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看治疗医师就搭上了那只红珊瑚手镯还有我的恋人。
那只红珊瑚手镯出自俄国，确切地说，出自彼得堡，已经上百年了。我曾祖母把它戴在左手腕上，它要了我曾祖父的命，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我没把握。没十分把握。
我曾祖母很漂亮，她随曾祖父去了俄国，因为曾祖父在那里给俄国人建炼钢炉。曾祖父在彼得堡瓦西里岛上给我曾祖母买了栋大宅子，瓦西里岛由大小涅瓦河冲刷而成，要是曾祖母在马利广场上的宅子里踮起脚往窗外眺望的话，大概会看见那条河还有宽阔的咯琅施塔得湾。然而我曾祖母不愿看到那条河和咯琅施塔得湾，不愿看到马利广场上高大漂亮的房子。我的曾祖母不愿往窗外眺望一个陌生的国度，她拉上厚重的红天鹅绒窗帘，关上所有房门，地毯吞噬了一切声响。曾祖母闲散地坐在沙发上，坐在沙发椅和有天盖的卧榻上来回晃着，思念着德国。马利广场上大宅里的光线昏暗朦胧，仿佛一种海底的光线，曾祖母或许想到过这异国他乡、彼得堡城，整个俄国不过是一个深沉的、朦胧的梦，她不久便会从中苏醒。
我曾祖父却跑遍全国给俄国人建炼钢炉，他建起立式焙烧炉、煅烧炉、火焰炉、反射炉还有利弗莫尔炉。他长期滞留在外，给我曾祖母写信，每当这些书信寄到时，曾祖母就把窗户上厚重的红天鹅绒窗帘稍稍朝边上拉拉，在一道狭窄的日光缝隙中读起信来：我要给你讲讲，我们在这儿正在建造的哈森克勒费尔炉是由几个马弗炉组成的，这几个马弗炉由垂直管道连接起来并通过炉箅火焰增温——你回想一下我在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国最北部与丹麦接壤的州。布洛梅荒野建造的那座坩埚炉，就是你当时特别喜欢的那座——这么一来哈森克勒费尔炉上的矿石启动后就装进最上面一个马弗炉，还有……读这些来信把我曾祖母搞得筋疲力尽，她已经回忆不起布洛梅荒野上的那座坩埚炉，但是能回忆起布洛梅荒野来，回忆起那里的牧场和平川，回忆起田野上的草垛子还有夏日苹果酒那甜甜的、淡淡的口感。她再度使房间沉陷进朦胧的光线中，疲惫地躺在一张沙发上，喃喃自语：“布洛梅荒野，布洛梅荒野。”这听上去像是一首童谣，像是一支催眠曲，听上去美妙动人。
这几年除了外国商人和他们的家眷外，在彼得堡瓦西里岛上还居住着许多俄国艺术家和学者，这些人少不了对那个德国女人、那个美人、那个浅黄色头发的冰清玉洁样儿的人有所耳闻，说是她就住在马利广场的顶端，几乎总是形单影只地待在屋里，就跟大海一般神秘、柔媚和沉静。艺术家和学者前来登门拜访，曾祖母用纤细无力的手指示意他们进来，她寡言少语，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在忧郁的眼睑下慵懒地、像是在梦中观望着。艺术家和学者在厚软的沙发和沙发椅上落座，深深陷进深色厚实的靠背、坐垫织物当中，女仆端上肉桂红茶还有越橘果子酱和黑梅果子酱，曾祖母在俄式铜暖壶上焐着自己冰凉的双手，疲倦得都无力打发走那些艺术家和学者。他们就这么待着，注视着我曾祖母，曾祖母连同朦胧的光线熔化成了某种忧伤的、美丽的、异乎寻常的东西，而正因为忧伤、美丽和异乎寻常是俄罗斯魂灵的精髓，艺术家和学者迷恋上了我曾祖母，我曾祖母由着他们去倾慕她。
我曾祖父长期在外，所以我曾祖母长期由着人去爱她。这事她做得小心翼翼、细心周密，几乎没出过差错。她在俄式铜暖壶上焐着自己冰凉的双手，在她一个个倾慕者炽热的心头焐着她那冰冷发抖的灵魂，她学会了从那种陌生温柔的语言中听出这样的话来：“你这所有桦树中最娇嫩的一株。”她在一线狭窄的日光缝隙中阅读那些有关熔炼炉、德维尔式炉、烘焙炉的来信并在壁炉里把它们统统烧掉，她任由别人去倾慕她，夜来入睡前独自哼唱着布洛梅荒野的歌曲，要是她那些倾慕者探询地注视着她，她就含笑不语。
曾祖父答应很快就回来，很快就和她返回德国，然而他没来。
第一、第二、第三个彼得堡的冬天过去，曾祖父还总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忙着建炼钢炉，而我曾祖母还总在等待着她能回到故乡、回到德国。她给他往泰加写信，他回信说很快就到，只须再走一趟，就最后一趟——然后就，然后就，他答应他们就启程。
他回来的晚上，曾祖母坐在她卧室镜子前梳理她淡黄色的头发，镜子前一个小盒里放着她的倾慕者的礼物。有格里高利送的胸针；尼基塔送的戒指；阿烈克赛的珍珠和丝绒带；耶梅利安的鬈发；米夏尔和伊佳的一些挂在项链上的小饰盒、护身符和银头饰。小盒里还有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的那只红珊瑚手镯，手镯上六百七十五颗小珊瑚串在一条丝线上，咄咄逼人地闪耀着红光。曾祖母把梳子搁在怀里，极为舒缓地合上眼。她重新睁开眼睛，从小盒里取出红珊瑚手镯系在左手腕上，她的肌肤白皙。
这天晚上，她三年来第一次和我曾祖父就餐。曾祖父用俄语侃侃而谈，含笑端详着曾祖母，曾祖母双手合十放在膝间微笑相迎。曾祖父谈论着草原，谈论着荒野，谈论着俄罗斯的白夜，他大谈炼钢炉，还叫出它们的德文名称，后来我曾祖母点了点头，似乎全明白了。曾祖父用俄语说他还得再去一趟符拉迪沃斯托克，他边说边用手抓着吃派美尼，拿手揩去嘴上的油，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是最后一站，然后是打道回府的时候了，回德国，或者她还要在这儿待下去？
曾祖母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她听懂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词，于是她把双手放在桌上，那只珊瑚手镯在白皙的左手腕上咄咄逼人地闪耀着红光。
曾祖父盯着那只珊瑚手镯，把剩下的派美尼放回盘中，在亚麻布餐巾上擦干净手，示意女仆出去，他用德语说：“这是什么？”
曾祖母说：“手镯。”
曾祖父说：“从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如果允许我问的话？”
曾祖母非常轻柔地说：“求之不得，你早就该问了。这是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的礼物。”
曾祖父又把女仆叫进来，派她到他朋友伊萨克·巴鲁夫那儿。伊萨克·巴鲁夫来了，他躬腰驼背，一副萎靡不振、糊里糊涂的样子。都大半夜了，他还一个劲儿地抹着自己尚未梳理的头发，我曾祖父与伊萨克·巴鲁夫商量着，激动地在屋里到处乱窜，伊萨克·巴鲁夫徒劳地说着些宽慰人的话，一些令我曾祖母想起她那些倾慕者的话。曾祖母疲惫不堪地躺倒在那些柔软的沙发椅中的一把上面，把冰凉的双手放在俄式铜暖壶上。曾祖父和伊萨克·巴鲁夫说着俄语，曾祖母除了证人和彼得洛夫斯基公园外没再听懂些什么，女仆拿着一封信被支遣出去，钻进夜幕之中。天蒙蒙亮时，曾祖父和伊萨克·巴鲁夫就离开了宅子，曾祖母在柔软的沙发上睡着了，腕上戴着红珊瑚手镯的纤纤细手黯然无光地从扶手上垂坠下来，房间昏暗寂静得就像海底。
将近中午，伊萨克·巴鲁夫回来了，在行以繁多的屈膝礼和致哀之余告诉曾祖母，曾祖父在早上八点钟已经去世，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在彼得洛夫斯基公园的小丘上一枪打在他心脏正中。
曾祖母等了七个月，于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在革命爆发的最初几天，生下了我祖母并收拾起她的箱子返回德国。据说她到柏林那趟列车是离开彼得堡的最后一趟，赶在了铁路工人罢工以及俄国与国外交通中断之前。当所有的车门关闭、火车头将滚滚白烟吐进冬日的天空时，在远远的站台尽头出现了伊萨克·巴鲁夫躬腰驼背的身影，我曾祖母看见他过来，命令列车员等着，就这样，伊萨克·巴鲁夫在最后一秒钟爬上了德国列车。在前往柏林的漫长旅途中，他陪伴着曾祖母，拎着她的箱子、帽盒还有手提包，不失时机地一而再、再而三向她保证他终生的感激之情。我曾祖母宽解地含笑注视着他，并不发话，她左手腕上戴着那只红珊瑚手镯，柳条筐中我那小不点儿祖母比之于我曾祖父来，在那时候就已经长得更像尼古拉·塞尔格耶维奇。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看治疗医师就搭上了那只红珊瑚手镯还有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长我十岁，长得像条鱼。他长着鱼肚白的眼睛、鱼肚白的皮肤，像条死鱼。他整天就躺在床上，冷漠加沉默，感觉糟透了。他懒散地躺在床上，真要是发出声来，就这么一句：“我对自己没兴趣。”这就是我想要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