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想让我杀了她。他还很小，尚不会确切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我完全清楚他的意思。“我想让爸爸打她一顿。”他说。

“把她打哭？”我问。

“不，”他摇了摇小脑袋，回答，“要更重一点。”

我儿子并非暴力分子。他还没到四岁半，以前从未叫我打过谁；也不像有些孩子那样，老是吵着要各种不需要的东西，比如冰淇淋或多拉系列的背包。只有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某样东西，他才会提出要求。在这点上，他很像他爸。

要是可以指责的话，那我会说，他一点也不像他妈。还没离婚那会儿，他妈经常哭哭啼啼地跑进家，对我说她在高速公路上被人骂了，或在店里被人宰了。每当那时，我都会叫她从三四个不同的角度详细回顾发生的事情，问她一些问题，并跟她讨论，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是，显然错在她身上——开车的那个人完全有理由骂她，而店里的那个人只是在账单上加入了消费税。

但是，我的小罗伊基并不像她。所以，要是他叫他爸把那人狠狠地打一顿，我就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她怎么你了？”我问，“打你了？”

“不是，”罗伊基回答，“每次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就会来带我。她会用钥匙把门反锁，把我关在我的房间里，里面黑乎乎的。就算我哭了，就算我保证会乖乖的，她也不开门。”

我紧紧地抱住他。“不要怕，”我对他说，“爸爸不会让姥姥再那样对你了。”

“你会狠狠地打她一顿吗？”他哭着问我。

看到儿子哭泣的模样，真是令人心碎，尤其在你离婚以后。我一冲动，真想回答会的，并向他做出保证，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什么也没说。我对此非常谨慎，因为向孩子承诺了什么，就必须做到，否则绝对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给他们留下终身的创伤。于是，我马上转移话题，对他说：“你想去爸爸单位的停车场玩吗？我把你抱到腿上，然后我们一块开车，就像团队合作那样，好吗？”

提到“团队合作”，罗伊基兴奋得眼睛一亮。因为还噙着泪水，那双眼睛显得格外水灵。我们像我说的那样——他掌控方向盘，我踩油门和刹车，在停车场开了半小时左右的车。我甚至还让他换挡了——倒挡时，他笑得最开心。孩子的笑声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我提前十五分钟就把罗伊基送了回去。我知道他们一直都想挑我的刺，所以我对孩子的事格外小心。在进电梯之前，我把罗伊基全身上下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两遍，确保他看上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然后，我又对着大厅的镜子，匆匆打量了一下自己。

“你们去哪了？”没等我们进门，谢妮就劈头盖脸地问道。“去‘金宝贝’游乐园了，”罗伊基根据我们事先说好的回答，“我们在那里跟小朋友们一起玩。”

“希望爸爸这次很有礼貌，”谢妮嘲弄地说，“没有推倒小朋友。”

“爸爸没有推人！”我说。我的口气明确告诉她，她在孩子面前对我的嘲弄，让我感到很不高兴。

“他没有推人，”罗伊基说，“我们玩得开心极了！”

就在刚才，从游乐园回来后，他还哭着叫我打他姥姥一顿，但这会儿，他早就把此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就是做孩子的好处。不管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只要过上一个小时，他们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开心的事上。但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所以回到车上后，我的脑子里全是以下这个画面：罗伊基在他的小房间里拼命敲门，谢妮那个恶毒的妈就在门外，却拒不开门。我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确保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又不会使自己失去看望儿子的资格。现在，我两周才能见儿子一次，但就连这种少得可怜的见面机会，也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争取到的。

直到现在，我仍在为公园里的那次故意伤害事件付出代价。当时，一个胖丫头在吊桥处欺负了罗伊基。她使劲掐他，而我只是想把他们分开。我不过是用左手轻轻地碰了一下她，连推都算不上。结果，她撞到了金属架上。不过，她完全没事，连道伤痕也没有，就连她那个歇斯底里的妈都觉得没什么。但当罗伊基无意间跟谢妮提起这事时，她和阿姆拉姆立刻像蝗虫那样扑到了我的身上。谢妮说，要是我再当着儿子的面做出“暴力行为”，他们俩绝对会向法庭提起上诉，废除我们之前签订的协议。

“什么暴力行为？”我对她说，“我们在一块的五年里，我打过你一次吗？”在这点上，她知道自己理屈词穷。她做了无数讨打的事，但我始终保持着克制，从未动过她一根汗毛。换做别的男人，早就把她踹得躺进以契诺夫医院的急救室了。而我，是永远都不会打女人的。这时，阿姆拉姆突然半路杀了出来。“就是此时此刻，你表现得都像个暴力分子，”他冲我脱口而出道，“你——你的眼神非常疯狂。”

“这不叫疯狂，”我笑着对他说，“而是人性的体现，是我们所说的感情。你不能因为自己毫无感情，就认为它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