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婚丈夫从出租车里提出箱子，在前面带路，沿着甬道朝那幢褐砂石建筑走去，走过一段鹅卵石台阶，走进空气混浊的门厅（门厅里的地毯都卷了边），在房号为2b的那扇门前停下了。门上微黄色的金属房号牌钉得不太平整。

“我们到了。”他说。他对我说起我们的家，是用“房子”这个词。我曾设想那儿有一条平整的车道蜿蜒而入，两边是黄瓜色的草坪，进门是门厅，墙上挂着庄重的油画。就像尼日利亚电视里周末晚上播放的美国新婚家庭居住的那种房子。

他拧亮起居室的灯，起居室中间的长沙发摆得有些歪斜，好像是随意扔在那个地方似的。屋子里很热，空气里有一股浓重的霉臭味。

“我带你四处看看。”他说。

小卧室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光秃秃的垫子。大卧室里有一张床、一个梳妆台，电话机搁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两间卧室都显得逼仄，好像四面墙壁彼此都感到别扭，真有些狭路相逢的意思。

“现在你来了，我们就可以多添置些家具了。我一个人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家具。”他说。

“好的。”我说。我觉得有些头晕。从拉各斯到纽约，十个小时的飞行，再加上在美国海关开箱查验前没完没了的等候，搞得我脑袋晕晕乎乎的，像是塞满了棉花。那个海关人员翻检着我那些食品，像是见了蜘蛛似的，她戴着手套的指头捏着装在防水袋里的葫芦籽、苦树叶和非洲胡椒籽，最后她把那包非洲胡椒籽拽了出去。她怕我会在美国的土地上栽种这玩意儿。这些种子虽经太阳暴晒了几个星期就像自行车头盔那般坚硬，可仍能生根发芽。

“我累了。”我说着把手提包撂在卧室地上。

“是啊，我也累了。”他说，“我们应该上床休息了。”

床单很柔软，我的身子紧紧蜷成一团，就像伊柯叔叔听说我没有如其所望尽到妻子本分而恼怒地攥紧的拳头。当我听到新婚丈夫有规律的鼾声响起时，身体放松了片刻。他的胸膛里发出深沉的隆隆声，接着响起一声高音，就像一声淫荡的口哨。他们在安排你的婚姻时根本没有警告过这类事情，没有提到这恼人的鼾声，也没有提到这些无法放置家具的房间。

我的新婚丈夫把他沉重的身子压到了我身上，这时我被弄醒了。他的胸部几乎碾平了我的胸脯。

“早上好。”我说着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他咕噜着，那声音也许是对我问候早安的回答，也许是他行事的习惯招数。他抬起身，使劲拽我卷到腰上的睡袍。

“等等——”我说，自己把睡袍脱了下来，这样或许就显得不那么匆忙。但他把嘴唇贴到了我的嘴上。他们安排我的婚姻时还忘了提起一件事——隔夜的嘴巴冷冰冰潮腻腻的，就像嚼过头的口香糖，那气味闻上去有如奥吉贝特市场的垃圾桶。他身子一动起来，呼吸就变得急促了，好像他的鼻孔太小不够空气流通似的。他最后完事时，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我身上，甚至包括那两条腿。我一动不动，直到他翻身下床，走进浴室。我套上了睡袍，那长度刚好盖过屁股。

“早上好，宝贝儿。”他回到房间时说。他把电话机递给我。“我们得给你的叔叔婶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平安到达了。只能说几分钟，电话打到尼日利亚差不多是一分钟一美元。拨011，再拨234，然后拨他们家的号码。”

“这就行了？”

“是啊，先拨国际代号，再拨尼日利亚的号码。”

“噢。”我说着拨了十四位号码。我的两腿之间又粘又痒。

电话线里传出静电噼啪作响的声音，那声音穿越大西洋而去。我知道伊柯叔叔和阿巴婶婶会用温和的声音和我说话，他们会问我吃了什么，美国天气如何。可我的任何回答都不会让他们记在心里，他们问你什么只不过是问问你。伊柯叔叔也许会对着电话微笑，当他告诉我给我找到一个完美的丈夫时，当“超级鹰”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赢得足球比赛金牌时，他脸上也浮现出那样的微笑。

“美国的医生呢。”他笑容满面地这样说，“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吗？奥福迪尔的母亲正在为他物色妻子，她很担心他会找个美国人。他已经离家十一年了。我把你的照片给了他母亲，却一时没有得到回音，我还以为他们找了别的人家了。可是……”伊柯叔叔把自己的嗓音一点点压下去，让脸上的笑容一点点绽放开来。

“好的，叔叔。”

“他会在六月初回家，”阿巴婶婶说，“你们结婚前会有许多时间去了解对方。”

“是的，婶婶。”许多时间是两个星期。

“我们还有什么没为你做到呢？我们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成人，现在，我们又为你找了个好丈夫！一个美国的医生！这好比我为你中了一个大奖！”阿巴婶婶说。她的下颏上有几根稀疏的毛发，她说话时就扯着其中的一根。

我为所有的事情感谢他们——为我找到一个丈夫，把我带进他们家里，每两年为我买一双新鞋。这是我唯一能够避免被说成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的办法。我不能提醒他们的是，我为了上大学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参加联合招生委员会的考试，在我读中学期间，我在阿巴婶婶的面包店里卖出的面包，比恩努古所有其他的面包店都要多，而家里的家具和地板擦得锃亮，也完全是因为我。

“打通了吗？”我的新婚丈夫问。

“占线。”我说。我把目光挪开去，以免他看见我脸上释然的表情。

“是忙音。美国人都叫忙音，不是占线。”他说，“过会儿再打。我们吃早饭吧。”

他从一个浅黄色袋子里拿出薄煎饼来解冻。我留神看他在白色的微波炉上揿了哪个按钮，用心记下这一切。

“烧一些开水泡茶。”他说。

“需要加奶粉吗？”我问，一边把茶壶拿到水槽上。水槽两边积着棕褐色的污垢，好像剥落的棕色油漆。

“美国人喝茶不加奶和糖。”

“是这样吗？那你喝茶也不加奶和糖？”

“不加，我早已经习惯这一套了，你也会习惯的，宝贝儿。”

我在自己那块软塌塌的薄煎饼前边坐下——比家里的那种有嚼头的饼薄多了——寡淡无味的茶也让人难以下咽。门铃响了，他站起来。他走路时两只手会甩到后背上，我之前没注意到过，我根本没时间去注意这些。

“我昨天晚上听到你们回来了。”门口说话的声音是个美国人，语速很快，彼此聊上了。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伊菲姨妈会这样说，快，就是快。“等你回家探亲时，你说话就会叽里咕噜地像个美国人了。”她这么说。

“嗨，谢莉。谢谢你帮我保管邮件。”他说。

“没事儿。你的婚礼怎样？你太太在吗？”

“在，进来打个招呼吧。”

一个铁灰色头发的女人走进了起居室。她身上穿着粉红色长袍，腰间的束带打了一个结。从她脸上的皱纹来看，年龄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岁之间，可我见过的白人不多，所以猜不准人家的岁数。

“我叫谢莉，住在3a室。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着和我握了握手。她鼻子里发出像是伤风感冒的声音。

“欢迎你来。”我说。

谢莉停顿了一下，好像有点诧异。“噢，我得让你们继续用早餐，”她说，“等你们安顿好以后，我再下来看你们。”

谢莉很快就出去了。我的新婚丈夫去关上门。餐桌的一条腿有点短，桌子搁不平，像跷跷板，他靠在桌上说：“你应该说‘嗨’，而不是‘欢迎你来。’”

“她好像不是我同辈的人。”

“这儿不讲究这个。所有的人打招呼都是‘嗨’。”

“知道了。”

“顺便说一声，我在这里不叫奥福迪尔。我叫戴夫。”他说，一边低下目光看着谢莉交给他的一叠信。好几封信的信封地址栏上都写了几行字，好像寄信人封好信后才想起要加几句什么话。

“戴夫？”我知道他没有英语名字。我们的婚礼请柬上标明的是：奥福迪尔·埃美卡·乌丹瓦和奇娜查·阿加莎·奥卡福。

“我在这儿的姓氏也和尼日利亚的不一样。美国人要记住乌丹瓦很难，所以我改了。”

“叫什么？”几个星期前，我还在努力适应乌丹瓦这个姓氏。

“叫贝尔。”

“贝尔！”我曾听说叫华图卢查的到美国后改成了华图卢，叫奇克卢果的改成了对美国人来说更具亲和力的奇克尔，可是怎么把乌丹瓦改成了贝尔？“这个姓氏跟乌丹瓦根本就沾不上边啊。”我说。

他站起来。“你不理解在这个国家里是怎么做事的。如果你想尽可能跻身主流社会，你就得这么做。如果你不想，你就会被边缘化。你在这里必须用一个英文名字。”

“我从来没有用过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只是写在出生证明上的几个单词。我有生以来只叫奇娜查·奥卡福。”

“你会慢慢习惯的，宝贝儿，”他说着伸手抚摸着我的脸颊，“你会明白的。”

第二天，他为我填写了社会保险申请表，在姓名一栏里，他填上了阿加莎·贝尔。

我们这个社区叫弗莱布斯，这是我新婚丈夫带着我汗渍渍地走在闷热嘈杂的街上时告诉我的，那条街上的气息闻着有一股冻鱼味儿，像是在冰箱里搁得太久的冻鱼。他要教会我如何采购日用品，如何乘坐公交车。

“朝着四周看，不要总是低垂着眼睛。朝四周看。你很快就会习惯这样。”他说。

我让脑袋左一下右一下地转动着，以向他表明我是遵照他的指示在做了。餐馆阴暗的窗子上用印刷体歪歪扭扭地写着地中海与美国绝佳美味，街对面有一家洗车店，“三块五洗一次”的广告用粉笔写在靠在一堆可乐罐和纸屑的黑板上。人行道边上到处是豁口，活像被老鼠啃过似的。

在装有空调的公交车里，他告诉我往哪儿投币，怎样按车壁上的按钮表明自己到站了。

“这里不像尼日利亚，你可以冲着售票员大喊大叫。”他用嘲讽的口吻说，好像他生来就是优越的美国人。

在“关键食品”超市里，我们从一条通道慢慢走到另一条通道。我留意着他把一块包装牛排放进购物车。我真想摸一下那块肉，看看肉的颜色，就像我以前常在奥格贝特市场做的那样，在那儿，屠夫甩给你一块新宰切的肉，嗡嗡叫的苍蝇便围了上来。

“我们能不能买这种饼干？”我问。那种蓝色包装的伯顿多料茶饼干看上去有些眼熟，我不是想吃饼干，只是想往购物车里搁进一些熟悉的东西。

“这叫寇克饼，美国人把饼干叫做寇克饼。”他说。

我伸手拿了那包饼干（寇克饼）。

“这是商店自营品牌，比较便宜，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他指着另一种白色包装饼干说。

“好吧。”我说。我不想要饼干了，但我还是把商店自营品牌饼干放进了购物车，一边盯着架上蓝色包装的饼干看，那上面是绘有谷物图案的熟悉的伯顿商标，一直看到我们离开这条通道。

“等我当上了主治医生，我们就可以不必买商店自营品牌的东西了，但是现在，我们还得节俭点，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看上去便宜，但加起来花费也不少。”他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升坐诊医生？”

“这里叫主治医生，是内科主治大夫。”

婚姻的安排人只告诉你医生在美国是挣大钱的行当。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当上挣大钱的正式医生之前，他们还得经历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阶段，而你的新婚丈夫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我的新婚丈夫曾在飞机上向我解释过这事儿，当时我们刚从拉各斯起飞，他趁着还没有睡过去时对我说了这番话。

“实习医生年薪是二万八千美元，但一周要工作八十小时，就是一小时三美元。”他说，“你能相信吗？一小时三美元。”

我不知道一小时三美元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了——我倾向于认为这收入相当不错——直到他告诉我说，一个高中生的兼职打工都比这挣得多，我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等我当上主治医生后，我们就不必再住这种地方了。”我的新婚丈夫说。他停下来把购物车退后一步，让一个购物车上有孩子的女人过去。“你看见那些购物车过不去的路障了吗？高档社区的超市里是没有这玩意儿的。你能把购物车一直推到自己的汽车旁边。”

“噢。”我应道。不过，能不能把购物车推到自己车旁有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这些是好用的购物车。

“瞧，店里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从国外来的，他们在这儿的行为举止，还跟以前在自己国内一样。”他朝那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那女人说的是西班牙语。“除非你在美国改变自己，否则永远都不会有前途。他们命中注定只能在超市打工。”

我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表示我在听他说话。我想起恩努古的露天市场，你走进那种镀锌铁皮的小棚子，摊贩们嘴巴都甜极了，他们一天到晚都在跟人讨价还价，多加一分钱都是好的。如果有塑料袋，他们把你购买的东西用塑料袋包好，如果没有塑料袋了，他们会笑着给你裹上一张旧报纸。

我的新婚丈夫带我去购物中心，他要趁星期一上班之前尽可能多教我一些事情。他的汽车行驶中会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好像里面许多部件都松动了——那动静很像在摇晃一个装满铁钉的罐子。车子在红绿灯前停下后，他把车钥匙转了好几次才算把车子重新发动起来。

“等当上了主治医生，我得买一辆新车。”他说。

购物中心的步行街上，闪闪发亮的地面光滑得像冰块，天穹上微微泛动着缥缈的灯光。我感到好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人们推搡着我们，连黑人都这样，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古怪的、有如外星人的表情。

“我们得先买披萨，”他说，“这是你到美国以后必须要喜欢的一样东西。”

我们朝披萨店走去，走向一个戴着鼻环和白色高帽子的男人。

“两份意式香肠和两份腊肠的。你们这儿有组合套餐优惠吗？”我的新婚丈夫问。他跟美国人说话时，发音不一样了：“r”总是过度发音，而“t”总是发音不足。而且，他总是笑容满面，那是想要讨人喜欢的热切的笑容。

我们走进一处他称作“食廊”的地儿，坐在小圆桌旁享用披萨。一大群人围坐在圆桌旁，都把脑袋埋在盛有食物的油渍渍的纸盒里。在这样的地方吃东西，伊柯叔叔会觉得很可怕，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他甚至都不在婚礼上吃东西，除非给他提供一个隐秘之处让他独自用餐。大庭广众之下吃东西是很丢脸的事儿，是有失尊严的，而这个露天场所到处是桌子，到处是食物。

“你喜欢披萨吗？”我的新婚丈夫问。他的纸盒里已经空了。

“西红柿没煮熟啊。”

“我们国内人家煮东西都煮过头了，这样就会失去所有的营养。美国人煮东西的方法是对的。瞧他们一个个看上去多健康！”

我点点头，朝四周看看。旁边一张桌上，一个带孩子的黑人妇女朝我咧开大嘴露出笑脸。我也朝她微笑一下，又回头对付剩下的披萨，我得把胃里的东西压下去，以免呕出来。

接下来我们去了梅西百货。我的新婚丈夫领路走向一道慢慢挪动的阶梯，那玩意儿稳稳当当地移动着，可我知道自己一踏上去没准会跌跤。

“biko，他们难道就不会装个升降机吗？”我问。在国内时，在当地的政府办公楼里，至少我还坐过一回嘎吱作响的升降机，虽说那玩意儿门打开之前还晃晃悠悠的。

“说英语。你后面有人呢。”他悄声说着，把我拽向旁边珠宝闪耀的玻璃柜台，“这叫电梯，不是升降机。美国人叫电梯。”

“噢。”