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领着我走进电梯，我们来到一个看上去满满当当的大卖场，里边尽是一排排衣服，他给我买了一件外套，那颜色就像眼下的天色一样阴沉，看着很蓬松，就像塞了许多泡沫材料。这衣服如此宽大，差不多能裹住两个我。

“冬天快到了，”他说，“这里气候冷得像是在冰箱里一样，所以你需要一件保暖的衣服。”

“谢谢你。”

“打折甩卖时买东西最划算。有时赶上大甩卖，你买到的东西要比平时便宜一半。这也是美国奇观之一。”

“eziokwu？”我说完马上用英语跟上，“真的吗？”

“我们在购物中心里逛一圈吧。还有其他一些美国好东西可看。”

我们走着，浏览那些卖衣服、卖工具、卖碟、卖书和卖电话机的店铺，一直走得我脚底作痛。

我们离开前，他带我去了麦当劳，这家店位于购物中心后面不远的地方，黄红两色的“m”招牌奇大无比，就像停在进口处的一辆汽车。我丈夫不用看悬在上方的菜单就点了两份二号套餐。

“我们可以回家吃，我来做饭。”我说。阿巴婶婶曾对我说过：“别让你丈夫经常在外面吃饭，那会把他推到会做菜的女人怀里。你得看紧丈夫，就像看紧珍珠鸡的蛋。”

“我喜欢过段时间出来尝尝这个。”他说。他用两只手抓起汉堡专注地大嚼起来，那副皱着眉头、绷紧下巴的样子，让我觉得更陌生了。

因为上回是在外面用餐，所以星期一我做了椰子米饭。我还想做一碗胡椒汤，阿巴婶婶说过这是能够柔化男人心的食物。可我要做汤的佐料被海关没收了，只能做成没有胡椒的胡椒汤。我在街上牙买加人开的店里买了椰子，由于没有粗齿木锉，只好用一个小时把它切成碎末，然后把切成碎末的椰子用热水浸出汁液。我刚做完饭，他就回家了。他穿着一件像是制服的蓝上衣，看上去像女孩子的款式，他把上衣系进腰部紧束的蓝裤子里。

“nno，”我说，“你工作顺利吗？”

“你在家里也得说英语，宝贝儿。这样你才能习惯说英语。”他的嘴唇在我脸颊上刷了一下，这时门铃响了。是谢莉，身上裹着那件上次见过的粉红袍子。她甩动着腰间的束带。

“气味好大，”她用像是带着浓痰的嗓音说，“到处都是这味儿，整个楼里都是。你在煮什么？”

“椰子饭。”我说。

“是你们家乡的饭菜？”

“是啊。”

“闻上去真不错。问题是我们这里没有这套习惯，完全没有这套习惯。”她转向我的新婚丈夫，好像希望他认同自己的意见，可他只是笑笑。“你来看一下我的空调好吗，戴夫？”她说，“又出毛病了，可今儿实在太热了。”

“好的。”我的新婚丈夫说。

他们离开前，谢莉朝我摆摆手说：“这味儿很不错。”弄得我真想邀请她来尝尝自己的厨艺。我的新婚丈夫半小时后回来了，吃了我摆在他面前的香喷喷的米饭，甚至还咂巴着嘴唇，就像伊柯叔叔有时对阿巴婶婶为取悦他而做的好饭菜表示满意那样。可是第二天，他回家时带回来一本《贤内助：全美烹饪大全》，厚得就像一本《圣经》。

“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们家里总是一股外国饭菜味儿。”他说。

我接过烹饪书，手指抚摸着封面，那上面的图片看上去像花朵，其实大概也是食物。

“我知道你很快就能学会做美国饭菜。”他说，轻轻把我拉近他身边。这天晚上，我想着烹饪书的时候，他压在我的身上，咕噜着，喘息着。他们在给我安排婚姻时也没跟我说过这档子事——怎样在油里将牛肉煎成深褐色，怎样用面粉沾裹去皮的鸡块。我以前做牛肉都用牛肉本身的汤汁。我以前做鸡肉不会采用去皮的方式。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很高兴我丈夫早晨六点就去上班，晚上八点才回家，这样我就有时间把那些面粉没裹好的湿腻腻的鸡块扔掉，重新再做。

我第一次见到住在2d的尼娅时，还以为她像我阿巴婶婶不喜欢的那种女人。阿巴婶婶大概会觉得尼娅是个“ashawo”，一个妓女，因为她的上衣是透明的，能让人看见她那不得体的胸罩。阿巴婶婶也许还会以尼娅的口红来判定她的妓女身份，那是一种闪闪发光的橘色，还有她的眼影——跟口红是一个颜色——涂抹在她厚厚的眼皮上。

“嗨，”我下楼去邮箱取邮件时，她跟我打了个招呼，“你是戴夫的新婚太太。我一直想过来跟你认识一下。我叫尼娅。”

“谢谢。我叫奇娜扎……阿加莎。”

尼娅仔细地看着我。“你前边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那是我在尼日利亚的名字。”

“是伊博人的名字，是吗？”她的发音中“伊博”念成了“艾波”。

“是的。”

“是什么意思？”

“上帝回应祈祷。”

“很好的名字。你知道，尼娅是斯瓦希里语的名字。是我十八岁时改的。我在坦桑尼亚呆了三年。那地方真是他妈的太好玩了。”

“噢。”我说着摇摇头，她，一个美国黑人，选择了一个非洲名字，而我的丈夫却让我改成英语名字。

“老在屋子里呆着你会闷坏的，我知道戴夫下班回家很晚。”她说，“来和我一起喝杯可乐吧。”

我还犹豫着，但尼娅已经朝楼梯走去了。我跟在她后面。她的起居室简洁而雅致：一个红色的沙发，一株纤细的长着斑点的植物，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木制面具。她把倒在长玻璃杯里的加冰健怡可乐递给我，问我在美国适应得怎么样，主动提出要陪我去布鲁克林玩。

“不过得在星期一吧。”她说，“星期一我不上班。”

“你是做什么的？”

“我开了一家美发店。”

“你的头发很漂亮。”我说，她摸了摸头发说，“噢，是吗？”好像她从来没想过这回事。其实并不是她的头发漂亮，而是她头上那种蓬松的埃弗罗发式让我觉得很美，我还觉得她那有如花生荚似的肤色、那神秘而厚重的眼影、那曲线分明的臀部，也都很漂亮。她的音乐播放器的声音太响了，我们说话时不得不抬高嗓门。

“你知道吗，我姐姐是梅西百货的一个经理，”她说，“他们正在招聘整个楼层的女性用品部的营销人员，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推荐一下，你肯定会被雇用的。她还欠我一个人情。”

我的意识中有什么东西突然蹿动了一下，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新想法，就是挣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的。

“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工作许可。”我说。

“戴夫为你申请了吗？”

“申请了。”

“那很快就会搞定的，起码在冬天之前你就能拿到工作许可了。我有个从海地来的朋友也是刚刚拿到。等你这边的事儿弄好了，就跟我说一声。”

“谢谢你。”我真想抱一下尼娅，“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把尼娅说的事儿告诉了我的新婚丈夫。他由于工作时间太长，累得眼睛都凹陷了，他问：“尼娅？”好像不知道我说的是谁，不过他马上说：“她还行，可你得小心，因为她没准会给你带来坏影响。”

现在，尼娅下班后就来我这里转转，喝着她自己买的健怡可乐，看着我做饭做菜。因为她想抽烟，我把空调关掉打开窗子，热气一下子扑了进来。她聊起她美发沙龙里的女人和男人。她每天的聊天中都时不时会带出一些“阴蒂”这类名词，或是“操”这样的动词。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微笑时拉开完美的嘴角，露出整整齐齐的牙齿。她总是在我丈夫到家前离开。

冬天朝我悄然袭来。一天早上，我走出公寓楼时不禁喘不过气来，好像上帝把撕碎了的白色纸片洒向了人间。我站在那儿凝视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雪，看着雪花飞旋，看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回房间。我把厨房地板又擦了一遍，还剪了一些从信箱里拿来的“关键食品”超市的优惠券，然后就坐在窗前，望着上帝洒落的纸片越来越多，越来越疯狂。冬天来了，而我仍然没得到工作。晚上我丈夫回家时，我把炸薯条和炸鸡块搁到他面前，说：“我还以为我现在已经有工作许可了。”

他吃了几条油炸土豆条才回答我。我们现在只用英语说话，他不知道我在做饭时，自言自语说的还是伊博语，我还教了尼娅用伊博语说“我饿了”，“明天见”。

“我以前娶的那个美国女人还在借着绿卡的事情给我找麻烦。”他说着慢条斯理地将鸡块撕成两半。他的眼睛下方有了眼袋。“我在尼日利亚娶你的时候，我们的离婚手续还没有完全办妥。只是一些小事情，可她揪住不放，现在她威胁我要到移民局去告我。她想要更多的钱。”

“你以前结过婚？”我的手指绞到了一起，因为它们开始颤抖起来。

“你可以把那个递给我吗？”他指着我先前做好的柠檬汁问。

“那个水壶？”

“水罐。美国人叫水罐，不叫水壶。”

我把水壶（水罐）推过去。我脑瓜里的液体砰砰地晃动着，耳朵里满是这种声音。“你以前结过婚？”

“只是一张纸嘛。这里许多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一门生意。你付钱给一个女人，你们两个就是纸面上的夫妻了，但有时也会出错儿，或者是她不肯离婚了，或者是她想勒索你。”

我把一叠打折优惠券拉过来，然后对折撕开，一张接一张地撕着。“奥福德尔，你该早些把这事儿告诉我的。”

他耸耸肩。“我当时是打算要告诉你的。”

“我们结婚前我有权知道这件事。”我慢慢地倒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好像我不这样椅子就会裂开似的。

“这有什么区别吗？你叔叔和婶婶决定的事儿。难道你想对你父母去世后就一直在照顾你的人说不？”

我默默地看着他，手里的优惠券越撕越碎，印有洗涤剂、餐盒和纸巾图片的碎屑掉落在地板上。

“再说，回老家时，什么事情都是乱哄哄的，你还能怎么样？”他问。“街上有硕士学位的人还不都在游荡，没有工作？”他的声音平板单调。

“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我问。

“我想要一个尼日利亚妻子，我母亲说你是个好女孩，很文静的。她说你甚至可能是个处女呢。”他微笑着。他微笑的时候显得更疲倦了。“我也许得告诉她，她其实弄错了。”

我把更多的优惠券扔到了地板上，我的两手紧握在一起，指甲抠进了皮肤里。

“我看到你的照片时非常高兴。”他说着咂巴一下嘴唇，“你的肤色很浅。我一直希望我的孩子会有浅一些的肤色。浅肤色黑人在美国很吃香。”

我看着他继续吃脆皮鸡，我注意到他没等嘴里嚼完就去喝水了。

那天晚上，趁他淋浴的时候，我把那些不是他给我买的衣服（只有两件绣花长袍和一件系带长袖衣服，都是阿巴婶婶淘汰不要的）塞进我在尼日利亚买的塑料箱子，走到尼娅那儿去了。

尼娅给我沏了茶，里面加了牛奶和糖，跟我一起坐在那张配有三个凳子的圆形餐桌旁。

“我家里没人可以商量这事儿。”我说，一边凝视着墙上那个木制面具的梨形脸庞。面具上空洞的眼睛也对着我。

“你婶婶怎么样？”尼娅问。

我摇摇头。你离开了你的丈夫？阿巴婶婶会惊怪地说。你疯了吗？你怎么能把珍珠鸡蛋给丢了呢？你知道有多少女人宁愿丢了两只眼睛也想嫁一个美国医生吗？还有什么样的丈夫能比得上这个？而伊柯叔叔会责骂我忘恩负义，骂我愚蠢，他的拳头和脸都绷得紧紧的，然后就摔电话。

“他本该把结过婚的事情告诉你，可是，奇娜扎，那毕竟不是真正的婚姻。”尼娅说，“我看到有本书上说，我们不能坠入情海，我们得驾驭爱欲。也许，如果你给他点时间——”

“这不是一回事。”

“我知道。”尼娅叹了口气，“在这儿你他妈的应该乐观些。你在家里时谈过恋爱吗？”

“有过一次，可他太年轻，再说也没钱。”

“他妈的太糟了。”

我晃着杯里并不需要晃动的茶水。“我不知道我丈夫为什么非要在尼日利亚找老婆。”

“你从来没叫过他的名字，你从来不叫他戴夫。是由于习俗上的原因？”

“不是。”我低头看着桌上防水纤维做的茶杯垫。我想说这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不认识他。

“你见过他以前结婚的那个女人吗？你认识他的女朋友吗？”我问。

尼娅的目光转了开去。这种转过脑袋的戏剧性动作已经表明了某种意思，想要说出来的意思，有许多意思。一阵沉默笼罩在我们两人之间。

“尼娅？”我出声发问。

“我和他干过，差不多是两年前，他刚搬来时，我和他干过，不过一个星期后就结束了。我们从来没有约会过。我也从来没见过他跟别人约会。”

“噢。”我说着，啜了一口加奶和糖的茶水。

“我必须对你坦诚相待，把一切都和盘托出。”

“这就好。”我说着站起来，向窗外望去。窗外的世界似乎已僵化成一片死寂的白色。人行道上的积雪足有一个六岁孩子那么高了。

“你可以等到自己拿到绿卡后再离开，”尼娅说，“趁他妈的还跟他厮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申请保险金，以后可以自己找份工作，另找个住处，自己养活自己，一切从头来过。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就是操他妈的美国。”

尼娅走过来和我一起站在窗前。她说得没错，我还不能离开。第二天晚上，我穿过走廊回到他那儿。我按了门铃，他开了门，站在一边，让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