空气中有股金属味道，我嘟囔着她的名字，极度虚弱惊慌，紧接着她从铁轨跳到站台上，火车隆隆驶过，然而她却说了句：

“我现在还不想，你知道。但以后会。我以后真会的。”

秋天我们见得比较少，后来她离开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她都穿上了冬天的大衣，站在我的门前说：“亲爱的，我得出远门，还想来杯茶。”

我叫她进屋，坐上水，她满屋到处走，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她得工作，去上一个月，过后就回；她显然跟往常一样什么也不愿讲，我们一声不吭地喝茶，后来她站起来，牵着手把我拉起来拥抱了我。

我紧紧搂着她，确实抵御不住她的真诚。她说：“多保重。”然后走了。

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害怕而发生。我觉得我怕索尼娅，害怕突然之间迫在眉睫的那种和一个古怪的小个子女人一起生活的可能性，这女人不说话，不跟我睡觉，通常死盯着我看，大大的眼睛，对她我几乎一无所知，而我确实又爱着她，说到底还确实是这回事儿。

我有一种没索尼娅就不想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她对我而言出乎意料地必不可少，我因她不在身边而惦念她，担心她从此不归；然而同时除了让她永远滞留在外我又别无所求。

这个月刚过，我收拾起个小箱子去了汉堡，向大感意外的费蕾娜上气不接下气地求婚，她接受了求婚，我待了有三周时间，和她一起到我父母亲那儿并且宣布来年三月份举行婚礼。费蕾娜预定了前往圣菲圣菲的结婚旅行，把我介绍给她那位可怕的母亲，还告诉我她可不改用我的姓。对我来说一切都无关紧要，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溺水者，但同样也是极度轻松，有种在最后关头摆脱掉了一个难以估量的危险的感觉，我以为我得救了、处在安全之中。我们就日后居住地点稍微争执了一番，费蕾娜希望我搬到汉堡，我说，不管结不结婚，就我而言大可一切照旧，后来我就回柏林了。

我信箱里没有邮件，画室内的画像以往那样落满了灰尘，几扇窗户都长上了蜘蛛网。没有索尼娅的消息，我主宰着局面，防止了最坏的情况发生，现在我要亲切友好点，是带着那种息事宁人劲儿的。我骑车去她住的房子，浑身是劲地踩着脚镫子。我冲上楼梯，还吹着口哨。她人在家，心不在焉但显然又是在期待着谁那样给我开门，然后微微一笑，说：“你挺好的，是吗？”

我们坐进一间跟别的屋同样几乎是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索尼娅紧挨写字台，我坐在靠窗的沙发椅上，外面的施普雷河已全都变成了褐色，海鸥在那台报废汽车冲压机的上空飞翔。索尼娅没问我都去过哪儿，对她出门也只字不提。她笔直地坐在桌子边儿，看上去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几乎是着了魔似的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我从容自若地大谈天气、我在冬天的种种计划和在国家画廊新的艺术展；我觉得自己底气十足。索尼娅提到她要在今年十一月再办一次聚会，我说我很乐意来，她僵硬地笑了笑。“你和我一起去吗，在春天？”她突然问道，而我呢，那个整段时间几乎是以充满期待的喜悦心情在等待着终于能说这事的我呢，把事先都准备好的话表达了出来，响亮地、明确地、字正腔圆地，而且特别彬彬有礼地说：“这不行，我要跟费蕾娜结婚，就在三月。”

这一来她就轰我走。她站起来，伸直的胳膊指着房门，接下去她说：“出去。”

我说：“索尼娅，别这样，什么意思？”但她却重复着：“出去。”并没变脸，我笑了起来，不能肯定她是不是动真格的，接下来她就吼上了：“出去！”是用我从她那儿压根还从来没听到过的一种嗓音，我不安地站起来，弄不清楚我到底在期待着什么，我根本就不想走，我想看她失去控制，看她呼天抢地，喊个没完，可能还会来打我什么的。

然而索尼娅又坐了下来，转身背对我静静地坐着。我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撑着站在那儿，悄无声息，那条河的褐色真叫人受不了，我喘着，什么事都没发生，后来我走了，关上身后的门，偷偷听了听——什么也没有，没有爆发，没有压抑的哭泣，索尼娅没有叫回我。

我骑车回家，非常缓慢，我是——吃惊不小。我思忖着，肯定会跟以前那样，会那样继续下去的，反正会的。

索尼娅没有露面，对此我至少是意料到了。这是一种表演，我熟悉这些套路，我等了有一个礼拜，然后给她打电话，明摆着她就是不接。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接下来再一封，然后是第三封，净是些平淡乏味的瞎扯和无可奈何的道歉，她当然没回，我平心静气，我深谙此道，我想：“给她点时间吧。”

我一周定期给她打三次电话，让电话响上十声再挂上。我干活儿，和费蕾娜通电话，同迈克出门寻开心，拨索尼娅的电话号码，这就像是刷牙或者每天早上往信箱里看一样。我感到挺开心的，并对索尼娅还真是心悦诚服，对那种她避开我的韧劲感到心悦诚服；我只是想，该到结束的时候了。我很想见到她，天冷了，下了第一场雪，我回忆起去年的冬天，回忆起她在我这儿坐过的夜晚，我想重拾这一切。

我心想着：“别老那样，索尼娅，去接电话吧，让我们去散步吧，我焐着你的手，一切照旧。”

然而十二月初我信箱里放着我寄给索尼娅的最后一封信，我困惑不解地端详着自己的笔迹，拿不定主意该对此作何解释，直到在背面发现“收信人已迁出，地址不详”的图章才算搞明白。我不解地站在门厅过道上，天很冷，我觉得浑身冰凉，把信放回信箱，蹬上自行车，在雪地上左右摇晃着，沿河边往工业区骑去，我骑得很慢很小心，什么都不去想。在索尼娅的房前把车子锁在一根路灯柱上，目光朝上停留在那几扇模糊昏暗的窗户上，没有窗帘，没有灯光，但这还说明不了什么。我推开大门，门嘎吱嘎吱直响，走廊里弥漫着潮湿和煤灰味儿，我总有种索尼娅在这儿完全是孑然一身的感觉，我猜想这栋房子现在是彻底的人去楼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爬上楼梯，三层的楼梯栏杆都断掉了，楼梯发出叫人心惊肉跳的喀嚓声。我想到了那次聚会，想到了人声鼎沸的嘈杂声、音乐声，想到了身穿海藻绿裙子、矮个儿红发女人身边的索尼娅。她门边的姓名牌已拆掉，我揿门铃，悄然无声，我从锁孔往她屋里进深很长的、刷了白的空荡荡走廊上窥探，明白了她已离开。

我肯定那栋房子不久就要被拆掉。已是二月，我不停往炉子里添煤，但就是暖和不起来，我再也没见到过索尼娅，也没听到过她的任何消息。院子里的椴树枝桠敲打着我的窗户，是给土耳其那帮半大小子们买新球的时候了。我等着什么时候碰见那个矮个儿红发女人，好问她索尼娅现在人在哪儿，情况怎样。有时候走在街上我感觉有人在我身后紧跟不舍，于是我转过身，但又没人，可这种刺激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