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毫不暴力”的阿姆拉姆气急败坏地大吼起来，威胁我休想再见到儿子。可惜，我当时没有拍下他那副尊样——张着“血盆大嘴”，嘴里脏得就像条臭阴沟。为了激怒他，我仍然保持微笑，并摆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我保证再也不会那样做了——好像第二天，我还会去公园再推倒一个五岁大的丫头似的。

紧接着的下一次，从游乐园接回罗伊基后，我直奔主题，主动提起他姥姥。我是可以等，让他自己提出来，但对于这种事，孩子们总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想到说出来，而我没有那个时间。“我们上次说了以后，”我说，“姥姥来带过你吗？”

罗伊基一边舔着我给他买的西瓜雪糕，一边摇了摇头。“要是姥姥再那样做的话，”他问，“你会打她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真想回答会的，但我不能图一时之快而不顾后果。要是他们真的让我再也见不到儿子了，那我将会生不如死。“我想——很想，”我对他说，“我真的很想打她，狠狠地打她。不仅是姥姥，任何伤害你的人，我都想打他。”

“就像打冰淇淋公园里的那个女孩一样？”他扑闪着眼睛问。

“就像打冰淇淋公园里的那个女孩一样，”我点头道，“但是，妈妈不喜欢爸爸打人。要是爸爸打了姥姥或其他人，他们就再也不会让我陪你玩了。我们就再也不能做我们一块做的所有事情了。你明白吗？”

罗伊基没有回答。他的雪糕滴到了裤子上，但他任由那滴雪糕慢慢地融化，等着我帮他擦掉。不过，我并未那么做。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说：“一个人被关在房间里的感觉很不好受。”

“我知道，”我对他说，“可是无能为力。只有你才能让这种事不再发生。不过，爸爸会教你怎么做的。”

我向罗伊基详细地做了一番解释：要是姥姥再关他，他该怎么做；他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撞墙，以便在脑袋上留下一个醒目的淤青而不伤到自己。

“那样做会疼吗？”他问。

我实话实说，告诉他会的。和谢妮不同，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骗孩子的。还没离婚那会儿，我们有一次带罗伊基去接种疫苗。一路上，谢妮不停地唠叨着“叮咬”、“蜜蜂”和“对好孩子的特别奖励”之类的鬼话，企图糊弄罗伊基，直到我打断了她。我说：“等会儿，一位小姐会用针筒给你注射。你会感到很疼，但我们没有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我们不得不承受。”罗伊基那时才两岁，但他用充满灵气的眼睛盯着我，理解了我的话。看得出来，走进注射室时，他非常害怕。但他没有哭闹，也没有夺门而逃，表现得像个小男子汉。

我们仔细琢磨了计划的每一个步骤，并重温了他要对谢妮说的话：他是怎么惹姥姥生气的，姥姥又是怎么把他重重地推到墙上的。简而言之，他的淤青是怎么来的。

“那样做会疼吗？”最后，他又问了这个问题。

“会的，”我回答，“但只有这一次。从此以后，她就不会——再也不会把你一个人关在那个房间里了。”

罗伊基沉默了，他在思考。雪糕已经吃完了，他在舔小木棍。“妈妈不会说那是我编出来的吧？”

我摸着他的额头，回答：“要是你的脑袋上有个足够大的淤青，她就不会那么说了。”然后，我们把车开回停车场。罗伊基掌控方向盘，我踩油门和刹车——团队合作。我还教了他怎么按喇叭，他非常喜欢。他不停地按啊，按啊，直到停车场管理员走过来，叫我们停下。那是个值夜班的阿拉伯老头。“啊呀，”我眨了眨眼睛，递过去一张二十块钱的钞票，说，“孩子在玩。等他再玩一会儿，我们就走。”阿拉伯老头什么也没说，收下钱，回到了亭子里。

“那个人想干吗？”罗伊基问。

“不干吗，”我回答，“只是过来问一下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那我可以继续按喇叭了？”

“当然啦，宝贝，”我亲了一下他，回答，“随便按，不停地按，按到你不想按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